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香巴拉神话的错误

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1831 – 1891年)是出生在乌克兰的俄罗斯贵族。布拉瓦茨基夫人具有超验能力。她到世界各地旅行,寻求玄密教义,并在印度次大陆度过了数年时间。1867-1870年间,她跟随印度大师研究了藏传佛教。传说她曾经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待过,因此学习地点很有可能是印度喜马拉雅山部分的藏文化区域。

布拉瓦茨基夫人遭际藏传佛教的时候,欧洲的东方学研究还在襁褓之中,相关的译文和记录也很少。此外,她能够学习的只是浩瀚如烟的教义中的零散片段。她后来在私人信件中说道,因为当时的西方出版业对藏传佛教知之甚少,她决定对其基本术语根据更为西方人所熟悉的印度教和玄学概念进行解释。例如,她将围绕须弥山的四部洲中的三部翻译成沉没的陆地希柏里尔、雷姆利亚和亚特兰蒂斯。同样,她将阿毗达磨和时轮金刚法教义(通过转化而形成湿、热、蛋和胎)中的四种“类人”作为这些部洲的人种。她关于将世界所有宗教中的神秘教义结成一种玄密信仰的想法强化了她的这种翻译方式。同时,她也在作品中开始这样进行表达。

1875年,布拉瓦茨基夫人和美国唯灵论者亨利·斯锑尔·奥尔考特上校在纽约创立了神智学社。不久,学社的国际总部迁移到了印度的马德拉斯。当阿尔弗雷德·皮尔斯·西乃特在《密宗》(1883年)一书中认为神智学就是佛教密宗时,布拉瓦茨基夫人驳斥了这名同事的说法。根据她死后出版的《布拉瓦茨基夫人与西乃特书信集》,布拉瓦茨基夫人认为神智学传达的是“泛喜马拉雅神秘玄学教义”而非藏传佛教信条。但是,西方首次通过她的文字将香巴拉和玄学联系在一起,许多人将这一联系和真正的佛教教义相混淆。

1888年,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她的重要著作《秘密教义》中提到香巴拉。对此,她说是通过传心术从西藏导师那里学习的。她在一封信中说道,她的导师是菩提萨埵(藏文“绛曲”)的转世。她称这些导师为大圣(mahatmas),因为印度的英国人更熟悉这一词汇。

布拉瓦茨基夫人宣称,《秘密教义》中源自藏人教义部分的是《德基安集》 – 七册秘密《密宗部》(Kiu-te)的第一卷注疏。Kiu-te是藏文rgyud-sde的转写,意思是“密宗部”(坦特罗部),是佛陀言说的藏文译本《甘珠尔》第一部分的名称。“德基安”(Dzyan)是梵文dhyana(日文,zen;汉文,禅)的音译,意思是心灵的平定。布拉瓦茨基夫人知道《时轮金刚经》是《甘珠尔》密宗部的第一部,因为她在笔记中做过这一事实。但是,她却假使说上述七册中实际上不在业已出版的《甘珠尔》当中。因此,《德基安集》中找不到任何与《甘珠尔》中相似的内容。

还不清楚布拉瓦茨基夫人对时轮金刚法的研究达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西方资料是1833年由匈牙利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亚力山大·乔马·德克勒什的一篇文章,名为《本初佛及时轮金刚法渊源笔记》。1834年,乔马第一个用西方语言(英语)编纂了藏文和藏语文法。1893年,雅克·施密特的《藏-俄字典》和《藏语语法》出现。但是,布拉瓦茨基夫人学说中和时轮金刚法相似的部分主要来自埃米尔·施拉津特维特在《西藏佛教》(1863年)中标题为“时轮金刚法系统”的章节。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自己的作品中借用的该章节数段文字即是明证。根据她的翻译原则,她将香巴拉翻译成和印度教与玄学中相像的概念。

1864年,《毗湿奴往世书》被贺拉斯·海曼·瓦赖斯首次译成英文。这是在传说布拉瓦茨基夫人造访西藏前三年。因此,她在文章中根据印度教的术语解释了香巴拉:这是未来的弥赛亚救度王阿梵达出世的小村庄。据此,布拉瓦茨基夫人写道,救度王是“毗湿奴,婆罗门的白马弥赛亚;佛教徒的弥勒;帕尔西人的索西奥什;基督教徒的耶稣。”她还宣称,吠檀多派不二论创立者商卡拉阿查尔亚(商羯罗)“仍然生活在喜马拉雅之外的香巴拉同胞当中。”

在其它地方,布拉瓦茨基夫人写道,雷姆利亚沉没后,部分居民去亚特兰蒂斯生活,还一部分决定迁移到戈壁沙漠的圣地“香巴拉”居住。但是,时轮金刚典籍和《毗湿奴往世书》都没有提及亚特兰蒂斯、雷姆利亚、弥勒和索西奥什。但是,布拉瓦茨基夫人追随者中将香巴拉与上述这些联系的仍然不乏其人。

布拉瓦茨基夫人将香巴拉的地址放在戈壁沙漠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卡尔梅克人是蒙古人,是藏传佛教徒 – 特别是时轮金刚教义信仰坚定不移的佛教徒。数世纪以来,各地蒙古人都相信,蒙古地区就是北方国度香巴拉。布拉瓦茨基夫人无疑了解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信仰。

布拉瓦茨基夫人或许还从乔马的作品中得到了她将香巴拉定位于戈壁沙漠的确证。1825年,乔马在一封信中写道,香巴拉如同佛教徒的耶路撒冷,位于四十五-五十经度之间。尽管乔马认为香巴拉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的克兹尔肯沙漠,但戈壁沙漠也位于上述经度之间。后来人们也将香巴拉定位在这两个经度之间,但要么说在东突厥斯坦,要么说在阿尔泰山区。

尽管布拉瓦茨基夫人从未承认香巴拉是《秘密教义》的来源,但后来的一名神智学者还是在二者之间做了联系。其中最有名的是爱丽丝·巴利的《玄瞑书翰集》(1922年)。海伦娜·列里赫在《书信集》(1635-1936年)中也写道,布拉瓦茨基夫人是香巴拉派给白人同胞的信使。此外她还说,1934年,香巴拉的统治者召回了向布拉瓦茨基夫人心授秘密教义的西藏大圣。

俄罗斯也是首先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香巴拉神话的国家。阿格旺多杰(1854 – 1938年)是一名布里亚特蒙古人。他曾在拉萨学习,后来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辩经助手。面对中国和英国对西藏控制权各施诡计,阿格旺多杰成功说服达赖喇嘛向俄罗斯寻求军事支持。根据河口慧海《西藏三年》,阿格旺多杰说,俄罗斯就是香巴拉,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转世。阿格旺多杰曾经数度出使俄罗斯朝廷,但未取得任何帮助。但是,他成功说服沙皇在圣彼得堡建造了一座佛教庙宇。

1913年,圣彼得堡建造的时轮金刚庙宇举行了首次公开庆典。这是一场庆贺诺曼诺夫皇室三百周年的寿典。根据中亚探险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在《香巴拉之路》记载,阿格旺多杰说诺曼诺夫皇室是香巴拉统治者的后裔。

接着出于政治目的对香巴拉神话进行利用的是蒙古。定居俄罗斯的德国人尼科劳斯·冯·恩琴-斯特恩伯格是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917年俄国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恩琴在西伯利亚和白军偕同作战。1920年,他入侵外蒙古,并使之脱离中国。恩琴因其残暴而恶名昭彰。他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亲中国的蒙古人、布尔什维克俄国人和犹太人。因此也得到了“疯男爵”的绰号。恩琴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布尔什维克。

苏黑巴托尔在布里亚特期间建立了蒙古共产主义地方政府,领导蒙古武装反对恩琴。苏黑巴托尔告诉他的士兵,为解放蒙古的压迫而战,他们来世将会转生为香巴拉国的神兵。1921年底,苏黑巴托尔在苏维埃红军的支持下夺取了库伦。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

1937年吞并内蒙古后,日本也出于政治利益利用了香巴拉的神话。为了赢得蒙古人的支持,日本人宣称日本就是香巴拉国。

一生大部分时光在俄罗斯度过的波兰科学家斐迪南·奥森达斯基(1876 – 1945年)在1922年出版的《兽、人、神》中描写了恩琴-斯特恩伯格活动时期他在外蒙古的旅行。奥森达斯基写道,有几个蒙古喇嘛告诉他,世界之王位于蒙古高原地下的阿哥哈提王国。在未来,物质主义(唯物主义)将毁灭世界,爆发可怕的战争。那时候,阿哥哈提王国的子民会从地下来到地面,帮助结束暴力。奥森达斯基说,他向恩琴男爵告诉了这一故事。后者相信了,两次派出由包尔兹格王子率领的使团去寻找阿哥哈提。使团铩羽而归,第二次探险中,包尔兹格王子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波兰军械师卡米尔·吉兹克奇也在西伯利亚和布尔什维克作战,于是加入到恩琴男爵在蒙古的队伍里。在记录了这一时期事件的《穿越乌克兰和蒙古》(1929年)中,他并没有提及阿哥哈提。有趣的是,他确实提到,为了帮助这位“疯男爵,”奥森达斯基提供了制造毒气的方法。

尽管时轮金刚典籍从未将香巴拉描述成一个地下王国,奥森达斯基的报告很明显和时轮金刚法中关于香巴拉的救度王将帮助世界结束天启战争的说法相类似。但是,阿哥哈提出现在这里的确引人关注。这一名称在时轮金刚典籍和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

阿哥哈提首次出现(Agarthi,Agharta, Asgartha, Agarthi, Agardhi)在路易士·贾克里欧特1873年的法文小说《神的儿子》中,约瑟夫-亚力山大·圣-伊夫·达尔维德在他1886年的小说《印度在欧洲的使命》使阿哥哈提的神话更加流行。在书中,圣-伊夫·达尔维德将阿哥哈提描述成一个地下王国,王国拥有一个关于隐秘知识的大学。阿哥哈提原先在印度阿约提亚,公元前1800年前迁徙到喜马拉雅山底下的一个秘密所在。阿哥哈提国王是一名“大圣”,他守护着王国的秘密,也没有启封这些秘密,因为它们能够使反基督的力量造出强大的武器。一旦邪恶力量被摧毁,“大圣们”将启封这些秘密,造福人类。

实际上,圣-伊夫·达尔维德可能在小说中借用了时轮金刚法中描述香巴拉的一些东西。数字1800在时轮金刚法典籍中作为主题反复出现,古典文献上也说香巴拉的领袖们确实掌握着制造打败侵略者的武器的知识。不过,这两名法国人的作品显然是虚构的。

在《奥森达斯基与真实》(1925年)中,瑞典的西藏探险者斯文·赫定驳斥了奥森达斯基从蒙古喇嘛那里听到阿哥哈提的说法。赫定写道,奥森达斯基关于阿哥哈提的神话取自圣-伊夫·达尔维德,并做了加工以迎合对玄学有一定了解的德国民众的口味。赫定说,西藏和达赖喇嘛才是秘密知识的守护者。

但是,另一种可能解释是,奥森达斯基利用阿哥哈提的神话来取悦恩琴男爵。恩琴无疑认为阿哥哈提要援手去打败的反基督的物质主义力量是与他作战正酣的布尔什维克。既然苏黑巴托尔通过香巴拉的期许团结了他的军队,恩琴可以同样用阿哥哈提的神话为自己谋利。如果当真如此,我们可以从这里追溯上述对真正的香巴拉神话不利的版本。

尼古拉·列里赫(1874 – 1947年)是俄罗斯画家,神智学的狂热者。圣彼得堡建造佛教庙宇时,他是委员会成员,并设计了庙宇的彩色玻璃窗户。列里赫的妻子海伦娜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秘密教义》译成了俄文。1825-1928年间,列里赫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印度出发,经过西藏到外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区和东突厥斯坦。考察队宣称研究植物、人种、语言和做画。但是,其主要目的是找寻香巴拉。

根据几份神智学的材料,列里赫的任务是从香巴拉取回如意宝,而这一任务是国际联盟委托的。他的探险队宣称香巴拉的位置在阿尔泰地区。甚至到现在,列里赫的追随者们还坚信他的看法,认为阿尔泰山是一个伟大的灵性中心,和香巴拉有着某种联系。

列里赫寻找香巴拉或许部分受到格伦威德尔《香巴拉之路》的启发,该书中有对《香巴拉指南》的翻译,后者是十八世纪中叶三世班禅喇嘛(1738 – 1780年)的著作。但是,三世班禅喇嘛解释道,迄今为止,现世的香巴拉之旅只有一条道路。要抵达这一神秘之地,需要进行无量的精神修持。换句话说,香巴拉之旅是一种精神诉求。但是,这一解释似乎并没有阻止列里赫这样勇敢的冒险家们试图通过双脚到达香巴拉。

1929年,列里赫夫妇在神智学教义的基础上创造了阿格尼瑜珈。或许他们也模仿布拉瓦茨基夫人,运用更为西方人熟悉的印度教和玄学概念及意象翻译了佛教术语。毕竟,列里赫夫妇曾宣称香巴拉是所有印度宗教的源头。他们也将其统治者称为“将与黑暗之主战斗的火焰之主。”

梵文词汇阿格尼(agni)意思是“火” – 特指吠陀的神圣净火。据此,列里赫解释道,香巴拉的大师们将运用该火进行涤清。阿格尼瑜珈修练者将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作为精神修练的向导。修练者专注于自己选定的向导,他们简单地通过观想对障难的涤清来祈祷平静。

在佛教密宗修持中,禅修者将闭关包括在所谓“火瑜珈”中。在这些仪式中,他们将一些谷物和酥油抛在火中,从而涤除和平息观想时犯错误而产生的障难。在火焰中,他们会证见火神阿格尼。这一形象显然借自印度教。列里赫可能已经在圣彼得堡建造佛教庙宇或者在蒙古旅行期间见过这类施供,他的阿格尼瑜珈可能源于上述“火瑜珈”。

因此,列里赫首次接触的香巴拉是一方和平之所。在《香巴拉 – 寻找一个新时代》(1930年)中,列里赫将香巴拉描绘成一个位于印度北方的圣城。香巴拉的统治者为宇宙和平而讲授弥勒的教义。不同派别根据自己的理解描述着香巴拉。例如,圣杯的传说就是香巴拉故事的一个变体。康斯坦丁大帝、成吉思汗和约翰长老位列那些接受“神秘灵性的居所和亚洲心脏的同胞”教义者当中。

列里赫甚至杜撰了“香巴拉武士”一词。后来,在1980年代,噶玛噶举派和宁玛派的藏人转世喇嘛邱阳·创巴仁波切所沿袭了这一词语。创巴仁波切用现代美国的世俗语言改编表达了佛教思想。创巴写道,他关于香巴拉武士的思想和时轮金刚教义或者香巴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对那些努力提高自身以饶益他者之人而言,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列里赫以此词表示从香巴拉带来世界和平的“人类的弟兄”。

1929年,从亚洲返回后,列里赫到纽约旅行。在《列里赫公约》的颁行过程中,列里赫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一项旨在战时保护世界文化纪念物的国际公约。列里赫建议用三个实心圆表示和平标志。他解释说,圆在所有宗教派别中都有表现,包括香巴拉诸王“立典王”。但是,在时轮金刚典籍中并没有发现类似内容。世界上很多国家签署了这一公约,包括美国在1935年也签署了。后来,三个圆圈的标志也作为残疾人士佩带的臂章,表明他们需要关爱。

在《香巴拉 – 寻找一个新时代》中,列里赫还暗示了香巴拉和隐藏在北极的修黎(终北之地)之间的相似。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见,修黎激发了德国人对秘密国度的寻找。列里赫还提到了香巴拉和地下城市阿哥哈提之间的联系,二者通过喜马拉雅山底下的隧道相通。香巴拉的居民在将会在“净化之时”出现。在《书信集》(1935-1936年)中,海伦娜·列里赫指出,圣-伊夫·达尔维德错误地认定香巴拉是阿哥哈提,实际上二者并非同一地方。

乔斯林·戈德温在《阿克托斯、科学的极地神话、象征及纳粹余孽》(1993年)中认为阿格尼就是地心力(维利)。地心力是修黎人守护的由心灵致动的神秘力量。这正是纳粹企图得到后加强他们的雅利安超人种。但是,列里赫从未做过这一方面的联系。

与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列里赫将香巴拉描述成将帮助世界建立和平的良善之地相反,另一类版本强调了这一神话中世界末日的内容。他们主要将香巴拉和堕落的破坏性力量相联系。这一力量将去除陈腐的思想,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的新秩序。因此,香巴拉的毁灭性力量最终仍然是饶益的。这些版本也有其神智论的根基。

1884年,威廉·修伯-施莱登博士成立了德国神智学社,但以失败告终。1902年,奥地利唯灵论者鲁道夫·施坦因纳(1861-1925年)重建了神智学社。1909年,主要因为不同意贝赞特夫人和CW立德贝特宣布十六岁的克里希那穆提是弥赛亚,施坦因纳离开了神智学社。1910年和1911年,施坦因纳在柏林和慕尼黑举办了一系列演讲,教授被有些人标榜为“基督教化的神智学”。但是,施坦因纳宣称他的教义源自对的《阿克夏纪录》的超验阅读,而非来自神智学。

阿克夏(akasha)是梵文“空间”的意思。据称,《阿克夏纪录》记录了人类所有的智慧。时轮金刚典籍中将佛陀大悟之基础的心智活动中最纯净微妙的阶段称之为“遍布空间的空间金刚”。但是,这些典籍并没有记录通过通灵手段就可获知一切知识。

施坦因纳认为,基督是复临后揭密香巴拉之地的真正先知。消失已久的香巴拉是弥勒的国度。在名为“弥勒 – 基督还是反基督”的演讲中,施坦因纳解释说,“出自弥勒之口的一切将出自基督之大能。”

施坦因纳通过路西法和阿利曼,强调了善恶之间的冲突。之前,布拉瓦茨基夫人已经在路西法和撒旦之间作了区分。根据《秘密教义》,路西法是“带光者”, 人人心智所具有、源自纯然兽性的诱惑者和解放者的“星光体”。它既用于创造又用于毁灭,表现在性欲激情中。尽管路西法能够将人性提升到另一境界,但拉丁语学术界将他转换成完全邪恶的撒旦。

布拉瓦茨基夫人述及琐罗亚斯德教中的二元对立和代表光明力量的阿胡拉·玛兹达和代表黑暗的阿利曼(安格拉·曼纽)之间的斗争。但是,施坦因纳较布拉瓦茨基夫人更进了一步,将二元对立转化成路西法和阿利曼的对抗。在《玄密科学纲要》中,施坦因纳将路西法描绘成光明的生物、上帝和人类之间的桥梁、使我们更加接近基督。因此,“路西法的孩子们”是那些为知识和智慧奋斗的人。相反,阿利曼引领人类往更低层次的、物质的、肉欲和兽性的天性。

施坦因纳自称为路西法信仰者。根据他的逻辑,弥勒是反基督。因为人类已经玷污了基督的教义,弥勒将从香巴拉作为反基督出现,正本清源,教给人们基督真正的福音。1913年,施坦因纳的追随者创立了人智学学会,施坦因纳本人没有参加,直到1923年他重建该学会。

根据《时轮金刚经》,香巴拉的第二十五位救度王、统治者鲁卓恰克林(文殊轮)将会打败图谋征服世界的非印度入侵者。这些入侵者遵循一个拥有八名先知的教义 – 亚当、亚伯拉罕、诺亚、摩西、耶稣、摩尼、穆罕默德和马赫迪。历史分析表明,这些入侵者的原型是十世纪晚期木尔坦(现在巴基斯坦)的以实玛利什叶派教徒。这是埃及法蒂玛帝国的同盟。法蒂玛人信仰弥赛亚马赫迪,寻求在预言世界末日之前征服伊穆罕默德身后五百年的斯兰世界。整个木尔坦地区的人对入侵心怀恐惧,包括阿富汗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地区。时轮金刚教义可能源于此地。但是,预言中的冲突及入侵者的失败是对内心的恐惧和痴愚的灵修方面的比喻。它展现了一个深陷恐惧的人在克服深切感受到的焦虑时的有效手段。

施坦因纳可能对香巴拉神话的历史语境和比喻意义并不知情。因此,在嗣后的几年里,包括施坦因纳在内的有些人将香巴拉作为超自然力量的所在,认为据此可以对基督教进行改革。施坦因纳强调弥勒和香巴拉是未来基督教改革的真正源泉也可能反映了他对神智学社将克里希那穆提提升到新的拯救者地位的不满。

时轮金刚典籍中始终没有提及基督教教义,但当中确实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给出发现二者各自宗教信条中别种意义的方法,这将使他们和佛教徒结成一个统一战线,以应对对侵略的恐惧。这些典籍甚至指出,佛陀给予的教义和印度教及伊斯兰教的某些教义一致。如果上述两个宗教的信奉者感兴趣,他们就可以以自己的信仰为垫脚石,达到佛教之道。不过,时轮金刚典籍没有确定佛教教义包含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真正思想。这些典籍也没有宣称香巴拉将会成为改革宗教的源泉以引领人们回归这两个宗教创立者真正的教条上来,更不用说回到基督的纯正教义上来了。

英国神智学者爱丽丝·巴利(1880-1949年)是一位灵媒,宣称和藏人大师沟通并接收玄密书信。1920年,巴利与安妮·贝赞特争夺神智运动领导权失利之后,在美国创立了路西法基金会。起初,她称基金会为“藏人之家”,1922年,重新改名为路西法基金会。她的信件和写作激发了“新时代运动”。她称新时代为“宝瓶座时代”和“弥勒时代”。

在《灌顶、人类和太阳》(1922年)、《玄瞑书翰集》(1922年)和《宇宙之火精论》(1925年)中,巴利大量谈论了“香巴拉力量”。她将香巴拉作为“宇宙之火”的所在地、涤清之力量。这使人想起列里赫。巴利延循了施坦因纳的引导,没有将这一力量看作是慈悲之力阿格尼,而与路西法相联系。因此,她将之说成是驱逐业已堕落的教义形式、建立纯洁的“新时代”的毁灭性力量。

巴利解释说,香巴拉力量是一股极易变化的自性力量。这一力量本身极具毁灭性,会成为“邪恶”的来源。但是,如果将其视为“神圣意志”,自打开始就驾驭它,就会成为终极之“善”。在香巴拉的“教阶”中,弥勒居首领地位,守护着这一力量,并在合适的时间使之成熟,进入“神秘的时代”、“大计划”。可能有人感到迷惑,巴利关于“力量”的想象是否来自“星球大战”的灵感。“星球大战”中的力量也可以为恶或者为善,这一力量由绝地武士守卫。

和施坦因纳一样,巴利不仅改造了路西法的概念,也改造了反基督的概念,不过这次将之与香巴拉力量相联系。巴利借用神智学的概念,说香巴拉力量在历史有考之前曾有两次为人所知。第一次是在雷米利时代,预示了人类的自性化。第二次是“亚特兰提斯时代,这是光明之主和物质形式之主 – 黑暗力量之间斗争的时代”。巴利认为,现如今 –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阶段 – 正表现为毁灭性的力量,以摧毁有碍或不利于现今各种形式的政府、宗教和社会的一切。

巴利的教义催生了另几个和香巴拉有着更神秘思想联系的玄密运动。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神智学者莫里斯·道雷尔(1902-1963年)建立的白寺同盟。道雷尔在《弥勒 – 世界之主》中写道,香巴拉是西藏的“白寺”,位于喜马拉雅山底下七十五英里的地方。它的入口在地下,入口周围的空间弯曲,通往另一个宇宙。道雷尔描述香巴拉由两半组成。南半部分住着大师和上师(古茹),北半部分是阿梵达或世界导师弥勒的住地。在未来,弥勒将带着香巴拉的武士莅临。这些武士是“宝瓶座时代的带光者”,来征服这个世界邪恶的黑暗力量。

道雷尔的主要著作是《透特的翡翠石板 – 亚特兰提斯岛》。他宣称此书他是在埃及地下的大金字塔里发现,并从亚特兰提斯语翻译过来的。他还宣称接受过西藏僧人的秘密灌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利对纳粹的政策做了控诉。她说希特勒窃取了香巴拉力量作为“黑暗势力的工具”,并滥用于对抗“光之能”。

和巴利所说的希特勒与香巴拉力量之间关系类似,战后几项关于纳粹和玄密学说的研究声称,纳粹曾派遣考察团去西藏寻求香巴拉和阿哥哈提,以帮助他们实施“大师计划”。但是,巴利只说到和香巴拉有这一联系,对阿哥哈提只字未提。另一方面,这些记录声称,香巴拉的大师们拒绝了纳粹考察团,但阿哥哈提的贤能们答应了,并随考察团来到德国。此外,他们将纳粹在西藏寻求神秘力量的帮助归咎于对卡尔·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的信仰。豪斯霍弗尔是将维利社和修黎社联合的驶作俑者,对希特勒的迷信思想影响也很大。维利和修黎社兼容了诸多不同渊源的信仰。在考量这些战后研究前,让我们对当中一些思想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溯源。

古希腊人不仅记载了沉没的大陆亚特兰提斯,也记载了希柏里尔 – 一个北方国度,其居民来自南方,在冰灾完全毁灭南方之前,他们移居至此。十七世纪晚期的瑞典作家奥拉夫·路德贝克将希柏里尔定位于北极。还有一些记载认为希柏里尔分离成极北之地(修黎岛)和终北之地(幽尔提马修黎岛)。

十七世纪晚期,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莱爵士也提出地球是中空体的理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地心游记》(1864年)中使这一思想更家广为人知。1871年,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林沃·利顿在《未来种族》中描述了一个超级种族地心人(沃瑞尔人)。他们居住在地下,计划运用地心力(沃瑞尔) – 可以通过传心致动的力量征服世界。法国作家路易士·贾克里欧特在《神的儿子》(1873年)中将地心力和终北之人(修黎人)相联系。

倡导印度自由的巴尔-甘加达-提克拉在《吠陀经中的北极家园》(1903年)认为南迁的终北之人就是雅利安人的始祖。1908年,美国作家威利斯·乔治·爱默生发表了小说《烟熏火燎的上帝、或一次地心之旅》。小说描绘了一个挪威航海者通过北极的一个入口在地球内部的一次旅行。

古北欧语《艾达》的德文译者弗利克斯·倪德纳1910年创立了修黎社。修黎社认为日尔曼人是雅利安人、终北之人的后裔,并寻求通过驾御地心力改造出雅利安种超人。修黎社将室娲嗣缔伽 – 传统中北方雷霆之神“朵尔”的象征作为自己标识的一部分。这样,修黎社步十九世纪末圭多·冯·李斯特的后尘,将“室娲嗣缔伽”用来作为德国新异教徒运动的标记。

冯·李斯特和兰茨•冯•利本菲尔斯、菲利普·西德福一道在创建隐密智慧运动中作用显著。这一运动在一战之前及其一战时期颇流行。隐密智慧混合了神智学中的种族概念和德国民族主义,宣扬雅利安人种至上,以此作为德国征服全球英法殖民地,成为低劣种族正当的统治者的理论依据。修黎社包含了隐密智慧信条。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神智运动从来没有打算将其教义用于种族论,也沒有作为一个种族比其它种族优越、或者一个种族统治其它种族正当性的理由。

1918年,鲁道夫·冯·塞波腾道夫创建了慕尼黑分社,他在分社教条中加入了反犹太主义的成分,并批准使用暗杀手段。上述教条是他在土耳其期间结识了“暗杀团”时得到的。这一秘密团体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以实玛利什叶派的尼赞支派。十字军曾经与之交戈。

1918年晚期,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后,慕尼黑修黎社信条中又加上了反共产主义。1919年,修黎社催生了德国工人党。同年,希特勒加入该党。1920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领袖,将该党重新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纳粹),并改造“室娲嗣缔伽”作为党旗。

卡尔·豪斯霍弗尔(1869 – 1946年)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派往日本的德国军事顾问。他对日本文化印象极其深刻,也学习了日语,后来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结盟中他发挥了作用。他还学习过梵语,并宣称到过西藏学习过一年。1918年,他在柏林创建了维利会。除了和修黎社具有同样的基本信条之外,他还鼓吹寻求通过地下的超自然生命获取地心力。豪斯霍弗尔认为西藏最有可能是从极北之地迁徙出来的雅利安人的初居地。

豪斯霍弗尔还发展了地缘政治学说。地缘政治学鼓吹通过征服邻地获取生存空间(德文Lebensraum)以为取得权力的手段。1920年代,他成为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大学全称)地缘政治研究院领导。从1923年开始,豪斯霍弗尔开始影响希特勒的思想。豪斯霍弗尔还发挥作用,说服希特勒1935年建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

1938-1939年间,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资助夏弗对西藏做了第三次考察。考察队在短暂的停留期间,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测量了多名藏人的颅骨得出结论说,藏人居于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中间,因此,藏人可以作为日-德同盟者中间的链接。

战后对纳粹和玄迷学的研究,很多学者表示质疑。不管研究对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思想的阐述是否准确,但都描述了一个更加被歪曲了的相巴拉神话。让我们对其中两则差异不多的相关神话进行考察。

根据法国研究者路易斯·鲍维尔和雅克·博基尔的《魔术的黎明》(1962年)和让-克劳德·弗雷的《纳粹和秘密组织》(1974年)中的描绘,豪斯霍弗尔相信有两个雅利安群体从极北之地迁徙至南方。一支去了亚特兰提斯和香巴拉,他们在那里和同样迁徙来的雷姆利亚人通婚。记住,布拉瓦茨基夫人将雷姆利亚人和亚特兰提斯和香巴拉相联系,巴利将雷姆利亚人和亚特兰提斯人与香巴拉力量相联系。这些不在纯粹的雅利安后裔转而求诸黑魔法和征服。另一支向南方迁徙的雅利安人越过北美和北部欧亚大陆,最终到达戈壁沙漠。他们在那里建成阿哥哈提。这一传说经由圣-伊夫·达尔维德的笔下而广布流传。

根据弗雷的说法,修黎社和阿哥哈提相埒,都系出北欧神话中诸神之乡亚斯格特。另一些人认为阿哥哈提和阿里亚同出一源。阿里亚是古波斯语中的一个名称,是古希腊人对从东部伊朗、经过阿富汗到乌孜别克斯坦地区这片地区的称呼。但这一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经过一次世界性灾难,阿哥哈提沉入陆地以下。这和奥森达斯基的叙述相符合。雅利安随后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南下喜马拉雅山底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知识中心,也称为阿哥哈提。在那里,他们保存了有关美德的教义和地心力。另一群雅利安人试图返回终北之地,但却建立了香巴拉 – 一个充满暴力、邪恶和唯物至上的城市。阿哥哈提是正确的“右手”之道和正地心力的掌握者,而香巴拉居民是堕落的“左手”之道和不善能量的持有者。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秘密教义》中已经出现了关于“右手”之道和“左手”之道的区分。布拉瓦茨基夫人在书中写道,在亚特兰提斯人时代,人道知识分成了“右手”之道和“左手”之道,各自又进而成为白魔法和黑魔法的发端。但是,她并没有将二道之说与阿哥哈提和香巴拉相联系。实际上,在拉瓦茨基夫人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提及阿哥哈提。“右手”之道和“左手”之道的说法出自印度教典籍坦特罗(密宗)。早期的西方学者总是将“左手” 坦特罗看作是堕落的形式,错误地将之当作藏传佛教,将它的教义当作无上瑜珈坦特罗。

根据鲍维尔和博基尔,修黎社寻求联系香巴拉并与之结盟,但只有阿哥哈提同意提供帮助。到1926年,两位法国作者解释道,在慕尼黑和柏林已经有印度教徒和藏人居住地,称作“青人会社”以和日本的“青龙会”取得超验联系。后者要求如果失却荣誉,就要进行日本式的切腹自杀。据说豪斯霍弗尔早年在日本时期曾参加了该组织。“青人会社”的领导是一名藏人喇嘛,被成为“戴青手套的人”,据说曾频繁拜访希特勒,掌管着阿哥哈提的钥匙。1926-1943年间,德国每年向西藏派出了考察团。战争末期,俄国军队进入柏林后,发现了一千多名“喜马拉雅人种”士兵的尸体,穿着纳粹军服,却没有证件,都属自杀身亡。1946年,豪斯霍弗尔在纽伦堡审判前切腹自尽。

纳粹寻找香巴拉和阿哥哈提另一稍有不同的版本出现在英国研究者特雷弗·拉文斯克罗夫特的《命运之矛》(1973年)中。根据这一版本,修黎社认为有两个雅利安人群体转而信奉邪恶力量。他们的转变带来了亚特兰提斯的沉没。结果,这两个群体在大西洋冰岛附近水面下大山上建立了洞穴聚落。极北之地(Thule修黎)的神话起源于此。其中一支顺随了路西法神谕,被称为阿哥哈提,修持左手之道。另一支顺随了阿里曼神谕,被称为香巴拉,修持右手之道。要注意到,拉文斯克罗夫和鲍维尔、博基尔、弗雷的说法恰好相反。后者认为阿哥哈提修持右手之道,而香巴拉修持左手之道。

拉文斯克罗夫特继而解释说,根据一万年前在西藏出现的“秘密教义” – 出自布拉瓦茨基夫人的同名著述,路西法和阿里曼是两支邪恶的力量,人类进步的两股巨大逆流。路西法带领人们自立为神,并与对权力的贪欲相联系。追随路西法会导致唯物质主义,虚假的高傲及对魔法力量的滥用。阿里曼图谋在地球上建立纯粹的物质主义国度,在黑魔法的仪式中利用人们对性的极度欲望。

需要记住,尽管布拉瓦茨基夫人也写到过路西法和阿里曼,她并没有将二者做为一对,也并没有将任何一个与香巴拉或阿哥哈提联系。此外,布拉瓦茨基夫人还解释,尽管拉丁经院派将路西法转形成纯然的恶魔撒旦,但路西法依然有毁灭和创造两种力量。在每个人的意识里,他以带光的形式出现,能够将人从兽性提升至一个良性转形,从而到更高的存在境界。

施坦因纳强调了路西法和阿里曼象征破坏性力量的两个极端。但是,施坦因纳将路西法描绘成终极是为了新生的、饶益的破坏性力量,而将阿里曼描绘成纯粹的邪恶力量。此外实际上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与巴利一样,施坦因纳将路西法和香巴拉相联系,而根本没有提到阿哥哈提。再者,上述三位玄密著述者都没有将香巴拉描述成位于地下。只有列里赫夫妇将香巴拉与地下城阿哥哈提相联系。但他们说的很清楚,二者有所不同,也从未宣称香巴拉位于地下。

拉文斯克罗夫特和鲍维尔、博基尔、弗雷一样,宣称经过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其他成员的倡导,从1926年到1943年间,每年向西藏派出了考察团去和地下的洞穴聚落建立联系。据说他们说服了那里的大师加入了路西法和阿里曼的援助队伍以推进纳粹事业,尤其为了制造雅利安超人种。而香巴拉的贤能们拒绝襄助。作为阿里曼神谕的追随者,后者唯一关心的是不断增进的物质主义。此外,香巴拉已经加入了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会社组织。这可能指道雷尔,他在美国创建的白寺同盟是第一个宣称香巴拉是位于地下的城市的重要玄密组织。再者,这一描述和豪斯霍弗尔对西方唯物主义科学的鄙视相合宜。豪斯霍弗尔称后者为“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科学”而钟情于“北欧日尔曼的-民族主义的科学”。

拉文斯克罗夫特继续说,阿哥哈提的大师们同意帮助纳粹的事业。从1929年开始,成群藏人到了德国。在那里,他们结成“青人会社”。在日本 “青龙会” 成员的参与下,他们在柏林及其它地方成立了玄密学校。注意,鲍维尔和博基尔宣称,从1926(而不是1929)年以来在柏林和慕尼黑的这些居住地不仅有藏人,还有印度教徒。

希姆莱深受这些藏人 – 阿哥哈提贤能的吸引,1935年,在他们的影响下成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要记住,希姆莱并没有创立该学会,而是在1937年将之并入党卫军。

现在很难断定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是否宣称过这些内容。这些内容中混杂了关于香巴拉的玄密叙述和奥森达斯基对阿哥哈提、极北之地和地心力神话的描绘。也很难断定豪斯霍弗尔试图是否成功影响了希特勒和纳粹官方机构,如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派遣考察团去西藏寻求两个传说中的地下国度 – 或者甚至是修黎社本身派遣了类似考察团。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唯一以官方名义去西藏的团队是1938-1939年间恩斯特·夏弗的第三次考察。此次考察虽然也属于玄密性质,但与上述截然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测量藏人的颅骨以考察藏人是否是雅利安人原种,是否是雅利安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居间人种。

上述两则叙述除了在事实上和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信仰的记述有些出入和矛盾之外,有两点一致之处似乎很重要。首先,施坦因纳和巴利将香巴拉和毁灭旧秩序、建立改造了的新秩序的新生力量相联系。他们用路西法表示这一终极是饶益的力量。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却将路西法和这一饶益性力量与阿哥哈提相联系。对他们而言,香巴拉成了一个完全邪恶的破坏性力量,由阿里曼和放纵不羁的物质主义表示。其次,尽管修黎社和纳粹首先寻求代表物质主义的邪恶之道香巴拉的帮助,但他们遭到了拒绝。他们反而得到了阿哥哈提的帮助。后者象征终极的摧毁弱者、制造优越人种作为人类进化的未来一步的正道。

让我们暂时先将修黎社和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派遣考察团去西藏寻求香巴拉和阿哥哈提一事是否属实放到一边。让我们暂时假设豪斯霍弗尔确实将香巴拉和阿哥哈提的神话和修黎社的信仰相联系,混合的结果确实代表了纳粹的玄密思想。如果此设想当真,那么可以解释香巴拉拒绝了纳粹的要求,而阿哥哈提却予以接受的可能理论是下所示。

香巴拉通过阿格旺多杰和俄罗斯,后来又和共产主义相联系,而阿哥哈提通过奥森达斯基和德国人冯·恩琴-斯特恩伯格男爵的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势力相联系。1918年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后,修黎社成员和希特勒都成为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此前,二者已经是反犹太主义者。因此,在他们眼里,香巴拉是一个黑暗的反动力量,支持彻头彻脑物质主义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科学”。1936年11月,希特勒怀着反共产主义的偏狭和日本签定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宣布两国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传播,同意双方都不与苏联缔结政治条约。然而,1939年8月,希特勒和苏联签署了《纳粹-苏维埃条约》,以避免在欧洲两线作战。1941年6月,希特勒又撕毁和斯大林的协议,入侵苏联。

或可通过解读寓言对希特勒的上述大转变作出玄密解释和辩解。香巴拉(苏联、共产主义、犹太人)本质上是邪恶的(根据《反共产国际协定》可知)。不过,希特勒起初寻求与之联盟(《纳粹-苏维埃条约》)。香巴拉拒绝了(希特勒迁怒于苏联,因而有了撕毁了和斯大林的协议)。于是,希特勒转求别助,得到了阿哥哈提的支持。(早期反犹太人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德国人恩琴男爵也曾求助于阿哥哈提,但却未能找到这一神话国度。因此,恩琴未能完成使命。既然希特勒的考察团找到了阿哥哈提-亚斯格特并得到帮助,纳粹必然会取胜。)

下列事实能够支持上述理论,解释德国关于香巴拉是一个邪恶力量之地的玄密叙述。在《香巴拉之路》(1915年)中,德国的中亚探险者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报道说,阿格旺多杰认定罗曼诺夫王室是香巴拉统治者的后裔。

在《亚洲风暴》(1924年)中威廉·菲尔奇纳将苏维埃擢取中亚的动力和二十世纪伊始罗曼诺夫王室对西藏的觊觎相联系。1926年,列里赫夫妇将一掊据说是西藏圣人送的藏地泥土送给苏联外长契切林,放置在列宁的坟墓上。海伦娜·列里赫称马克思和列宁都是圣人,并宣称喜马拉雅圣人的使者甚至在英国会见了马克思,而在瑞典会见了列宁。喜马拉雅圣人支持共产主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

在《关于喇嘛教在俄罗斯的最后数十年》(1926)中,德国学者WA乌克里格引述菲尔奇纳的著作,并重复了格伦威德尔关于阿格旺多杰、罗曼诺夫王室和香巴拉的报道。他还记载了圣彼得堡的佛教庙宇举行罗曼诺夫王室三百年庆典一事。乌克里格警告了这一庙宇的作用,苏联、蒙古和西藏的联盟,最后用一句拉丁名言结束了全文,Domine, libera nos a Tartaris(《上帝把我们从鞑靼手里解救出来》)。这和豪斯霍弗尔的地缘政治学说和建议德国在雅利安人的母地中亚征服擢取生存空间等正相一致。

时间已经到了1910年,施坦因纳当时正在柏林和慕尼黑举办关于香巴拉是弥勒的国度的演讲。弥勒是反基督,将对世界上业已歪曲了的教义进行正本清源。1923年,流行的奥森达斯基的《兽、人、神》德语译本出版。书中介绍说阿哥哈提是一个力量之源,冯·恩琴-斯特恩伯格男爵寻求这一力量以帮助他对付蒙古社会主义领导人苏黑巴托尔。苏黑巴托尔利用香巴拉的故事团结他的队伍。记住,修黎社认为阿哥哈提是亚斯格特,雅利安北方诸神的母地。

1920年代前期,在德国玄密科学和秘密会社间爆发了一场所谓“玄密战争”。例如,在名为《民族主义者观察》的报纸的一篇文章中,希特勒指责施坦因纳是犹太人而且其他右翼极端份子呼吁展开对“反对施坦因纳的战争。” 很多人怀疑修黎社为这样的攻击负责。随后几年来,希特勒继续迫害人智学说者、见神论者、共济会士和玫瑰十字会成员。形形色色的学者都将这一政策归咎于希特勒想消除他统治下其它的玄密竞争对手。例如,施坦因纳委托将布林沃·利顿的地心力题材小说《未来种族》翻译成了德文。译本名称更加直白,是《地心力,抑或未来种族》。此外,既然施坦因纳及其神智学宣称香巴拉是未来的弥赛亚和慈悲的国度,修黎社和希特勒反其道而将之说成是邪恶之地,可谓顺理成章。

1929至1935年间,法国冒险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的五本著作的德语版在德国出现,其中如《西藏的奥义和巫术》。大卫·妮尔曾在西藏学习和旅行数年。据她说,藏地大师有着超然能力,能够使他们自己不受地球引力支配,并以超过常人的速度飞奔。结果,对西藏是神秘的魔力之地的想象迅速升温。

三十年代早期曾在西藏旅行的德国探险家西奥多.伊利恩化名西奥多.布郎于1936年出版了《在神秘的西藏》一书。书中也描述了藏地大师们所拥有的超然能力。在第二部著作《西藏上空的阴霾》(1937年)中说他曾被领到位于“神秘谷”的地下城市。在那里,有一个“玄密兄弟会”通过输出精神能量得到力量。“兄弟会”的领袖是巫师王子玛尼仁波且。尽管这位“光明王子”装作是一个仁慈的统治者,实际上他是邪恶崇拜团体的首领、一名“黑暗王子”。伊利恩从未提及香巴拉,但是他的这些畅销书可能也对纳粹对香巴拉是一个邪恶魔法之地的玄密说法产生了影响。

让我们姑且假设纳粹的玄密运动,正如修黎社所为,利用香巴拉-阿哥哈提寓言为希特勒改变对苏联的政策作辩护。似乎纳粹官方机构如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将香巴拉和阿哥哈提载入自己的备忘录、甚至机密备忘录。让我们对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作出考察。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同年,修黎社慕尼黑分社的创建者塞波腾道夫发表了《希特勒上台之前》,书中历数了希特勒受惠于修黎教义之事。希特勒迅速查封了该书,并责令塞波腾道夫退休。尽管希特勒明确拥护修黎社的信条,但他拒绝承认和任何玄密运动有联系。他不想给来自任何一方的势力留给竞争的机会。

但是,豪斯霍弗尔和修黎社并非唯一从幕后影响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者,瑞典探险家、纳粹的支持者斯文·赫定也作用显著。1922-1944年间,他用德文写了几本关于他在西藏旅行的畅销书,如《藏布喇嘛的朝圣之旅》(1922年)。还有几本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如《我的探险生涯》(1926年)、《西藏的征服》(1934年)。此外,在《奥森达斯基与真实》(1925年)中,赫定揭穿了奥森达斯基宣称蒙古喇嘛告诉他阿哥哈提一事。赫定说阿哥哈提是从圣-伊夫·达尔维德1886年的小说中偷来的臆想之物。

希特勒任命弗雷德里克·海尔斯彻设立了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后者是斯文·赫定的朋友。此外,1936年赫定曾受希特勒邀请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发言。1937年,赫定发表了《德国与世界和平》。1939-1943年间,他替德国执行了数次外交使命,并投身于亲纳粹的出版活动。赫定对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具有影响力的最明显的证据是,1943年该所的西藏研究所重新命名为斯文·赫定亚洲腹地及考察研究所。

在开创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以及学会以修黎社的信条为基础进行的很多研究任务方面,豪斯霍弗尔确实发挥了作用。不过,由于赫定的原因,学会寻求并将阿哥哈提定位于西藏的可能性不大。赫定承认西藏是古代隐秘知识的宝库,但他并没有将玄密的意义与之联系,也没有将玄密知识和香巴拉或阿哥哈提相联系。

此外,1926年或1929年间,在修黎社支持下,藏人群体在柏林或慕尼黑存在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如果有此事,那么既然古代遗产研究和教学学会和修黎社有民间联系,也就不需要派遣考察团去西藏测量藏人的颅骨了。他们在德国就可以做测量。因此1926-1942年间,修黎社每年赞助去西藏考察的说法也看起来很值得怀疑。

根据鲍维尔和博基尔,在战争末期,俄军在柏林发现了多名 “喜马拉雅人种”士兵的尸体,穿着纳粹军服,都属自杀身亡。这一说法也需要做出严格考量。此中不言的暗示是,俄军发现了援手纳粹事业的藏人 – 阿哥哈提贤能,他们和豪斯霍弗尔一样切腹自尽了。

首先,切腹自尽是日本武士道习俗。二战中,许多日本士兵用此避免被俘。但是,藏传佛教信徒认为自杀是一个完全有害的行为,会对来生造成可怕的后果。此行为永远有所非议。鲍维尔和博基尔的说法不恰当地将日本仪式放到了藏人身上。其次,穿着纳粹军服的“喜马拉雅人种”士兵极有可能是卡尔梅克人而非藏人。另外,卡尔梅克人在德国军中效力并不能证明他们支持纳粹的理想或者因为他们的藏传佛教信仰而支持这一理想。让我们考察历史事实,并通过对生活在德国慕尼黑的卡尔梅克人的面访再加以补充。这些卡尔梅克人参与了多项下述事件。

卡尔梅克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和德国的关系历史悠长。1609-1632年间,有一大群卡尔梅克人从东突厥斯坦的准噶尔向西迁徙,定居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一带。伏尔加河从那里流入里海。在那里,他们延续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176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邀请近三万德国人定居在卡尔梅克人以北的伏尔加地区。目的是要这些德国人耕种这一肥沃的土地,防范这些“鞑靼人”。她试图强迫这些卡尔梅克人信奉基督教、成为农业者。1771年,这些举措使很多卡尔梅克人逃回了准噶尔。最终,那些没有逃离的卡尔梅克人被俄罗斯接受了,尤其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士兵。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1812-1815年),俄罗斯军队中就有一个卡尔梅克军团。一个世纪后,卡尔梅克军人在沙皇军队各部都堪为优秀。

尽管游牧的卡尔梅克人和伏尔加地区从事农耕的德国人在生活和风俗习惯上大相迥异,二者逐渐互相尊重。实际上,这些德国人表现出对卡尔梅克人的兴趣。早在1804年,本杰明·贝尔格曼出版了四卷本的语言和宗教著作,名为《1802-1804年卡尔梅克人地区的游牧民族》。斯文·赫定早期在一次考察准噶尔时中曾途经卡尔梅克人地区,对当地人推崇备至。

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后,很多卡尔梅克人继续效忠沙皇军队,为白军一方作战,特别是在弗兰格尔将军和邓尼金将军的麾下。1920年底,红军突破到克里米亚半岛前,大约有二十户卡尔梅克人追随弗兰格尔渡过黑海定居到波兰华沙和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更多的卡尔梅克人和邓尼金在一起,其中大部分定居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另一小部分定居保加利亚索非亚和法国里昂和巴黎。1929年,流亡到贝尔格莱德的卡尔梅克人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小佛教寺。共产主义者对留居原地的卡尔梅克人大肆迫害,大约有一万人遭到斩首。

1931年,斯大林在卡尔梅克人中实行集体化,关闭了佛教寺庙,焚烧了宗教书籍。他将所有僧侣和拥有五百只羊以上的人都发配到了西伯利亚。部分由于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1932-1933年间发生了严重的饥谨。大约六千名卡尔梅克人死亡。

1941年9月,希特勒入侵苏联,戈培尔从贝尔格莱德、巴黎和布拉格邀请了数名卡尔梅克要人到柏林,帮助他作宣传。纳粹希望将卡尔梅克人争取到德国一边反对俄国人,因此从未将他们中的任何人送到集中营。因此,戈培尔将这一核心组织到解放卡尔梅克人脱离共产主义统治的委员会。在这一联系中,戈培尔帮助他们发行了卡尔梅克语的报纸,并利用他们向卡尔梅克地区进行无线电新闻广播。

1942年,纳粹第十六装甲师陆军元帅曼斯坦占领卡尔梅克地区时,上述委员会中的三名委员随行。一些贝尔格莱德的卡尔梅克人也参与了对苏联的侵略,1941年纳粹占领塞尔维亚后他们就加入了德国军队。卡尔梅克地区的居民视德军为将他们从斯大林的虐政下解救出来的解放者,于是用传统的欢迎客人的方式,拿出酥油和牛奶招待了这些德国人。德国人说他们将会废除集体化,分种土地,并使之私有化。他们让卡尔梅克人从新修持佛教。于是,卡尔梅克人将埋藏保存起来的宗教典籍找出来,并建造了临时性的简易寺庙。但是,1942年11-12月,红军夺回卡尔梅克地区,将当地人重建的一切破坏殆尽。

德国军队邀请卡尔梅克人一起撤退,并与他们一道共同战斗。大约有五千人参加了纳粹军事组织,编成卡尔梅克自愿骑兵团,与他们随行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妇女和儿童。这些卡尔梅克兵与纳粹军队一道在后防战斗,特别是在阿速海附近。但是,大部分卡尔梅克人仍然留居卡尔梅克地区。1943年12月,斯大林宣布所有卡尔梅克人是通德者,将很多人发配到西伯利亚。直到1957-1960年赫鲁晓夫时期,他们才重返故地。

1944年初秋,面临俄军即将要侵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很多卡尔梅克人逃往德国慕尼黑,逃避共产主义的迫害。其中有一名富有学识的佛教教师和几名僧人随行。1944年底,苏联残存的卡尔梅克骑兵及其家人和德国人一道撤退了。大约两千人去了波兰西里西亚,一千五百人去了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他们在那里再次组织起来和游击队抗争。

因此,尽管一些卡尔梅克人逗留在德国和战争末期几月里的纳粹占领地区,但在柏林的卡尔梅克人并不多,而且还在做宣传工作。穿着纳粹军服的卡尔梅克士兵是在波兰和克罗地亚,而非德国。尽管有几名卡尔梅克僧人在卡尔梅克兵营和纳粹占领的家乡进行藏传佛教法事,但那是为了和平及有情众生的福祉。因此,并非如同有些战后的玄密记载,他们中间并没有藏人,他们也没有为纳粹的胜利做“玄密”仪式。

战后,留在西欧各国的卡尔梅克人被送入奥地利和德国的难民营,特别是慕尼黑地区。1951年,他们被释放,起初住在慕尼黑。同年稍晚,安娜-托尔斯泰基金会将这些人重新安置到美国新泽西。铁托将塞尔维亚那些左倾的卡尔梅克人送交苏联,这些人随即被发配到了西伯利亚。

关于纳粹其它一些和香巴拉有关活动的玄密解释在战后也有出现。例如,1939年,一个德国南极考察队由阿尔弗雷德·里察上尉率领,对五分之一的南极洲进行了地理测绘,宣称这些地方为德国所有,并命名为新施瓦本地区。纳粹对南极洲的考察和在南大西洋上的海事活动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

1950年代晚期,与上述事件并没有联系,时任巴西神智学社主席亨里克·何塞·德·左拉提出了一个新的地球中空理论。地球北部住着阿哥哈提人,香巴拉是其首都,是通过南极和北极的地下通道飞到地球表面的飞碟的出发地。据此,巴西神智学社在米纳斯省(位于巴西东南部)圣老楞佐建造了一座希腊式庙宇以献奠阿哥哈提。德·左拉的学生OC休乔尼在《从地底世界到天空 – 飞碟》(1957年)中进一步使他导师的理论广为人知。1964年,RW 伯纳德在《地心王国》中声称,地下阿哥哈提香巴拉的飞碟来自西藏喜马拉雅山底下的秘密隧道。

1970年代,德国玄学家恩斯特·祖德尔根据纳粹在南极的考察和上述记述写成了数部著作,其中包括《UFO – 纳粹的秘密武器?》,宣称纳粹在南极发现的一个温暖水域的湖泊地区有一个秘密基地。他们在那里藏匿了秘密武器UFO。祖德尔也因公开支持大屠杀从未发生的论调而丑名昭著。

飞碟和香巴拉的联系出自《摄略经》的注疏《殊胜论释无垢光疏》中关于未来天启战争的寓言。根据该注疏,香巴拉的第二十五位救度王鲁卓恰克林(文殊轮)将骑着石马,从他的国家出发,凭籍风的力量打败非印度裔人的首领马赫迪。尽管鲁卓恰克林象征最精微的心识活动下对空性的极深理解,石马象征识大所御的最精微的灵量风,有些人将此解释成来自香巴拉的飞碟的形象。

时轮金刚法中香巴拉的记述激发了众多国外政治人物和玄密作家的想象。歪曲原型神话,再加上幻想,他们将这一神话措置在自己的写作中,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将这些歪曲归之于时轮金刚教义之初衷是对佛教的不公。继续对此进行研究将会厘清更多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