与什贡仁波切的训练

数月后，我在住持所居住的小屋与他见面，那是一栋小又泥泞且满地牛粪的异常简陋屋子，那个小屋位于戴尔豪西上方。戴尔豪西是一个靠近达兰萨拉的山村，寂多寺院位于此地，那也是我落脚的地方。这位谦虚的老比丘才刚完成两个连续的三年禅修闭关。当我请求他教我时，住持欣然地答应了。他说我来的正是时候。他正要在明天开始一个三年密集的密集金刚闭关。他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当然要婉拒他的邀请。仁波切以传统佛教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安排了这一个情境让我自己去领悟真实的状况。要学习和修练这个最高阶的密法，我必些要从最基础开始学习。

我很快地把博士论文的主题换成比较适当的题目，口传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并且安排向萨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的老师那王达毅格西从最基础开始学习。格西在僧院的学位大致等同于博士学位，达毅格西的能力如同一位博学的老师，他的能力使他任职五位青少年转世喇嘛的私人教师。当时达毅格西住在一个满是苍蝇飞舞，由牛棚改建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小到只能刚好放进他的床，剩下的空间只足够容纳三个人挤坐在地板。虽然他居住的状况使我感到厌恶，我还是安顿下来学习。我也需要学习现代藏文口语。在哈佛，我只学习过古典书面藏文。

当我再次见到什贡仁波切，已是同年的六月了。戴尔豪西发生了严重霍乱和伤寒，达赖喇嘛尊者要求仁波切到此地进行马头明王灌顶法会。在修练这个强又有力的本尊法时，也加强环境卫生，帮助人们避免被传染。虽然我是少数受灌顶的西方人之一，但那时没有机会可以和仁波切私下会面。他还要到其他地方举办同样的法会，所以他很快地就离开了戴尔豪西。

我们再次碰面时，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1974年的秋天，尊者要求达毅格西到达兰萨拉新建的西藏文献与档案图书馆教授外国人佛学。萨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以译者的身分参与此教学。我询问尊者是否我也可以为图书馆提供一些诸如翻译经典的服务，尊者应许了。首先，我必须交出我的博士论文，拿到学位，然后再回到达兰萨拉。在少于一百里远新爆发的巴基斯坦边界战争让我毫不犹豫的马上出发。我回到哈佛并遵循尊者的建议，我拒绝了在大学教书的工作，这个决定使我的教授们感到震惊。数个月后，1972年9月，我搬到了达兰萨拉。

什贡仁波切刚离开前往尼泊尔，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到一些尼泊尔新建的寺院给予灌顶和口传。当他在1974年秋天回到达兰萨拉时，我的藏文终于好到可以直接与他交谈。虽然我一开始并没有领悟到，仁波切似乎知道我有成为他的译者的业力。他鼓励我常常去拜访他，并在他接见不同人时，坐在他身边这样的方式暗示我。在两个约会的空档，仁波切会和我闲聊并解释不同的字在藏文的意思，确定我了解我们交谈内容的意思。

过了一阵子，仁波切给我看一套三幅白文殊、白妙音和白度母庄严华丽的卷轴，这是司皮提人最近供奉给他的。这些本尊是仁波切从小自我发展和禅修的核心。他们分别体现了帮助他人的清澈心灵、在清楚且富创造力文学表达上有杰出的洞察力以及为了长寿又有生产力的生命所展现的生气勃勃的精力。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礼物更强化我们的关系。当我问仁波切我是否可以成为他的弟子时，他耐心地笑着我这典型西方人的一个特点，即对在再明显不过的事情还是需要用口语表达的习惯。

接着，仁波切在没有说出他正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有系统地安排训练我成为一位翻译。首先，他训练我的记忆力。不论我何时去拜访他，仁波切会出奇不意地要我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同样地，他会要求我重复我自己刚刚说的话。从1975年秋天开始我为他翻译，仁波切常常会要我将他说的话翻译回藏文，以确定我的翻译没有错误、添加或遗漏。事实上，在我担任他的翻译八年的期间，我觉得每次仁波切要我翻译回藏文时，总是在我对他所说的有所误解的时候。当我犯错时，仁波切似乎总是可以感觉到。

接下来，仁波切开始会在每个段落结束前给予五分钟的摘要，然后他会告诉我现在轮到我做摘要。他以这种方法训练我不只是翻译非常长的演讲，同时也要学习如何教课。有时候在我做结论时，仁波切会和他的弟子聊天，挑战我的专注力。一个好的老师需要做到不会因外界的杂音分心或困扰。

当仁波切为我私下授课时，他从不让我写笔记。我必须要记得所有内容，等到课后才能写下来。很快地，仁波切会在课后交代我无数的工作，所以我只能拖到晚上才能写笔记。到最后，仁波切会在我正在为他翻译时暂停一下，然后像旁白似的跟我解释一我私人的课程的事情，，但却与与我正在翻译的内容完全不同。然后不给我任何时间思考或记下任何事情，他又回到他原来的讲课。

假如我在任何时候问仁波切关于他先前告诉过我的一些事情，他会很严格地教训我缺乏记忆力。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一个名词的意义，仁波切严厉地响应：“我在七年前就跟你解释过这个字了！我都记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你记不得呢？”事实上，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他年纪越长，他的头脑变得更清楚。

什贡仁波切关心的不只是要我锻炼出一个好的记忆力，同时也要我能够准确的翻译。从他教西方人的经验，他领悟到他们的误解来自于某些专有名词翻译的误导。因此，他和我一起工作列出英文的专有名词。他很有耐心地解释每一个藏文名词的含意，然后问我可能具有同样意思英文字的意义，就为了试图去吻合每个名词的意义。他总是鼓励我去实验不同的名词，不要成为不适当传统习惯的奴隶。用来翻译梵文佛经的标准藏文专有名词是经过数个世纪渐渐形成的。这个相似的情形也会很自然地发生在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过程里。

当我最初请求仁波切接受我成为他的弟子时，我特别请他教我有技巧的方法，也就是要如何悲悯地和有明智地帮助他人。因为具有优秀的学术背景，我在学术表现上是十分优异，但对于我个人的发展方面又是另一件事。我需要学习社会技巧和谦逊。结果，仁波切只叫我一个名字“笨蛋”，并且准确地指出所有我所说、所做的蠢事或错事。例如：当我翻译时，仁波切会坚持要我完完全全地了解。不论何时我犹豫，不管那要花多久的时间，或在他叫我笨蛋时我变得有多么的尴尬。在我还未了解或正确翻译出来前，他是不会放过我的。虽然这样的方式对于被低自尊所困扰的学生可能是不恰当的，但他这样不妥协的态度却完美地适合我。

有一次，仁波切在法国拉沃尔演讲一个复杂主题的注释。当我坐下翻译时，仁波切要求我在翻译的同时也要比较关于这个主题不同版本的注释，一边对这个主题做编辑。当时我并没有笔，于是我问是否有人有多的笔可以借我。坐在我正前方一位染着鲜艳红发、擦着大红唇膏、整堂课咬着一朵红色玫瑰的女士把她的笔借给我。演讲结束后，我完全地虚脱。当我站起来时，那位女士没说任何一个字，只是伸出了她的手。当时我全神贯注在我自己身上，我以为她想要和我握手，恭喜我做得很好。当我伸出手响应时，仁波切大吼“笨蛋，把她的笔还给她！”

为了治我的自我中心，仁波切也教我只做那些为他人而做的事。他从不同意传授任何我为自己所要求的课程或灌顶。他只有在有其他人请求以及我担任翻译时，才同意授课或灌顶。仁波切只有在他觉得异常重要、需要我学的东西时，他才会单独教我。

此外，仁波切从来不会在我面前夸奖我，却总是骂我。他特别会在别人面前骂我，因此我在面对批评和压力时会变的很镇定。事实上，我记得仁波切只对我说过一次谢谢我的帮忙，那是在我们第一次一起到西方教学旅途结束时。以这个非常情绪性有力的方法，仁波切训练我仅仅以想要造福他人的动机去做事，而不是希望得到夸奖或取悦老师。当我理解等待他的感谢就像是一条狗等待被轻拍头，我马上停止期待任何被认可的讯号。假如他真的夸奖我，我除了摇尾巴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仁波时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学去读好的经典。不论何时任何人有疑问或问题时，仁波切会请那个人去查证核实。他解释他没有编造这些教学，它们是有来源根据的。仁波切也说没有一个人能期待一位喇嘛教他或她所有的事。另外，对于西方人，他重述尊者的话，在未来的两百年或更久以后，最完善的佛法只能在西藏找到。所以，他强烈地鼓励他的西方弟子们去学藏文。他说藏文的每一个音节都富含了意义。因此，仁波切总是会详尽地解说藏文专有名词的含意。

仁波切要我以这样的态度继续阅读经典和让我任意提高问的方式学习。他说弟子以这种方式最终可以在任何地方学习佛法，就像是在大海游泳或在天上飞。他解释喇嘛的任务是教他的弟子如何用自己的两脚站立，然后去飞。他会指引弟子要学什么，要念什么。然后，他会推把他们推离巢穴，要他们自己去发展。

仁波切用很多方法教我不论在任何方面都不要依赖他。例如：虽然仁波切和我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但他从不假装不论什么事他都可以帮我。有一次我病的非常严重，而我吃的药却一点作用也没有。于是我请仁波切为我预测哪一种医疗系统，西方、西藏或印度，对我会有帮助，以及哪一个医生是我可以信赖的。仁波切对我说在这个时刻他的预测是含糊不清的。取而代之，他送我去见另一位优秀的喇嘛，他帮我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我也因此很快地就康复了。

数年后，我领悟到仁波切是在训练我做尊者的翻译。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我像是一件仁波切为尊者精心准备的礼物。然而，为了要提供恰当的服务，我不能依附或依赖于尊者。我变成仅仅像是众多高尔夫俱乐部中的一个，尊者可以从中选择适合他需要的翻译。我也需要去面对庞大的压力和克服我自己的自尊心。

因此，仁波切教我在服务达赖喇嘛时，行为举止该如何恰当地表现。比如：尊者的译者绝对不能像是在跳舞般地挥动他们的手，也不能像在动物园一样地瞪着他看。反而，他们必须要低着头，全神贯注，以及在翻译时从不添加任何他们自己的个性。他们必须要依据尊者提及的顺序去列举人名和要点，绝不能更改或认为尊者提及的任何无意义或没有目地的事情。

喇嘛们的抬头必须如同尊者所使用的那样被准确地翻译，而不能像外国人一样几乎将所有喇嘛都尊称为“尊者”。这样千篇一律的称呼与其说是尊敬所有喇嘛们，还不如说是诋毁达赖喇嘛。事实上，如果这些喇嘛们知道外国人用与尊称达赖喇嘛一样的敬语尊称他们，这会让他们感到惊恐。如同在天主教教堂和在外交使节团一样，西藏的礼节和抬头称呼的等级制度是遵循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通常当我为尊者翻译时，什贡仁波切会坐在我的对面。看见他可以提醒我他训练我要保持全神贯注。比如：有一次，在达兰萨拉，当我在几百位西方人和数千位藏人前翻译时，尊者打断我，并且大笑说“他刚刚犯了一个错误！”尊者是非常了解英文的。虽然我想如一只蚂蚁般的爬到地毯下，仁波切坐在我视力可及的范围里，帮助我这个笨蛋保持镇静。

不过，有时候我需要强而有力的提醒。例如：在我早期为尊者翻译的一次，那是尊者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为万人演讲。我的麦克风坏了，所以尊者要我爬到领诵师旁边和他一起用他的音响设备。但这一个也坏了。于是，尊者要我坐在他的上座和第一排什贡仁波切之间，并将他的麦克风在说话的时候传给我。那时我非常的失常，失常到我几乎无法控制我自己。不论是从尊者那里接麦克风，或是把它拿回给尊者，我都都用一只手取代了合乎习俗的双手接收的尊敬方式传递麦克风，。后来，仁波切因为我像猴子拿香蕉一样的方式拿麦克风，几乎要打我。

仁波切也很照顾西方人，让他们可以在尊者面前呈现他们最好的一面。这些西方人在尊者公开教学场合中的行为表现常常吓着他。他说要他们了解尊者是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尊者不是一般的转世喇嘛。在他面前要特别的尊重和谦虚。举例来说：在灌顶或演讲的下午茶时间，站在尊者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权当他不存在似的聊天是非常地粗鲁。恰当的礼仪是走到外面讲话。

有一回，在达兰萨拉，我为尊者在一场由西方佛教团体赞助的演讲中翻译。尊者提供回答书面问题的机会。在每一个段落之后，仁波切要我将隔天要回答的问题念给他听，并果断地删除任何愚蠢的或不重要的问题。仁波切常常要我改变措词或重述问题，使它们看起来比较有深度。这些问题不应该浪费尊者的时间，或是浪费许多人可以从答案中得到启发的机会。有好几次尊者赞扬提问的问题异常出色且有深度。不论何时我跟随尊者旅行，我都能学到这样的编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