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香巴拉及西藏的关联

纳粹最先迷信的东西是神话国度希柏里尔。如同柏拉图引述古埃及神话中沉没的陆地亚特兰蒂斯，希罗多德也提到古埃及神话中遥远北方的希柏里尔。冰雪毁坏了这一远古陆地后，其居民迁往南方。1679年，瑞典作家奥拉夫·路德贝克认为亚特兰蒂斯人就是希柏里尔人，并认为后者的住地即在北极。根据几份材料，希柏里尔分离成修黎岛（极北之地）和幽尔提马修黎岛（终北之地）。有些人认为就是冰岛和格陵兰岛。

纳粹第二个迷信的是关于地球中空的想法。十七世纪晚期，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莱爵士首次暗示地球是由四块同心状球面组成的中空体。地球中空的理论点燃了很多人的想像，尤其是在1864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版之后。

很快，又出现了地心力的概念。1871年，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林沃·利顿在《未来种族》中描述了一个超级种族沃瑞尔人（地心人）。他们居住在地下，计划运用沃瑞尔（地心力） – 可以通过传心致动的力量征服世界。法国作家路易士·贾克里欧特在《神的儿子》（1873年）和《印欧人的传统》（1876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神话。在这两部作品中，他将地心力和终北之人相联系。终北之人将凭借地心力成为超人，从而统治地球。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 – 1900年）也强调超人（德语：Übermensch）概念，他的《上帝之死》（1888年）开头如右，“让我们看看自己到底为何？我们是希柏里尔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如何偏离此生命的轨道。”尽管尼采从未提及地心力，但在匿名发表的格言体作品《权力意志》中，他强调了内在力量在超人类发展中的作用。他写道群氓 – 即普通民众通过制造伦理和规则来为自己争取自身的安全，而超人具有内在的巨大力量，从而驱动自身超越群氓。为了保持独立自主、摆脱从众心理，这一力量需要他们、并驱使他们向群氓撒谎。

早期倡导印度自由的巴尔-甘加达-提克拉在《吠陀经中的北极家园》（1903年）认为南迁的终北之人就是雅利安人的始祖。因此，二十世纪初期，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们是从极北之地南迁者的后裔，注定要通过地心力成为超人类的主人。希特勒就是这一信奉者当中的一员。

弗利克斯·倪德纳，古北欧语《艾达》的德文译者1910年创立了修黎社。1918年，鲁道夫·冯·塞波腾道夫创建了慕尼黑分社。塞波腾道夫早期在伊斯坦布尔生活过几年，1910年，他在那里结合苏非神秘主义和共济会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该团体信仰暗杀。这一信仰源自伊斯兰教以斯玛利甚叶派，盛行于十字军时期。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塞波腾道夫无疑熟悉青年土耳其党发起的泛突厥运动。该运动发起于1908年，很大程度上是1915-1916年间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幕后支持者。一战期间，土耳其和德国联盟。回到德国后，塞波腾道夫又加入条顿骑士团。这是一个1912年建立的秘密的反犹太人会所和右翼组织。通过这些渠道，暗杀、种族屠杀、反犹太人主义成为修黎社的信条。1918年晚期，慕尼黑修黎社成为反革命运动中心，巴伐利亚革命后信条中又加上了反共产主义。

1919年，修黎社催生了德国工人党。自同年底开始，修黎社核心成员狄特里希·埃卡特发动希特勒加入该组织，并开始运用驾御地心力的方法训练他成为雅利安种超人。希特勒在维也纳研究了玄学和神智论后，自少年时就眈于迷信。此后，希特勒又沉迷于埃卡特的《我的奋斗》。1920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领袖，将该党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纳粹）。

对希特勒思想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人是卡尔·豪斯霍弗尔（1869 – 1946年）。他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派往日本的德国军事顾问。由于日本文化对他印像极其深刻，因此很多人认为后来的日德联盟他付有责任。他对印度和西藏文化也很感兴趣，学习过梵语，并宣称到过西藏。

豪斯霍弗尔一战时在军中供职将军后。战后1918年，他在柏林创建了维利会。该组织和修黎社具有同样的基本信条。而有些人说维利会乃修黎社的核心组织。维利会寻求和地下的超自然生命取得联系，从中获取地心力。它还断言雅利安人种源自中亚。豪斯霍弗尔发展了地缘政治学说。1920年代，他成为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大学全称）地缘政治研究院领导。地缘政治学鼓吹通过征服邻地获取生存空间（德语：Lebensraum）以为取得权力的手段。

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弗尔最亲密的弟子之一，1923年被介绍给暴动失败正在狱中的希特勒。豪斯霍弗尔频繁拜访这位未来的元首（德语：der Führer），结合维利会和修黎社教给他地缘政治学的知识。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成为总理时，他将地缘政治学作为雅利安人种征服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的政策。其中的关键所在是找到中亚的雅利安人原种。后者正是地心力秘密的守护者。

“室娲嗣缔伽”（卐）是古印度的一个像征符号，表示永恒的好运。Swastika（室娲嗣缔伽）是梵文svastika的英文转写，意思是康乐或好运。数千年来为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所使用，在西藏也广为流传。

“室娲嗣缔伽”也出现在世界其它很多古老文明中。例如，纳粹采用反时针状的室娲嗣缔伽。在中古北欧如尼文中是字母“G”。共济会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象征，因为字母“G”可以用来代表上帝（God）、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几何学。

“室娲嗣缔伽”也是古北欧语中雷霆之神的意思（斯堪的纳维亚语：Thor；德语：Donner；波罗的海沿岸语Perkunas）。因为和雷霆之神的这一层联系，一战结束获得独立后，拉脱维亚人和芬兰人都将“室娲嗣缔伽”作为各自空军的标志。

十九世纪晚期，圭多·冯·李斯特将“室娲嗣缔伽”用来作为德国新异教徒运动的标记。但是，德国人并没有以梵文的“室娲嗣缔伽”称呼之，而是称作“哈肯克若兹”（德语：Hakenkreutz），意思是“弯勾十字架”。“弯勾十字架”将会打败并取代十字架，正如新异教将会打败并取代基督教。

修黎社和新异教徒运动具有相同的反基督教情感，因此也采用“哈肯克若兹”作为自己标志的一部分。只是将之放在一个环状内，上面叠加了一把德国短剑。1920年，根据修黎社成员弗德列·科隆博士的建议，希特勒将“哈肯克若兹”置于一白色圆圈内，作为纳粹党旗的设计主体。希特勒选择红色作为背景色，以便和反对党共产党的党旗相对。

法国学者路易士·鲍维尔和雅克·博基尔在《魔术的黎明》（1962年）中写道，豪斯霍弗尔劝说希特勒用“哈肯克若兹”作为纳粹党的标志。鲍维尔博基尔推测，这是因为豪斯霍弗尔对印度和西藏文化的兴趣之故。这一结论可能性很小，因为1933年，豪斯霍弗尔还没有面晤希特勒。而纳粹党旗首次出现是在1920年。更大的可能是，豪斯霍弗尔利用“室娲嗣缔伽”在印度和西藏的广布流传使希特勒相信，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原种人之地。

1920年代上半期，德国境内的玄秘组织和秘密会社产生激烈的竞争。以后几年，希特勒继续迫害人智学说者、见神论者、共济会士和玫瑰十字会成员。形形色色的学者都将这一政策归因于希特勒想消除他统治下其它的玄秘竞争对手。

受到尼采著作和修黎社信条的影响，希特勒相信基督教是有缺陷的，从根本上受到犹太思想的污染。他认为基督教关于宽恕、弱者的胜利、克己都是反进步的，并认为自己就是替代上帝和基督的弥赛亚。施坦因纳曾经利用反基督的形象和路西法作为基督教以新的纯洁形式获得再生的未来精神领袖。希特勒过之而无不及。他自视为清除世界上一个堕落的信仰体系，人类进步将与雅利安优等民族迈上一个新台阶。无论目前还是以后，他都无法容忍与他竞争的反基督。但他可以宽容佛教。

1924年，保罗·达尔克在柏林弗洛诺建立了“佛教徒之家”（Buddhistisches Haus）。该社团向所有佛教派别开放。但主要针对上座部（娜娃达佛教）和日本佛教，因为这二者是当时西方人士最了解的佛教形式。1933年，“佛教徒之家”召开了第一届欧洲佛教大会。在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容许“佛教徒之家”开放，但对其实行严格的控制。因为社团中有人懂得汉语和日语，于是他们为政府翻译东西作为对佛教宽容的回报。

尽管纳粹当局关闭了柏林的佛教协会。该协会在1936年一度很活跃。1941年其领导人马丁·斯坦基被捕，但总体上没有迫害佛教。释放后，斯坦基和其他数名成员继续在柏林传道。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藏人僧侣曾在第三帝国出现过。

纳粹对佛教的宽容根本不能证明佛教教义对希特勒的纳粹理念有过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德国不希望破坏和它信仰佛教的日本盟友之间的关系。

1935年，在豪斯霍弗尔的影响下，希特勒任命弗雷德里克·海尔斯彻设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学会由沃尔弗莱姆·西佛斯上校领导。学会众多任务中之一项就是考察日耳曼神符（如恩符号）、“室娲嗣缔伽”的源起和雅利安人种的母地。而西藏是最有可能的母地。

亚力山大·乔马·德克勒什（德克勒什·乔马·山多尔）（1784 – 1842年）是一名匈牙利学者，沉迷于追寻匈牙利民族的起源。他根据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之间的相似性认为匈牙利民族源于东突厥斯坦（新疆）的“突厥之地”。他相信如果他能到拉萨，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发现母地的钥匙。

匈牙利语、芬兰语、突厥诸语、蒙古语、满语都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也称为突雷尼语族。后者根据波斯语中指称突厥斯坦的“图兰”（Turan）一词而来。从1909年起，突厥人中掀起了由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泛突厥运动。1910年，匈牙利的图兰社创立，1920年又成立了匈牙利图兰同盟。有些学者相信，日本和朝鲜也属于图兰族。因此1921年，在日本建立了图兰民族联盟，1930年代早期又成立了日本图兰社。豪斯霍弗尔无疑对这些在中亚寻找图兰族源头的运动有所了解。这和修黎社在中亚对雅利安族源头的找寻正相合拍。找到雅利安族和图兰族共同源头之钥匙、继而得到上述两族精神领袖所拥有的地心力量，豪斯霍弗尔本人对西藏的兴趣为将西藏作为寻找之地增加了砝码。

不是豪斯霍弗尔一个人影响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对西藏的兴趣。黑榭尔是斯文·赫定的朋友。后者是瑞典探险家，曾于1893年、1899-1902年间、1905-1908年间到西藏探险，并于1927-1930年间到过蒙古。赫定倾心于纳粹。1936年曾受希特勒邀请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发言。赫定投身于亲纳粹的出版活动。1939-1943年间，替德国执行了数次外交使命。

1937年，希姆莱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改设成官方组织，附属于党卫军，并任命慕尼黑大学梵文系主席瓦尔特·维斯特为新领导。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有一个西藏研究所，1943年，该所重新命名为斯文·赫定亚洲腹地及考察研究所。

德国生物学家、猎人恩斯特·夏弗曾参加了1931-1932年间和1934-1936年间两次西藏考察做狩猎和动物研究。应西藏政府的邀请。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资助夏弗做了第三次考察（1938-1939年间）。这次考察和西藏重新与日本接触碰巧同时。西藏政府这次发出邀请可能的一个原因是，西藏政府希望和日本及其盟国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平衡英国和中国。因此，西藏政府邀请了德国考察团参加1939年拉萨的“洛桑”（新年）庆典。

在《白哈达的节日：一个穿越西藏抵达拉萨的研究之旅，这是上帝的圣城》（1950年）中，恩斯特・夏弗描述了此次考察经历。他报导说，在节日期间，乃琼神谕警告说尽管德国人带来甘言佳礼，藏人一定要小心：德国领导人如同一条恶龙。亲日的西藏前军事领导人擦绒试图弱化这一预言。他说摄政从神谕处得到更多预言，但他本人无权道出个中详情。摄政每日都为英德之间不要发生战事而祈祷，因为这也会给西藏带来可怕的后果。英德两国也必须清楚，凡是好人就应当有同样的祈祷。在滞留拉萨的日子里，夏弗常常和摄政会晤，关系友好。

德国对与西藏建立友好关系兴趣颇高。但是，他们的计划和藏人的稍有不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是夏弗考察团成员，负责人种研究。贝格尔曾和HFK昆特共同做了“亚洲印度-日尔曼人中的北方人种”的研究。他将昆特北方人种的理论运用在中亚和西藏。1937年，贝格尔随同夏弗考察团，建议在东部西藏实施一项研究，计划对藏人的种族特征进行科学调查。在从西藏到锡金途中，贝格尔测量了300名藏人和锡金人的颅骨及另一些体貌特征。他结论说，藏人居于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中间，而欧洲人种的特征完全体现在贵族阶层。

根据李察·格雷威研究，在党卫军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下属的、由T.豪席尔德（编辑）的《生命与排外的激情 – 第三帝国的人类学》（1995年）一书中，贝格尔建议说，藏人将在第三帝国胜利扮演重要角色。藏人在日德联盟的护荫下将作为泛蒙古同盟的中间种族。尽管贝格尔还进一步建议测量所有藏人，但德国再也没有进行对西藏的考察。

在几项有关纳粹和玄秘的研究中，例如特雷弗·拉文斯克罗夫特在《命运之矛》（1973年）中宣称，在豪斯霍弗尔及其修黎社的影响下，1926-1943年间，德国每年向西藏派出考察团。考察团的任务首先是找到香巴拉和阿哥哈提的雅利安原种人并与之保持联系。这些原种人深藏在喜马拉雅山区地底下的城市里。那里的人是秘密的神奇力量、尤其是地心力的守护者。考察团要寻求他们的帮助，以驾御这些神秘力量来制造雅利安优等人种。根据上述记述，香巴拉拒绝给予考察团任何援助。但是阿哥哈提答应了请求。据此，传说从1929年起，成群藏人来到德国，创立了称为“青人社”的组织。青人社在豪斯霍弗尔的居中运作下和日本的“青龙会”取得联系，据称后者通过神秘力量支持纳粹事业。希姆莱对这些藏 – 阿哥哈提人群体很是著迷，据说就是由于其中这些影响才于1935年设立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的。

除了希姆莱没有负责成立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这一事实、而是于1937年将之纳入党卫军统辖之外，拉文斯克罗夫特的记述中的另一些说法也值得怀疑。其中主要一个就是传说中的阿哥哈提人帮助纳粹事业一事。1922年，波兰科学家斐迪南·奥森达斯基出版了《兽、人、神》，描述了他在蒙古的旅行。在书中，他将戈壁沙漠底下和所听到的地下王国阿哥哈提相联系，说在未来，沙漠底下的强大的地下居民将来到地面，拯救世界免于灾难。奥森达斯基作品的德文译本出现于1923年，在当时非常流行。然而，1925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奥森达斯基与真实》一书，揭露了这名波兰科学家所言。赫定指出，奥森达斯基关于阿哥哈提人的说法改头换面自圣-伊夫·达尔维德1886年的小说《印度在欧洲的使命》，从而使之更加符合德国民众的口味。因为赫定对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影响甚巨，因此这一机构不可能派出专门考察团去找寻香巴拉和阿哥哈提，从后者那里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也就无从说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