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什貢仁波切的訓練

數月後，我在住持所居住的小屋與他見面，那是一棟小又泥濘且滿地牛糞的異常簡陋屋子，那個小屋位於戴爾豪西上方。戴爾豪西是一個靠近達蘭薩拉的山村，寂多寺院位於此地，那也是我落腳的地方。這位謙虛的老比丘才剛完成兩個連續的三年禪修閉關。當我請求他教我時，住持欣然地答應了。他說我來的正是時候。他正要在明天開始一個三年密集的密集金剛閉關。他問我是否願意加入？我當然要婉拒他的邀請。仁波切以傳統佛教的方式給我上了一課，他安排了這一個情境讓我自己去領悟真實的狀況。要學習和修練這個最高階的密法，我必些要從最基礎開始學習。

我很快地把博士論文的主題換成比較適當的題目，口傳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並且安排向薩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的老師格西阿旺達吉從最基礎開始學習。格西在僧院的學位大致等同于博士學位，格西達吉的能力如同一位博學的老師，他的能力使他任職五位青少年轉世喇嘛的私人教師。當時格西達吉住在一個滿是蒼蠅飛舞，由牛棚改建的地方。那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小到只能剛好放進他的床，剩下的空間只足夠容納三個人擠坐在地板。雖然他居住的狀況使我感到厭惡，我還是安頓下來學習。我也需要學習現代藏文口語。在哈佛，我只學習過古典書面藏文。

當我再次見到什貢仁波切，已是同年的六月了。戴爾豪西發生了嚴重霍亂和傷寒，達賴喇嘛尊者要求仁波切到此地進行馬頭明王灌頂法會。在修練這個強又有力的本尊法時，也加強環境衛生，説明人們避免被傳染。雖然我是少數受灌頂的西方人之一，但那時沒有機會可以和仁波切私下會面。他還要到其他地方舉辦同樣的法會，所以他很快地就離開了戴爾豪西。

我們再次碰面時，很多事情已經改變了。1971年的秋天，尊者要求格西達吉到達蘭薩拉新建的西藏文獻與檔案圖書館教授外國人佛學。薩巴仁波切和堪隆仁波切以譯者的身分參與此教學。我詢問尊者是否我也可以為圖書館提供一些諸如翻譯經典的服務，尊者應許了。首先，我必須交出我的博士論文，拿到學位，然後再回到達蘭薩拉。在少於一百里遠新爆發的巴基斯坦邊界戰爭讓我毫不猶豫的馬上出發。我回到哈佛並遵循尊者的建議，我拒絕了在大學教書的工作，這個決定使我的教授們感到震驚。數個月後，1972年9月，我搬到了達蘭薩拉。

什貢仁波切剛離開前往尼泊爾，他花了兩年的時間到一些尼泊爾新建的寺院給予灌頂和口傳。當他在1974年秋天回到達蘭薩拉時，我的藏文終於好到可以直接與他交談。雖然我一開始並沒有領悟到，仁波切似乎知道我有成為他的譯者的業力。他鼓勵我常常去拜訪他，並在他接見不同人時，坐在他身邊這樣的方式暗示我。在兩個約會的空檔，仁波切會和我閒聊並解釋不同的字在藏文的意思，確定我瞭解我們交談內容的意思。

過了一陣子，仁波切給我看一套三幅白文殊、白妙音和白度母莊嚴華麗的卷軸，這是司皮提人最近供奉給他的。這些本尊是仁波切從小自我發展和禪修的核心。他們分別體現了説明他人的清澈心靈、在清楚且富創造力文學表達上有傑出的洞察力以及為了長壽又有生產力的生命所展現的生氣勃勃的精力。這個具有深遠意義的禮物更強化我們的關係。當我問仁波切我是否可以成為他的弟子時，他耐心地笑著我這典型西方人的一個特點，即對在再明顯不過的事情還是需要用口語表達的習慣。

接著，仁波切在沒有說出他正在做什麼的情況下，有系統地安排訓練我成為一位翻譯。首先，他訓練我的記憶力。不論我何時去拜訪他，仁波切會出奇不意地要我重複他剛才說過的話。同樣地，他會要求我重複我自己剛剛說的話。從1975年秋天開始我為他翻譯，仁波切常常會要我將他說的話翻譯回藏文，以確定我的翻譯沒有錯誤、添加或遺漏。事實上，在我擔任他的翻譯八年的期間，我覺得每次仁波切要我翻譯回藏文時，總是在我對他所說的有所誤解的時候。當我犯錯時，仁波切似乎總是可以感覺到。

接下來，仁波切開始會在每個段落結束前給予五分鐘的摘要，然後他會告訴我現在輪到我做摘要。他以這種方法訓練我不只是翻譯非常長的演講，同時也要學習如何教課。有時候在我做結論時，仁波切會和他的弟子聊天，挑戰我的專注力。一個好的老師需要做到不會因外界的雜音分心或困擾。

當仁波切為我私下授課時，他從不讓我寫筆記。我必須要記得所有內容，等到課後才能寫下來。很快地，仁波切會在課後交代我無數的工作，所以我只能拖到晚上才能寫筆記。到最後，仁波切會在我正在為他翻譯時暫停一下，然後像旁白似的跟我解釋一我私人的課程的事情，，但卻與與我正在翻譯的內容完全不同。然後不給我任何時間思考或記下任何事情，他又回到他原來的講課。

假如我在任何時候問仁波切關於他先前告訴過我的一些事情，他會很嚴格地教訓我缺乏記憶力。我記得有一次我問他一個名詞的意義，仁波切嚴厲地回應：“我在七年前就跟你解釋過這個字了！我都記得這麼清楚。為什麼你記不得呢？”事實上，有一次他和我談到，他年紀越長，他的頭腦變得更清楚。

什貢仁波切關心的不只是要我鍛煉出一個好的記憶力，同時也要我能夠準確的翻譯。從他教西方人的經驗，他領悟到他們的誤解來自于某些專有名詞翻譯的誤導。因此，他和我一起工作列出英文的專有名詞。他很有耐心地解釋每一個藏文名詞的含意，然後問我可能具有同樣意思英文字的意義，就為了試圖去吻合每個名詞的意義。他總是鼓勵我去實驗不同的名詞，不要成為不適當傳統習慣的奴隸。用來翻譯梵文佛經的標準藏文專有名詞是經過數個世紀漸漸形成的。這個相似的情形也會很自然地發生在翻譯成西方語言的過程裡。

當我最初請求仁波切接受我成為他的弟子時，我特別請他教我有技巧的方法，也就是要如何悲憫地和有明智地説明他人。因為具有優秀的學術背景，我在學術表現上是十分優異，但對於我個人的發展方面又是另一件事。我需要學習社會技巧和謙遜。結果，仁波切只叫我一個名字“笨蛋”，並且準確地指出所有我所說、所做的蠢事或錯事。例如：當我翻譯時，仁波切會堅持要我完完全全地瞭解。不論何時我猶豫，不管那要花多久的時間，或在他叫我笨蛋時我變得有多麼的尷尬。在我還未了解或正確翻譯出來前，他是不會放過我的。雖然這樣的方式對於被低自尊所困擾的學生可能是不恰當的，但他這樣不妥協的態度卻完美地適合我。

有一次，仁波切在法國拉沃爾演講一個複雜主題的注釋。當我坐下翻譯時，仁波切要求我在翻譯的同時也要比較關於這個主題不同版本的注釋，一邊對這個主題做編輯。當時我並沒有筆，於是我問是否有人有多的筆可以借我。坐在我正前方一位染著鮮豔紅發、擦著大紅唇膏、整堂課咬著一朵紅色玫瑰的女士把她的筆借給我。演講結束後，我完全地虛脫。當我站起來時，那位女士沒說任何一個字，只是伸出了她的手。當時我全神貫注在我自己身上，我以為她想要和我握手，恭喜我做得很好。當我伸出手回應時，仁波切大吼“笨蛋，把她的筆還給她！”

為了治我的自我中心，仁波切也教我只做那些為他人而做的事。他從不同意傳授任何我為自己所要求的課程或灌頂。他只有在有其他人請求以及我擔任翻譯時，才同意授課或灌頂。仁波切只有在他覺得異常重要、需要我學的東西時，他才會單獨教我。

此外，仁波切從來不會在我面前誇獎我，卻總是罵我。他特別會在別人面前罵我，因此我在面對批評和壓力時會變的很鎮定。事實上，我記得仁波切只對我說過一次謝謝我的幫忙，那是在我們第一次一起到西方教學旅途結束時。以這個非常情緒性有力的方法，仁波切訓練我僅僅以想要造福他人的動機去做事，而不是希望得到誇獎或取悅老師。當我理解等待他的感謝就像是一條狗等待被輕拍頭，我馬上停止期待任何被認可的訊號。假如他真的誇獎我，我除了搖尾巴外，我還能做什麼呢！

仁波時常鼓勵大家自己去學去讀好的經典。不論何時任何人有疑問或問題時，仁波切會請那個人去查證核實。他解釋他沒有編造這些教學，它們是有來源根據的。仁波切也說沒有一個人能期待一位喇嘛教他或她所有的事。另外，對於西方人，他重述尊者的話，在未來的兩百年或更久以後，最完善的佛法只能在西藏找到。所以，他強烈地鼓勵他的西方弟子們去學藏文。他說藏文的每一個音節都富含了意義。因此，仁波切總是會詳盡地解說藏文專有名詞的含意。

仁波切要我以這樣的態度繼續閱讀經典和讓我任意提高問的方式學習。他說弟子以這種方式最終可以在任何地方學習佛法，就像是在大海游泳或在天上飛。他解釋喇嘛的任務是教他的弟子如何用自己的兩腳站立，然後去飛。他會指引弟子要學什麼，要念什麼。然後，他會推把他們推離巢穴，要他們自己去發展。

仁波切用很多方法教我不論在任何方面都不要依賴他。例如：雖然仁波切和我有著非常親密的關係，但他從不假裝不論什麼事他都可以幫我。有一次我病的非常嚴重，而我吃的藥卻一點作用也沒有。於是我請仁波切為我預測哪一種醫療系統，西方、西藏或印度，對我會有説明，以及哪一個醫生是我可以信賴的。仁波切對我說在這個時刻他的預測是含糊不清的。取而代之，他送我去見另一位優秀的喇嘛，他幫我找到最有效的治療方法。我也因此很快地就康復了。

數年後，我領悟到仁波切是在訓練我做尊者的翻譯。事實上，有時候我覺得我像是一件仁波切為尊者精心準備的禮物。然而，為了要提供恰當的服務，我不能依附或依賴于尊者。我變成僅僅像是眾多高爾夫俱樂部中的一個，尊者可以從中選擇適合他需要的翻譯。我也需要去面對龐大的壓力和克服我自己的自尊心。

因此，仁波切教我在服務達賴喇嘛時，行為舉止該如何恰當地表現。比如：尊者的譯者絕對不能像是在跳舞般地揮動他們的手，也不能像在動物園一樣地瞪著他看。反而，他們必須要低著頭，全神貫注，以及在翻譯時從不添加任何他們自己的個性。他們必須要依據尊者提及的順序去列舉人名和要點，絕不能更改或認為尊者提及的任何無意義或沒有目地的事情。

喇嘛們的抬頭必須如同尊者所使用的那樣被準確地翻譯，，而不能像外國人一樣幾乎將所有喇嘛都尊稱為“尊者”。這樣千篇一律的稱呼與其說是尊敬所有喇嘛們，還不如說是詆毀達賴喇嘛。事實上，如果這些喇嘛們知道外國人用與尊稱達賴喇嘛一樣的敬語尊稱他們，這會讓他們感到驚恐。如同在天主教教堂和在外交使節團一樣，西藏的禮節和抬頭稱呼的等級制度是遵循著非常嚴格的規定。

通常當我為尊者翻譯時，什貢仁波切會坐在我的對面。看見他可以提醒我他訓練我要保持全神貫注。比如：有一次，在達蘭薩拉，當我在幾百位西方人和數千位藏人前翻譯時，尊者打斷我，並且大笑說“他剛剛犯了一個錯誤！”尊者是非常瞭解英文的。雖然我想如一隻螞蟻般的爬到地毯下，仁波切坐在我視力可及的範圍裡，説明我這個笨蛋保持鎮靜。

不過，有時候我需要強而有力的提醒。例如：在我早期為尊者翻譯的一次，那是尊者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為萬人演講。我的麥克風壞了，所以尊者要我爬到領誦師旁邊和他一起用他的音響設備。但這一個也壞了。於是，尊者要我坐在他的上座和第一排什貢仁波切之間，並將他的麥克風在說話的時候傳給我。那時我非常的失常，失常到我幾乎無法控制我自己。不論是從尊者那裡接麥克風，或是把它拿回給尊者，我都都用一隻手取代了合乎習俗的雙手接收的尊敬方式傳遞麥克風，。後來，仁波切因為我像猴子拿香蕉一樣的方式拿麥克風，幾乎要打我。

仁波切也很照顧西方人，讓他們可以在尊者面前呈現他們最好的一面。這些西方人在尊者公開教學場合中的行為表現常常嚇著他。他說要他們瞭解尊者是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尊者不是一般的轉世喇嘛。在他面前要特別的尊重和謙虛。舉例來說：在灌頂或演講的下午茶時間，站在尊者視線可及的範圍內權當他不存在似的聊天是非常地粗魯。恰當的禮儀是走到外面講話。

有一回，在達蘭薩拉，我為尊者在一場由西方佛教團體贊助的演講中翻譯。尊者提供回答書面問題的機會。在每一個段落之後，仁波切要我將隔天要回答的問題念給他聽，並果斷地刪除任何愚蠢的或不重要的問題。仁波切常常要我改變措詞或重述問題，使它們看起來比較有深度。這些問題不應該浪費尊者的時間，或是浪費許多人可以從答案中得到啟發的機會。有好幾次尊者讚揚提問的問題異常出色且有深度。不論何時我跟隨尊者旅行，我都能學到這樣的編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