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干涉旧西藏:香巴拉神话的角色

布里亚特蒙古僧人阿格旺多杰（1854 – 1938年）自1880年起就在拉萨学习，最终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辩经助手，也成为后者最信任的政治顾问。1890年的中英协约已经使锡金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藏人对协约一事毫不知情，对中英两国对藏事的筹划都不满意。因此，阿格旺多杰1899年访问俄罗斯，寻求帮助以应对这些威胁。阿格旺多杰和巴德玛是朋友，希望俄罗斯以中国为代价将在东北亚的扩张政策延伸到喜马拉雅地区。维特伯爵接受了阿格旺多杰此次及后来的几次来访。阿格旺多杰还代表住在圣彼得堡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蒙古人请求获准在当地建造一座时轮金刚庙宇。尽管俄罗斯官方对上述提议均未置兴趣。阿格旺多杰送信给达赖喇嘛说获得帮助的前景看好。

起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属下对此有所迟疑。阿格旺多杰返回拉萨后，说服达赖喇嘛去俄罗斯寻求庇护。他解释说俄罗斯是北方国度香巴拉、传说中卫护时轮金刚教义的地方，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转世。阿格旺多杰还举例指出，沙皇对俄罗斯帝国境内布里亚人、卡尔梅克人、图瓦突厥人当中的格鲁派信徒进行保护。190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受到阿格旺多杰的影响，派后者返回俄罗斯。

当时，乌克托木斯基亲王掌管俄罗斯外国宗教事务局。亲王对“喇嘛教”文化兴趣颇浓，后来就此还撰有几本著作。他邀请阿格旺多杰觐见了沙皇。这是阿格旺多杰代表达赖喇嘛觐见沙皇之始。在随后的几年中，阿格旺多杰在沙皇和达赖喇嘛之间穿梭。但是，他从未取得俄罗斯对西藏的军事支持。

在《亚洲风暴》（1924年）中，德国特工人员威廉·菲尔奇纳写道，1900年至1902年间，圣彼得堡有一股强大的影响力，要求俄罗斯擢去西藏。然而，这股影响力似乎仅限在维特和巴德玛支持下的阿格旺多杰的努力。瑞典考察家、德国的热情崇拜者斯文·赫定在第二次西藏考察（1899 – 1902年）返程回欧洲途中会晤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后来，他写道，他印像中乌克托木斯基亲王当时正促成沙皇将西藏纳入俄罗斯的保护国范围。然而，亲王的文章披露，对上述想法根本不感兴趣。

1900-1902年间，日本禅宗僧人河口慧海造访西藏，搜集梵文和藏文佛教典籍。在经由英属印度返回时，他向英国的印度间谍萨罗特·旃陀罗·达斯错误地报告说西藏有俄罗斯的军事存在。后者曾于1879-1881年间去过西藏。那时，日本正和俄罗斯就争夺满洲做准备。日本刚刚和英国签署了英日联盟（1902 – 1907年）。条约双方同意，如果涉入战争，另一方保持中立。通过煽动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和，这位日本僧人似乎试图确保在即将上演的大战中，英国将不会支持俄罗斯。他或许还希望英国人对西藏的干涉能分散俄罗斯对满洲的注意。

河口慧海1909年在贝拿勒斯的神智学社出版的《西藏三年》中报告说，他听说阿格旺多杰在藏文、蒙古文和俄文的小册子里宣称，俄罗斯就是香巴拉，沙皇就是宗喀巴的转世。但他从未能够亲眼目睹此一册子。河口慧海还谈及日本 – 西藏之间的佛教同盟，但双方均未能着手计划之实施。

河口慧海的报告及其后来的著作在英属印度的官员中广为流传。例如，锡金的英国行政长官贝尔爵士在《西藏今昔》（1924年）就有引述。他写道，阿格旺多杰告诉达赖喇嘛俄罗斯如何样统治和保护着一部分蒙古（布里亚特）、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如何样依止藏传佛教、沙皇也有可能依止藏传佛教，从而影响达赖喇嘛倒向俄罗斯一边等等。

河口慧海的报告出台正值印度总督寇松勋爵期间。寇松对俄罗斯人极其怀疑，担心后者占领西藏、垄断与彼之贸易，于是发动了荣赫鹏远征（1903 – 1904年）入侵西藏。达赖喇嘛和阿格旺多杰一起逃往外蒙古首都库仑。抵抗失败后，藏人代表签定了《拉萨条约》（1904年），承认了英国对锡金的控制，并接受和英国通商、在拉萨驻军及官员以保护商团。

几个月后，日俄战争（1904 – 1905年）在满洲爆发，日本人战胜了沙皇的军队。达赖喇嘛一直驻留蒙古。由于1906年中英签署协议，重申了中国对西藏的管理权，协议加速了中国吞并西藏的步伐。达赖喇嘛再次派遣阿格旺多杰去俄罗斯宫廷寻求军事援助。

1907年，阿格旺多杰向俄罗斯国家地理学会主席PP西门诺夫-泰安-山斯基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俄、蒙、藏三国间之睦邻友好》的报告。阿格旺多杰在报告中号召三者团结起来，构成一个伟大的佛教同盟。这遭到俄罗斯的断然拒绝。

1907年的《英俄条约》中，英俄同意不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涉藏事宜只通过中国来处理。1908年，阿格旺多杰顽固地请求俄罗斯外交部至少在圣彼得堡建造一座时轮金刚曼荼罗。此一要求在1899年第一次申请中就被拒绝。然而，沙皇这次同意了该计划。时间是1909年。

1909年底，达赖喇嘛短期回到拉萨。不久，中国军队进藏。1910年初，达赖喇嘛逃往印度，驻留锡金以南英国保护下的达吉岭。在那里，达赖喇嘛和贝尔爵士成为朋友。后者影响了达赖喇嘛的革新思想。

1911-1912年，中国满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袁世凯延续了满清政府对西藏的扩张政策，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怀抱。达赖喇嘛拒绝了，并切断了和中国的所有联系。他成立了作战部以领导针对中国的武装起义。由于当时中国局势混乱，驻藏中国士兵投降了。1913年，这些中国士兵离开西藏，达赖喇嘛随即返回拉萨。

1913年后半年，圣彼得堡建造的时轮金刚庙宇举行了首次公开庆典 – 这是一场庆贺诺曼诺夫皇室三百周年的寿典。达赖喇嘛送去了贺礼，并有谣言说他已经认定沙皇继承人亚历山大是菩提薩埵的转世，后者将会给北方非佛教地区带来光明。然而，诺曼诺夫家族的军事援助依然杳无踪迹。

从康多（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驱逐了中国军队之后，藏人和英人谈判达成了《西姆拉条约》（1914年）。因为英人并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妥协了。英国保证在中国仅仅保持名义上的“宗主国”条件下支持西藏的自治。英人还同意不会吞并西藏，也不会容许中国如此。

中国没有签署该条约。在康川交界与中国军队不断的摩擦中，英人从未支持藏人。达赖喇嘛开始寻求他方的支持。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给达赖喇嘛印象深刻。于是，他开始对“明治维新”和日本在佛教框架内实现现代化的范例表现出兴趣。因此，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威胁和缺乏英国、俄罗斯的支持，西藏转向日本以将藏人军队现代化。达赖喇嘛的亲信、西藏铸币厂兼军事负责人擦绒尤其渴望和日本建立紧密的联系。

日俄战争中的退伍老兵矢岛保治郎来到拉萨。1913-1919年期间，他负责训练军队，并为抵御中国出谋划策。日本佛教教师青木文教将日本的军事手册翻译成藏文。他还帮助设计了西藏国旗，在放射光芒的太阳上增加了藏人的传统象征符号。放射光芒的太阳这一图式综合了当时日本骑兵和步兵的军旗，后来成为二战时日本海军和陆军军旗。

次年，英人在拉萨建立了一支警察力量。警察和藏人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导致一名警察死亡。擦绒严惩了谋杀者。但是西藏政府中反对改革的集团借此使达赖喇嘛反对擦绒。他们指出擦绒在未经达赖喇嘛的同意下擅自行动，并控告军队图谋接管政府。1925年，达赖喇嘛撤消了擦绒军队司令的职务。1930年，又将他赶出政府。这样，这位日藏联盟的重要鼓吹者沉默了。

1933年12月，达赖喇嘛示寂。此后，西藏没有和日本再进行接触，直到1938年，擦绒复出，在日本和德国官方组织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传播联盟的远征中发挥作用。

1917年，俄国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起初并没有发动共产主义反对宗教的政策。面临风起云涌的国内战争，巩固政权成为首要。即便共产主义政权稳定后，1920年代，国家缺乏基础设施以取代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图瓦佛教寺院的教育和医疗系统。因此，那一时期的共产主义政党容忍了佛教。

1919年底，数名蒙古亲王宣布放弃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归顺了中国统治。中国军队借口保护蒙古不受苏联威胁，进入了蒙古。1920年末，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恩琴男爵从布里亚特侵入蒙古，推翻中国统治，恢复了传统的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卜尊丹巴对国家的领导。恩琴男爵不加区别地屠杀了所能找到的留居蒙古的中国人和蒙古人中与中国合作的嫌疑人员。

1921年，蒙古革命者苏黑巴托尔在布里亚特建立了蒙古人民地方政权。时轮金刚教义在蒙古历史悠长。苏黑巴托尔利用蒙古人对这一教义的信仰，歪曲时轮金刚法，告诉追随者，为解放蒙古的压迫而战将在香巴拉的军队里获得重生。

1921年末，苏黑巴托尔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将恩琴男爵逐出蒙古。苏黑巴托尔对哲卜尊丹巴的权力做了限制，并容许苏联军队保持对蒙古的控制。俄国人借口苏联在保卫蒙古的独立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而滞留蒙古。1924年哲卜尊丹巴去世，稍后不久蒙古共和国宣布成立。

在此期间，巴成高 – 一个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有瓜葛的俄国通灵学者，在蒙古羁縻达数月。在那里，他得知时轮金刚法的一些东西。巴成高对时轮金刚法中物质离子（元素）、历史轮回、香巴拉军队和入侵者之间的战争深信不疑，入侵者兆示了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条。他试图将此汇报给布尔什维克高层干部。因此，在他返回莫斯科之际，组织了一个时轮金刚法研究小组。当中最具影响力的参与者是格列卜·包基 – 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 – 克格勃前身）格鲁吉亚特别部门的领导。包基是保卫局的首席译解密码者，从事异常现象的译解技术。

另一些俄国人也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之间能够互相调适。例如，尼古拉·列里赫（1874 – 1947年）是一名俄罗斯神智学者，为寻找香巴拉曾于1925-1928年间在西藏、蒙古和中亚阿尔泰地区旅行。他视这片时轮金刚法教义的神话母国为世界和平之地。由于和巴成高的关系和两人对时轮金刚法的共同兴趣，1926年，列里赫中断了旅行返回莫斯科。在那里，他通过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向苏联人民发出了一封信。列里赫想起布拉瓦茨基夫人得自喜马拉雅山圣人的信件，于是宣称他的信也是来自喜马拉雅山圣人。信中盛赞革命清理浊世、其中包括清除“私有财产的悲哀”，并为“亚洲的统一”提供了“帮助”。他还将喜马拉雅山圣人送的一掊藏地泥土带来作为礼物撒在“我们的弟兄，圣人列宁”的坟墓上。尽管在此信件中没有提及香巴拉，但依然延续了通过中亚大贤慈悲襄助、创造世界和平的神话。不过，这一次却变成了弥塞亚式的列宁的使命了。

[见:国外关于香巴拉神话的错误。]

经过包基的影响，“格伯乌”想资助列里赫返回中亚继续联络，但他们受契切林管辖。但是后来，分别在1926年和1928年，“格伯乌”确实资助了由卡尔梅克蒙古官员率领的两支考察队，在朝圣者的带领下到达拉萨。考察队的主要目的是搜集情报，侦察在中亚进一步传播国际共产主义、扩散苏联势力影响的可能性。因此，卡尔梅克官员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建议，作为联盟的回报，苏联将保证西藏的独立，并防范中国政府的干涉。

此一期间，苏联和蒙古的宗教领袖们也通过展示佛教与共产主义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似性来试图使佛教与后者相适应。从1922年起，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时轮金刚庙宇成为佛教复兴运动的中心。这一运动由阿格旺多杰领导，试图改革佛教，通过回归佛教早期的僧伽生活，使之适应苏联现状。在第一届苏维埃佛教大团结大会上，阿格旺多杰进一步强调了佛教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因此，作为“格伯乌”第一次拉萨考察的后续，阿格旺多杰给十三世达赖喇嘛送去一封信，盛赞苏联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信中说佛陀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缔造者，列宁对佛陀评价甚高，佛教精神就在列宁身上。阿格旺多杰再次打算通过自己的影响使达赖喇嘛转向苏联，情形如同他此前将香巴拉和俄罗斯相联系、把沙皇和宗喀巴相联系。

阿格旺多杰主要关心的无疑是保护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的佛教。蒙古的宗教领袖们，例如达娃班第达和布里亚·嘉木萨拉诺夫都追随阿格旺多杰，努力调和佛教和共产主义。因此，1928年，阿格旺多杰根据自己的卫道目的，在列宁格勒的时轮金刚庙宇建立了蒙藏使团。同年，“格伯乌”向拉萨派遣了第二支考察队。

1928年底，斯大林巩固了个人对苏联的统治。1929年，他开始实行集体化和反对宗教的运动，并且殃及佛教民众。蒙古很快效法这些做法，对斯大林政策的贯彻更加极端和武断。阿格旺多杰将发生的一切倾告达赖喇嘛，劝说后者不要信任苏联。在蒙古，很多僧人起义反对迫害，并发动了1930-1932年的所谓“香巴拉之战”。1932年，斯大林派出苏联红军扑灭了起义，也缓和了蒙古人民党的“极左路线”。

同年早期，日本占领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了满洲傀儡政权。这也激发了斯大林的政策。他担心日本会图谋联合信仰佛教的布里亚特和外蒙古，从而形成一个佛教帝国。此外，斯大林需要蒙古作为苏联和日益扩张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此，在嗣后两年里，斯大林命令蒙古政府缓和反对佛教的政策，不要将治下的佛教人口驱赶到日本人的阵营。根据新转变政策，蒙古人民党甚至容许几座佛教寺院重新开放。有了这一官方认可佛教的宣传，“格伯乌”计划在1933-1934年间交冬之际向拉萨再次派出考察队。然而，由于斯大林不久就改变了主意，逐渐向佛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迫害，这一考察计划胎死腹中。

1933年，日本吞并热河（承德）以南，进一步扩大了满洲国范围。热河曾是满清政府的夏都。满洲人曾试图使之成为清朝政府统治下藏蒙佛教的中心。同年底，斯大林禁止了列宁格勒时轮金刚庙宇的公众宗教活动。1934年，副手基洛夫遭到暗杀后，斯大林对苏联和蒙古佛教的迫害更加彻底。这也标志着“大清洗”的开始。

1935年爆发了日本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边界冲突，在列宁格勒，斯大林首次逮捕了一批佛教僧人。1937年，日本占领内蒙古余部和中国北部。为了取得和蒙古的联盟，日本人建议恢复蒙古传统的政教领袖第九世哲卜尊丹巴的统治，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和布里亚特的大蒙古国。为了争取蒙古人，日本人甚至宣称日本就是香巴拉。面对共产主义的迫害，蒙古和布里亚特的许多僧人散播了日本的宣传。

苏联共产党报刊《消息报》就此谴责了阿格旺多杰，指责他是日本间谍。1937年，斯大林下令逮捕了阿格旺多杰，列宁格勒时轮金刚庙宇的僧侣遭到枪决，蒙藏使团被关闭。1938年初，阿格旺多杰死亡。

由于得到阿格旺多杰的通报，藏人谨慎地观察着这一时期共产主义在苏联和蒙古对佛教的迫害。他们也担忧中国对西藏的考虑。1928年底，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同样宣称西藏和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政府对此的举措之一就是成立蒙藏委员会。民国政府在九世班禅喇嘛和西藏政府的纷争中支持前者。1924年以来，班禅喇嘛一直留居中国内地。他坚持相对的自治，而不是拉萨寻求的免税、拥有自己武装之权力，他希望拉萨方面容许他在中华民国政府所提供军队的护送下返回西藏。达赖喇嘛拒绝了。

1930-1932年间，西藏和中国就部分康多地区的控制权发生了战争。达赖喇嘛要求英国出面请求停火，但英国向蒋介石的示好无果而终。直到日本占领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满洲国后，中国才宣布在康多暂时休战，以便专注于东北前线。尽管1924年签署了《西姆拉条约》，英国人再次表明无力保护西藏。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示寂，热振活佛成为摄政。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携带重礼，以探看西藏是否愿意回归国民政府。西藏政府拒绝了礼品，重申了西藏的独立。其中一名西藏官员要求寻求日本的军事帮助，从而使中国断此念头。但是，国民大会对此一建议置若罔闻。

热振活佛愿意就班禅喇嘛的要求作出一定让步，但不容许中国军队护送。当热振活佛请求英国提供军事援助以防备中国军队进入时，英国拒绝了。英国只是要求中国将军队撤出，却遭到了蒋介石拒绝。

1936年初，班禅喇嘛及其中国护送军离开西藏。国民军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工农红军）之间的战争进一步阻碍了前者在康区的进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中国、西藏和英国之间就班禅喇嘛的问题展开了复杂的谈判。最终，热振同意，在英国保证中国护送军队到达目的地即取道印度离开西藏的前提下，容许中国军队护送班禅喇嘛入藏。中国对由一外国政府作担保的想法表示坚决拒绝，英国犹豫不决。这样，三方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1937年，日本擢取了内蒙古其余部分及中国北部地区。中国全面陷入和日本的战争。中国方面建议班禅喇嘛在中国内地等待，后者同意并这样做了。当年年底，班禅喇嘛病故。这件事也就此结束。但是，这一事件使西藏政府对中国政府深感不信任，同时也相信，英国彻底是一个不可靠的支持者。

1933年 – 十三世达赖喇嘛示寂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面对满洲国及外蒙古的边境摩擦和后来苏联在外蒙古的驻军，1936年12月，日本和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宣布两国共同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意双方都不与苏联缔结政治条约。如果苏联向其中某一方发动攻击，双方将协商采取措施保护共同利益。

1937年，日本占领了内蒙古西部和中国北方地区；同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随着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中国在西藏确立军事存在的意图成为吞并西藏的序幕，而英国对实质性援助缺乏自信，西藏再一次将目光投往别处寻求帮助与保护。最符合逻辑的选择就是日本了。因此，由热振活佛独自执掌的西藏政府开始与外界接触。

很多藏人仰慕信仰佛教的日本成为了世界一霸权和佛教的护持者，特别对内蒙古。此外，早在二十年前，日本人就帮助藏人训练过军队；藏兵的军事手册就译自日语原本。同时，日本在西藏也有着战略利益。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日本视西藏为与英属印度之间必要而有效的缓冲带。这也正合藏人想脱离中国独立的愿望。

由于《反共产国际协定》，西藏也想和德国政府进行正式接触。这一决定和支持纳粹理想或政策之间毫无瓜葛，而是因为现实需要和时势造化。然而，保守的西藏政府行事谨小慎微。政府邀请了一支纳粹考察团到西藏参观新年（洛桑）庆典。这导致了恩斯特・夏弗1938-1939年的第三次考察。英国表示抗议，但西藏 对此毫不理会。

夏弗是一名猎人，也是一名生物学家。他的前两次西藏考察分别在1931-1932年和1934-1936年间，目的是运动和动物学考察。但是，夏弗的此次考察由古代遗产研究学会派遣。德国人对向保护西藏或提供军事帮助都没有兴趣。这点从考察团成员的配备上表现得很清楚。考察团除了夏弗还包括一名人类学家、一名地球物理学家、一名摄影师、一名技术组长。考察团的主要任务似乎是测量藏人的颅骨，将其确定为雅利安人的原种，从而将藏人视作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的过渡人种。

根据纳粹的绝密文件，考察队同时在为纳粹事业寻求香巴拉大圣们的支持。这些大圣是超自然力量的主宰。香巴拉大圣拒绝帮助，但是地下王国阿哥哈提答应援之以手，于是数千藏人去了德国。然而，这些说法似乎非出实际。尽管德国人携带大量藏人头盖骨返回以为进一步的研究，但没有报告表明有藏人伴随他们回到德国。此外，也没有德国后续的考察。

[见: 纳粹和香巴拉及西藏的联系。]

夏弗考察的几个月内，政治军事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年5月，日本入侵外蒙古，遭到苏联军队顽强抵抗。1939年8月，正当蒙古战事激烈之际，希特勒撕毁《反共产国际协定》转而和苏联签署了《纳粹-苏维埃条约》以避免在欧洲两线作战。次月，希特勒入侵波兰。大约与此同时，日本战败蒙古。所有事件向西藏表明，日本和德国都不是防范苏联的可靠保护人。另外，日本征服中国其余地区进展维艰，于是将目标转向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再也未能表现出防范中国的保护者角色。因此，西藏除了依赖《西姆拉条约》赋予英国的软弱的保护之外，别无选择。

1940年10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军事和经济联盟。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和斯大林的协议对苏联发攻击。然而，上述两件事都未能影响西藏重新考虑向轴心国寻求保护。在整个二战期间，西藏保持中立。

但是，日本对西藏兴趣依然不减，甚至在1942年初入侵缅甸后更趋浓厚。日本天皇政府成立了大亚洲办公室，计划取道上缅甸进入西藏。政府任命青木文教作为办公室藏事顾问。青木二十多年前曾将日军事手册翻译成藏文。在青木的指导下，日本人准备了地图和日-藏词典。他们甚至印制了藏钞，期待着将西藏纳入其“共荣圈”。然而在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这些计划永远未能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