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1944年，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美国家庭。我的家庭是并不富裕的劳工阶级，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亚洲事物有一个很强烈很直觉的兴趣。我家人没有鼓励我，但是也并没有反对，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可获取的关于亚洲的信息并不是那么多，当我13岁的时候，我开始和朋友一起练瑜伽，我阅读了一切可获取的关于佛教、印度思想、中国思想等的资料。

我是属于美国所谓的“史扑尼克卫星世代”。当这个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时，美国人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落后于俄国太远。所有的在校孩子，包括我在内，都被鼓励去学习科学，好让我们能够赶上俄国。因此，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去了罗格斯大学学化学。罗格斯大学位于新泽西州，那是我长大的地方，而且尽管卡尔梅克的蒙古佛教大师格西·旺嘉也许就住在五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

作为学习的一部分， 我上了一些额外的关于亚洲的课程，这些课程是讲述佛教是如何从一个文明传向另一个文明，以及每一个不同的文明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尽管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但是它给我留下一个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说“佛教从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文明的整个过程，就是我想要涉足的事情。”而且，这就是我余生所遵循的，没有任何偏移或者变化。

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去亚洲研究部门，普林斯顿大学开始了一项新的计划，那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那是越南战争期间，那时候只有很少数美国人知道任何亚洲语言。我很兴奋，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学习中文的机会，所以我申请了，然后被录取了。十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中文，并完成了我学士学位的后两年。

我一直对中国哲学是如何影响佛教传入中国时是如何被理解的，还有后来佛教如何影响中国哲学感到兴趣。所以我学习了中国思想，哲学，历史，佛教等等。我被送到夏季语言集训学校：一年在哈佛，一年在斯坦福并开始学习中文古文，获得了学位以后，花了一个夏季在台湾。我的研究生课程回到了哈佛。作为我中文系学程的一部分，我已经学了日语，后来当我获得了远东语言学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很广泛的中国研究。

我想要如同了解中国方面的那般去了解印度方面，从而去了解佛教发展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开始学习梵文。我获得了两个系所的联合博士学位：梵文与印度研究，和远东语言所。梵文与印度研究导向了藏文，其侧重点是哲学和佛教史。

我有很强的求知欲，所以我上了额外的哲学课程与心理课程，且藉这些保持了我对科学的兴趣。如此我完成了我的学业，然后学习比较翻译佛学方法概论。我们看梵文的佛教文本，然后看他如何被翻译成中文和藏文的，同时，也研究了思想发展的历史以及它与一般历史的相互关系。这种类型的训练对我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非常的有帮助。

在这期间，对于我所研究的亚洲哲学和宗教，我总是趋于这样的方式去思考：不同形式的佛教与印度教，以及道教与儒家思想。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接触存世传统，就像我是在研究古埃及宗教那样。然而，我的兴趣当时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在1967年，当我开始学习藏文时，罗伯特·楚门返回到哈佛，而且我们是同学。楚门曾经是格西·旺嘉的一个亲近的学生之一，而且他们一起生活多年。他甚至曾经大概做了一年的僧人，并且去了印度达兰萨拉学习。关于格西·旺嘉就是他告诉我的，并且他也告诉了我去达兰萨拉学习的可能性，而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们就是在达兰萨拉。每当我假期回家去新泽西州的时候，我开始去格西·旺嘉所在的寺庙去拜访他，然后我开始明白，佛教作为一个存世传统是什么样的。尽管我拜访了格西·旺嘉很多次，我却从没有机会与他在一起生活和学习。然而，是他真的启发了我去印度、在那继续学习，所以我申请了富布赖特奖学金，去印度与藏人一起，为我的论文做研究。

1969年，24岁的我抵达印度，在那我遇到了达赖喇嘛尊者，然后我完全沉浸在藏人社会里。感觉就像我的整个生活被一个传送带引领着我到了那—从一个普通的新泽西家庭到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全额奖学金，然后现在到达赖喇嘛尊者和他周围的伟大的西藏大师们。我看到，我所学习的关于藏传佛教的一切都非常的活生生，而这里有着真实知道所有佛教教义所指为何的人。这是一个从他们学习的黄金机会。

当我去印度的时候，我不会说藏语。我在哈佛的教授，永富教授事实上甚至完全不知道如何发音。他是日本人，我们学的是日语语法的藏语，因为那是当是唯一一个可用的与拉丁语相比较解释的教科书！拉丁语和西藏语没有一点相同之处，但是日语文法事实上却与藏语很接近。

我得学习口语，但是完全没有可用的教科书或者材料。通过我与格西·旺嘉的关系，我与两个年轻的祖古(转世喇嘛)夏尔巴和 康龙仁波切联系上，他们两个曾在格西·旺嘉的寺庙里待了几年，且英文很好。他们在安顿过很多藏人难民戴尔豪斯住。在那，他们很友好的安排我和一个西藏僧人索南·诺布一起住在山旁一个小房子里。他不懂英文，我不会说藏语，但是住在一起，我们必须得以某种方式交流。在这儿，我的佛教和其他的训练来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非洲或者婆罗洲的人类学家，试图去弄清楚另外一种语言。

我所学的其他亚洲语言非常有助于我听藏语的音调，并且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想和索南交流的时候，我会把它写下来（我自己会写藏文），然后他会告诉我如何发音。我们就这样一起工作，我也向其他人学过语言。最后，两位年轻的仁波切建议我和他们的老师格西·那旺·答杰一起学习。

我来印度写我的博士论文，但是我计划去做一些关于广泛的密集金刚续部题目的研究。我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尊敬的老师之一色贡仁波切征求意见，他说服我，说这完全是不当的，我完全没有准备好。赤江仁波切，尊者的少年老师，建议我先学习不同的阶段来替代学习道次第。当是，没有任何关于这些的翻译，所以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那时，唯一一些关于藏传佛教的可用的书籍是亚历山大·戴维－尼尔，艾万斯·温慈，戈文达喇嘛和其他人所著的几本。我向格西·那旺·答杰学习了道次第的口述传统，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的就是依据这个。

我在戴尔豪斯生活很原始，屋子里没有水和厕所。格西·答贾森活得更加原始，他住的棚子曾经是牛棚。空间仅仅容纳得下他的床和床前一小块仅够他的三个仁波切弟子和我坐下聆听他教学的的泥地。洽多仁波切加入了夏尔巴仁波切和 康龙仁波切还有我；洽多仁波切后来成为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寺院南嘉寺的主持。这个充满了苍蝇和各种虫子的牛棚，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因为如此多新事物正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然后他给我们一些小的文本让我们帮他翻译。当尊者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时，他请求格西·答杰在那给西方人和夏尔巴仁波切和 康龙仁波切当老师，而夏尔巴仁波切和 康龙仁波切帮助我成为了翻译者。我请求是否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助理，尊者说，“好吧，但是你必须先回到美国，递交你的博士毕业论文，获得你的学位，然后再回来。”

在印度的早期阶段，我试着通过一个我猜想他们能有所连结的传统角色去融入到藏人社会里；因此我成为一名翻译者。我那时候极其感兴趣去开始我自己的佛教实践，因此在1970年初，我正式成了一个佛教徒，然后开始了禅修实践。自那以后，我坚持每天都禅修。

作为翻译者角色，你不仅需要语言技巧，而且也需要对佛教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这就意味着，把禅修和教学引入到生活实践中去。自己没有实际的经历时，讨论不同的心理状态或者禅修的不同经历，是没有办法用技术术语翻译的。所使用的翻译术语主要是传教士所选，而传教士们的主要兴趣是把圣经翻译成藏语，而这些与佛教文字的实际含义的相关性并不大。所以，从早期开始，我把我的佛教训练结合到了我的佛教实践中。

在1971年末，我回到哈佛，递交我的博士论文并于1972年春天获得了博士学位。因为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的教授在另一所著名的大学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教学工作，但是我拒绝了。我不想和一群只是在猜测佛教意味着什么的人度过余生。反之，我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知道佛教意味着什么，且去研究，去从真正的传统里学习，同时我保持着我对佛学训练的客观观点。当然，我的教授认为我疯了，但无论如何，我返回到了印度。印度的生活很便宜，因此生活在那是可能的。

我搬到达兰萨拉，开始与格西·那旺·答杰、夏尔巴、 康龙仁波切一起工作，而他们那时已经一起在图书馆工作。我住在一个比在戴尔豪斯的住处更小的窝棚里，窝棚里仍然没有水或者厕所，甚至没有玻璃窗。藏族僧侣索南诺布过来和我一起住。那个印度的简单的窝棚作为我的家，我住了29年。

那时候，我帮助尊者在图书馆里设立了翻译局，并继续了我的学业。我认识到我的佛教背景实际上给了我一个可以更深入研究佛教教义的工具。我知道各种文本的名字和历史，我让一些人们教我实际内容，所以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很容易的结合在一起。达赖喇嘛尊者鼓励我去研究藏传佛教的四个传统，虽然我主要研究的是格鲁派，如此以至于我能全方位的看到藏传佛教的更大的视野。那是很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在那时候，人们完全根本不知道藏传佛教教义所包含的全面内容是什么。

在1974年，我开始向达赖喇嘛尊者的其中一个老师学习，他就是色贡仁波切。从我跟他在达兰萨拉接触开始，他已经见到我有为他当翻译的业力关系，最终为达赖喇嘛尊者翻译，所以他训练我。尽管我已经在翻译一些书，这是关于口语翻译和教学的训练。他让我坐在他旁边，去观察他是如何处理不同的人的。他也会训练我的记忆力：我和他在一起的任何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说“一字不漏的重复我刚刚说的” 或者“重复一下你刚过说的，一字不漏。”

第二年，当他开始教其他的西方人，我开始为他翻译。他从不会教我任何东西，而这些总是通过为别人翻译的时候学—除了时轮金刚。他私下教我时轮金刚；他认为我有一些很深的联系。我从不允许在任何课上做笔记，但是总是必须要记住所有的东西，且之后要写下来。一段时间之后，他甚至不准我事后写下笔记。他给我一些别的事情去做，然后我只能在深夜写下一切。

就像格西·旺嘉对他的亲近学生们那样，色贡仁波切总是骂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为他翻译，我问他刚说的一个词是什么，我不懂意思。他怒视我，说，“我七年前就跟你解释过那个词。”你为什么不记得呢？我都记得！”

他喜欢称我为“白痴”，而当我表现得像白痴那样的时候，他从不会忘记指出，尤其是在别人面前。这是极其好的训练。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为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时候，大概有一万听众，尊者止住了我，笑着说“他只犯了一个错误”。作为训练，从我一直被叫“白痴”起，我能够一直持续的翻译，而不是一直在地毯下爬。翻译需要不可思议的集中力和强大的记忆，所以，我很幸运不仅仅受到了传统的佛教训练，而且受到了传统的藏语训练。

我受到色贡仁波切很高强度的训练，达九年之久。我为他翻译，帮助他写信和旅行，而这期间，他仅对我说过两次“谢谢”。这对我也很有帮助，他曾经说过，什么是我期待的？我会被拍拍脑袋，然后我会像狗一样摇摇尾巴？一个人的翻译的动机是让别人受益，而不是得到一个“谢谢”的赞扬。当然，我必须要有所有的佛教禅修和练习，让我能够承受整个传统训练过程而不生气或放弃。

色贡仁波切于1983年过世。之后，我开始接到一些去世界各地授课的邀请，因为我曾经作为仁波切的翻译，拜访过这些国家。那时候，我已经为达赖喇嘛尊者翻译了一段时间。但是翻译不止是文字而已，而且是关于解释和翻译想法。在尊者与西方心理学家和宗教领袖的早期会面中，我的任务是解释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他们的文字（因为这些词汇在藏语中并不存在），然后去建一个文化桥梁。而这些完全是我从年轻时开始就一直很感兴趣的：用佛教教义如何去建立一个文化间的桥梁。为了建立这样一个桥梁，你需要对对双方的文化了解得够好，需要知道人们是怎么想的，以及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此，能与西藏人生活在一起那么久，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好的，极其罕见的特权，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这绝对对佛教的传播至关重要。

我主动或者被要求去为达赖喇嘛执行各种国际项目。其中一个主要任务是试图去打开尊者和藏人的世界。他们没有护照，仅仅有难民证件，所以他们除非被邀请，否则不能获得别的国家的签证。但是他们仅仅与少数地方有过接触。现在，我的哈佛博士学位变得很有用，因为我可以被世界各地的大学邀请做客座讲座。通过这种方式，我建立了一些联系，引至将来藏人甚至是尊者被邀请去国外，并在世界各地开设尊者的办公室。在1985年，我开始前往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和很大一部分非洲国家。然后我去了中东去开启佛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对话。 

通过所有这些，我专注于写一些报告回馈给尊者，让他知道一些关于我造访过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情况。再一次，我的哈佛背景使得我能与这些国家的不同宗教的领袖们会面，而且让我向他们了解了更多的关于他们的宗教，所以当尊者拜访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对于这些信仰是什么，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我所有的佛教和科学的训练帮助我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组织它并以一个有用的方式去呈现它。

我曾经参与了如此多的项目。其中一个最有趣的项目是用藏医去帮助车诺比受害者，这是前苏联卫生部所组织的。尽管藏医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拒绝与该项目合作，并且坚持我们分别实施三个完全不一样的项目，而这在经济上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惜那个项目就这么中止了。

另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是安排翻译和出版现代蒙古语的巴库拉仁波切的书，以帮助佛教在那里的复兴。巴库拉仁波切当时是印度驻蒙古大使。

总而言之，我大概去过世界各地的70多个国家讲课。通过所有这些，我维持了我的日常的禅修练习，这对于我继续下去非常有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更多的地方邀请去讲课。讲课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最长的一次有十五个月—每周在两三个不同的城市之间行走。所有这些跋涉，是完全因为佛教禅修练习使我有足够的定力去完成所有这些，尤其是我一直是独自在旅行。

这些年来，在某些时期，我写过几本书，我发现当我在印度时，与我的出版商雪狮出版社一起工作并非易事。而且我想向互联网方向发展，而在印度做这些是相当的困难的。所以，在1998年，我从印度搬回了西方。经过被各种不同的地方相邀，一年之后，我决定在德国柏林住下。我已经懂德语，所以这没什么问题，而且我被给予了最大的独立性。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想被任何组织所约束。柏林同时也很方便我继续轻松通往各东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而我经常去这些国家讲课，而且我觉得与它们有特别紧密的联系。

我抵达西方时，有超过三万页的未发布的手稿—几本我未写完的书，以及我为之做的读书笔记，我研究过的文本的翻译稿，我的一些讲座的记录副本，我为我老师们的讲座所翻译的记录副本。也有一堆我在尊者的三位主要老师和格西·答杰的课上做的笔记。我很担心在我过世后，所有这些将会被扔进垃圾桶里。

我有过如此难以置信的特权和十分独特的位置，能够与上一代最伟大的喇嘛们一起学习这么久，如此珍贵的材料应当与世界共享。虽然书本看起来很不错而且拿在手里也很好，但是并不会吸引到大量的阅读者。它们生产成本很高，购买成本高，而且要花大量的时间去生产。此外，除非是有一个新的修订版，否则是无法进行编辑的。我是历史研究的超级粉丝，但是我同时也是展望未来的超级粉丝，也就是互联网。事实上，现在就是互联网的时代。所以，我决定把我所有的工作放在一个网站上，berzinarchives.com，这是我2001年12月份在线推出的。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是致力于这个有纪念意义的计划。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故事。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一个很强烈的佛教实践。比如，在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每天都保持大约两小时的禅修。我也做过很多长时间的禅修闭关。现在我缩短了我的禅修时间，但是我每天肯定至少做30分钟。而且很强调关于慈悲，正确的动机，克服自我主义等等的教学，这些一直是我强调的主要的方面。从带领我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格西·旺嘉开始，然后再到达赖喇嘛尊者的老师们，藉由我的老师们的启发，我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在实践跟客观两方面，把佛教的修行跟佛学结合，我希望是对他人有用且有益的。也许我的故事可以启发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