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商路狀況
從中國到西方，絲綢之路經由東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粟特、伊朗到拜占廷，再到歐洲。另一條路經由西突厥斯坦、大夏、喀布爾、以及犍陀羅旁遮普地區，然後由印度河船運到信德，繼而進入阿拉伯海和紅海。中國和中亞的貿易也從犍陀羅直到北部印度。
從中國到信德港的絲綢之路上，佛教寺院星羅棋布。這些寺院向商人們提供居住便利和資本借貸。此外，他們還給加工來自中國玉石的佛教徒工匠提供住宿。佛教徒商人和工匠為這些寺院提供了重要的財力支持。因此，商業對佛教社團的利益舉足輕重。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前，薩珊統治者對過境商品課以重稅。結果拜占廷選擇了花費相對便宜的從信德到埃塞俄比亞的海路，再繼以陸路。然而，551年拜占廷引進了蠶養殖，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隨即減少。7世紀的阿拉伯軍事活動進一步阻礙了貿易，直到後來，經由伊朗的陸上貿易路線得到安全保障。根據8世紀初期中國漢人朝香者一清記述，由於倭馬亞、唐朝、土蕃、東突厥、突厥沙希、突騎施之間戰亂不斷，從中國到信德的貿易在已經中亞大為縮減。結果，中國的商品和朝香者主要取道海路經由馬六甲海峽和斯里蘭卡。因此，在倭馬亞入侵前夕，信德的佛社團正在經歷一段艱難歷程。
入侵信德
在整個哈里發帝國早期，倭馬亞人曾數次試圖入侵印度次大陸。其中一個主要目的無疑是控制沿印度河至信德港口的貿易交通要道。正如他們未能從突厥沙希手中奪取犍陀羅，他們同樣未能穿越其疆域、經由開伯爾山口進入次大陸。唯一可行的是繞開犍陀羅，從南部攻取信德，再從兩線攻擊犍陀羅。
佔領信德的前兩次努力以失敗告終。然而，在711年，大約在奪取撒馬爾罕的同時，阿拉伯人終於如願以償。哈賈志·本·尤素夫·薩卡費時任倭馬亞帝國最東部諸省總督，這些省包括現在的伊朗東部、巴魯奇斯坦（穆克蘭）和阿富汗南部。他決定調遣其外甥、女婿穆罕默德·本·卡西穆率領一支20000人的軍隊，從海陸兩路同時入侵信德。最初的目標是現在卡拉奇附近的沿岸城市德巴爾。
當時信德居民有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根據玄奘記述，信德有400座寺院、26000名僧人。佛教徒在城市商業和手工業階層中佔多數，而印度教徒大多是鄉村農民。這一地區的統治者是一個出身印度婆羅門的叫查赤（Chach）人，他的統治以鄉村為依托。當他掌權以後，他就自然支持農業而無意保護貿易。
印度教徒中有一個軍士種姓階層，他們和政治、宗教領導者一道反擊強大的倭馬亞軍隊。而在另一方面，佛教徒缺乏軍事傳統或者種姓制度，對查赤的政策也心懷不滿。他們更願意避免遭到毀滅，因而和平地歸順了倭馬亞人。本·卡西穆將軍的軍隊贏得了勝利。據說為示對頑抗的懲罰，大量居民遭到屠殺，城市遭到嚴重破壞。這種報導其誇張程度如何，現在不明究竟。畢竟，阿拉伯人想得到一個財政上有所獲益的信德來增加途經此地的貿易收入。不過，倭馬亞人還是夷平了當地主要的印度教寺廟而在該址建造了一座清真寺。
接著，倭馬亞軍隊開始進攻位於現在巴基斯坦海德拉巴德附近的尼倫。該城的佛教徒總督自願投誠了。然而，為了再樹立一個榜樣，得勝的穆斯林在一座主要佛教寺院的原址上建起一座清真寺。他們沒有破壞該城其餘地方。
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和阿拉伯人進行合作，儘管合作的佛教徒比印度教徒在數量上多。因此，信德地區三分之二的城鎮向入侵者和平歸降並簽署條約。反抗者則遭受攻擊和嚴懲；歸順者和合作者得到了安全和宗教自由。
佔領信德
在哈賈志讚許下，本·卡西穆將軍開始推行寬容政策。佛教徒和印度教徒被賦予受保護臣民（迪米）的地位。他們只要效忠倭馬亞哈里發、交納人頭稅，就獲准保持自己的信仰、保留自己的土地和財產。然而，很多佛教徒商人和工匠自願皈依了伊斯蘭教。由於來自穆斯林的競爭，他們看到皈依和少付稅賦的經濟優勢。除了人頭稅，迪米商人要在所有商品上支付雙倍稅賦。
另一方面，儘管本·卡西穆將軍有宣揚伊斯蘭教的一定興趣，但這並非他的關注重心。他當然歡迎民眾皈依，但當務之急是政權問題。他需要聚斂盡可能多的財富給哈賈志，以供其巨大的軍事開支以及彌補以前所有軍事失利的代價。
這位阿拉伯將軍不僅通過人頭稅、土地和貿易稅，也通過向朝拜各自聖地的印度教和佛教朝香者徵收朝香稅達到了上述目的。這或許表明信德的佛教僧人和與他們同時期犍陀羅以北的同伴一樣，已經有向朝香者徵收朝香稅的惡習，而倭馬亞人只是取而代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講，既然能吸引朝香者並帶來稅收，穆斯林就沒有進一步破壞信德的佛教或者印度教寺廟、也沒有破壞寺廟裡供奉的神像或聖物。
征伐蘇拉什特拉
當時，位於今天古吉拉特邦蘇拉什特拉東部沿海的瓦勒比是西部印度最大的佛教活動中心。這一地區由梅特臘卡王朝（480 – 710年）統治。白匈奴佔領式威之際的第一笈多王朝前夕，該王朝脫離了後者統治。根據玄奘記載，該地區有100多座佛教寺院、6，000多名僧人。
這些寺院當中最富盛名的當屬佛陀毗訶羅中心 – 一座宏大的佛學院。僧人在此接受廣泛的教育，其中不僅包括佛教功修，也包括醫學和非宗教科學。其中許多僧人學業完成後到梅特臘卡供職。作為對王朝恩惠的回報，歷代國王給寺院賜予村莊作為供養。在梅特臘卡統治結束前幾年，中國漢人朝香者義淨（Yijing）曾造訪瓦勒比，證實了當時的興盛局面。
710年，即倭馬亞人入侵信德的前一年，梅特臘卡王朝分裂，羅濕陀庫闥王朝（Rashtrakutas710 – 775年）佔據了大部分地區。新統治者延續了前朝對佛教寺院的供養傳統。佛陀毗訶羅中心的教育未受到影響。
不久，本·卡西穆將軍向蘇拉時特拉派出了遠征軍。在那裡，他的軍隊和蘇拉時特拉的統治者們簽署了和平協約。從印度到拜占廷及歐洲的海路貿易途經蘇拉時特拉港口。阿拉伯人也想從中獲稅，特別是如果印度人因為試圖繞開信德港口而將來自犍陀羅的商貿轉移到當地。
當時，穆斯林軍隊沒有破壞瓦勒比的佛學中心。它們依然興盛，並接納了逃離信德的流亡僧人。在隨後的幾年，瓦勒比新增了不少寺院以收容大批流亡者。
對征服信德的評價
在佔領過程中，倭馬亞人對信德佛教寺院的破壞似乎是空前、也是罕見的。征服者下令這樣做是出於懲罰或者遏止反抗。但這並非完全是金科玉律。此後，當蘇拉什特拉等地和平歸順後，倭馬亞軍隊對這些地區的寺院片瓦無損。如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意圖是消滅佛教，那麼他們不會完好無損地讓當時瓦勒比的寺院存留下來。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佛教寺院身上的暴力行為是出於政治目的、而非宗教目的。當然，介入事件的個人也可能有他自己的動機。
在信德度逗留三年後，本·卡西穆將軍返回哈賈志朝廷，而讓留下的下屬執行他的務實政策 – 即利用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宗教情感以榨取稅收。然而在他離開後不久，當地的印度教統治者重新獲得了對大多數領地的控制，留給阿拉伯人的只是信德的幾座大城市。
倭馬亞再佔大夏
715年，哈賈志總督受到外甥在信德取得成功的鼓舞，派遣將軍屈底波從伊朗東北部發起進攻來重新奪取大夏。屈底波獲勝了，並大肆破壞納縛僧伽藍作為對此前叛亂的懲罰。很多僧人東逃克什米爾和于闐。在來自大夏佛教徒大臣的鼓勵下，迦彌郭吒國王拉立塔第提亞（統治時期701 – 738年）在克什米爾新建了許多寺院以收容這些博學的流亡僧人。這大大提高了克什米爾佛教的層次。
納縛僧伽藍很快得以恢復，並像以前一樣司其職能。這正表明穆斯林對佛教寺院的破壞並非是宗教動機驅使的行為。否則，他們不會容許這樣一個佛學中心的重建。
倭馬亞人在大夏打敗突厥沙希及其藏人同盟後，藏人出於政治權宜，改變立場和阿拉伯人結盟。20年前喪失東突厥斯坦的綠洲城邦、與其他盟國的聯手重奪上述地區失利後，藏人無疑希望結盟倭馬亞人，征服絲綢之路後分享控制權。在要擴張權力、充裕國庫的時候，宗教差異顯然並不起作用。
在藏人的幫助下，屈底波將軍接著從突騎施突厥人手中取得費爾幹納。但屈底波在進一步準備發動遠征從突騎施突厥手中奪取喀什噶爾的戰鬥中陣亡。此後，阿拉伯人再也沒有找到進入東突厥斯坦的機會。
傳播伊斯蘭教的初次嘗試
儘管早期倭馬亞哈里發基本上寬容不同宗教，歐瑪爾二世（統治時期717 – 724年）開始施行向遠土派遣烏里瑪（阿拉伯語：ulama教士）宣揚伊斯蘭教的政策。然而，他非常軟弱，無法嚴格推行其政策。例如，哈里發誥令，只要皈依伊斯蘭教，地方領導可以統治信德。然而由於當時倭馬亞人已經失去了對信德的有效政治控制，哈里發被視而不見，他的政策也未能貫徹。當地皈依的穆斯林和信德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和諧共處。甚至在倭馬亞統治衰落時，這一格局仍然持續。在此後的數世紀，北印度波羅王朝（750 – 12世紀下半葉）的碑文中仍然提及來自信德的佛教僧人。
歐瑪爾二世還誥令所有倭馬亞盟國也要皈依伊斯蘭教。因此，土蕃朝廷派遣使節要求派遣到藏地宣揚這一新的信仰的傳教士。哈里發委派了索拉特·本·阿卜杜拉·哈乃斐。結果沒有發現這位教士在藏地皈依藏人的記錄，這表明倭馬亞人在傳播其宗教的努力上並沒有貫徹如一。事實上，對倭馬亞人而言，阿拉伯部族制遠比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伊斯蘭社會重要。在中亞，無論征服哪裡，他們首先將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移植過來。
藏人未能接受穆斯林傳教士也有其它原因。這些都和伊斯蘭教教義本身毫無瓜葛。讓我們更加仔細的考察一下伊斯蘭教和佛教在藏地接觸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