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1944年，我出生在一個平凡的美國家庭。我的家庭是並不富裕的勞工階級，而且他們也並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然而，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對亞洲事物有一個很強烈很直覺的興趣。我家人沒有鼓勵我，但是也並沒有反對，無論如何在那個時候，可獲取的關於亞洲的資訊並不是那麼多，當我13歲的時候，我開始和朋友一起練瑜伽，我閱讀了一切可獲取的關於佛教、印度思想、中國思想等的資料。

我是屬於美國所謂的“史撲尼克衛星世代”。當這個人造衛星發射到太空時，美國人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因為我們覺得我們落後於俄國太遠。所有的在校孩子，包括我在內，都被鼓勵去學習科學，好讓我們能夠趕上俄國。因此，在我十六歲的時候，我去了羅格斯大學學化學。羅格斯大學位於新澤西州，那是我長大的地方，而且儘管卡爾梅克的蒙古佛教大師格西·旺嘉也許就住在五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我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

作為學習的一部分， 我上了一些額外的關於亞洲的課程，這些課程是講述佛教是如何從一個文明傳向另一個文明，以及每一個不同的文明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儘管我當時只有十七歲，但是它給我留下一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我說“佛教從一個文明走向另一個文明的整個過程，就是我想要涉足的事情。”而且，這就是我餘生所遵循的，沒有任何偏移或者變化。

為了吸引更多的學生去亞洲研究部門，普林斯頓大學開始了一項新的計畫，那時候，只有為數不多的學生；那是越南戰爭期間，那時候只有很少數美國人知道任何亞洲語言。我很興奮，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學習中文的機會，所以我申請了，然後被錄取了。十八歲的時候，我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中文，並完成了我學士學位的後兩年。

我一直對中國哲學是如何影響佛教傳入中國時是如何被理解的，還有後來佛教如何影響中國哲學感到興趣。所以我學習了中國思想，哲學，歷史，佛教等等。我被送到夏季語言集訓學校：一年在哈佛，一年在斯坦福並開始學習中文古文，獲得了學位以後，花了一個夏季在臺灣。我的研究生課程回到了哈佛。作為我中文系學程的一部分，我已經學了日語，後來當我獲得了遠東語言學碩士學位的時候，我已經完成了很廣泛的中國研究。

我想要如同瞭解中國方面的那般去瞭解印度方面，從而去瞭解佛教發展的影響是什麼，所以我開始學習梵文。我獲得了兩個系所的聯合博士學位：梵文與印度研究，和遠東語言所。梵文與印度研究導向了藏文，其側重點是哲學和佛教史。

我有很強的求知欲，所以我上了額外的哲學課程與心理課程，且藉這些保持了我對科學的興趣。如此我完成了我的學業，然後學習比較翻譯佛學方法概論。我們看梵文的佛教文本，然後看他如何被翻譯成中文和藏文的，同時，也研究了思想發展的歷史以及它與一般歷史的相互關係。這種類型的訓練對我整個職業生涯一直都非常的有幫助。

在這期間，對於我所研究的亞洲哲學和宗教，我總是趨於這樣的方式去思考：不同形式的佛教與印度教，以及道教與儒家思想。但是卻沒有真正的機會去接觸存世傳統，就像我是在研究古埃及宗教那樣。然而，我的興趣當時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在1967年，當我開始學習藏文時，羅伯特·楚門返回到哈佛，而且我們是同學。楚門曾經是格西·旺嘉的一個親近的學生之一，而且他們一起生活多年。他甚至曾經大概做了一年的僧人，並且去了印度達蘭薩拉學習。關於格西·旺嘉就是他告訴我的，並且他也告訴了我去達蘭薩拉學習的可能性，而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們就是在達蘭薩拉。每當我假期回家去新澤西州的時候，我開始去格西·旺嘉所在的寺廟去拜訪他，然後我開始明白，佛教作為一個存世傳統是什麼樣的。儘管我拜訪了格西·旺嘉很多次，我卻從沒有機會與他在一起生活和學習。然而，是他真的啟發了我去印度、在那繼續學習，所以我申請了富布賴特獎學金，去印度與藏人一起，為我的論文做研究。

1969年，24歲的我抵達印度，在那我遇到了達賴喇嘛尊者，然後我完全沉浸在藏人社會裡。感覺就像我的整個生活被一個傳送帶引領著我到了那—從一個普通的新澤西家庭到普林斯頓和哈佛的全額獎學金，然後現在到達賴喇嘛尊者和他周圍的偉大的西藏大師們。我看到，我所學習的關於藏傳佛教的一切都非常的活生生，而這裡有著真實知道所有佛教教義所指為何的人。這是一個從他們學習的黃金機會。

當我去印度的時候，我不會說藏語。我在哈佛的教授，永富教授事實上甚至完全不知道如何發音。他是日本人，我們學的是日語語法的藏語，因為那是當是唯一一個可用的與拉丁語相比較解釋的教科書！拉丁語和西藏語沒有一點相同之處，但是日語文法事實上卻與藏語很接近。

我得學習口語，但是完全沒有可用的教科書或者材料。通過我與格西·旺嘉的關係，我與兩個年輕的祖古(轉世喇嘛)夏爾巴和 康龍仁波切聯繫上，他們兩個曾在格西·旺嘉的寺廟裡待了幾年，且英文很好。他們在安頓過很多藏人難民戴爾豪斯住。在那，他們很友好的安排我和一個西藏僧人索南·諾布一起住在山旁一個小房子裡。他不懂英文，我不會說藏語，但是住在一起，我們必須得以某種方式交流。在這兒，我的佛教和其他的訓練來了。我感覺自己像一個非洲或者婆羅洲的人類學家，試圖去弄清楚另外一種語言。

我所學的其他亞洲語言非常有助於我聽藏語的音調，並且取得一些進展。當我想和索南交流的時候，我會把它寫下來（我自己會寫藏文），然後他會告訴我如何發音。我們就這樣一起工作，我也向其他人學過語言。最後，兩位年輕的仁波切建議我和他們的老師格西·那旺·答傑一起學習。

我來印度寫我的博士論文，但是我計畫去做一些關於廣泛的密集金剛續部題目的研究。我向達賴喇嘛尊者的尊敬的老師之一色貢仁波切徵求意見，他說服我，說這完全是不當的，我完全沒有準備好。赤江仁波切，尊者的少年老師，建議我先學習不同的階段來替代學習道次第。當是，沒有任何關於這些的翻譯，所以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那時，唯一一些關於藏傳佛教的可用的書籍是亞歷山大·大衛－尼爾，艾萬斯·溫慈，戈文達喇嘛和其他人所著的幾本。我向格西·那旺·答傑學習了道次第的口述傳統，後來我的博士論文的就是依據這個。

我在戴爾豪斯生活很原始，屋子裡沒有水和廁所。格西·答傑生活得更加原始，他住的棚子曾經是牛棚。空間僅僅容納得下他的床和床前一小塊僅夠他的三個仁波切弟子和我坐下聆聽他教學的的泥地。洽多仁波切加入了夏爾巴仁波切和 康龍仁波切還有我；洽多仁波切後來成為了達賴喇嘛尊者的寺院南嘉寺的主持。這個充滿了蒼蠅和各種蟲子的牛棚，是我們學習的地方。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時期，因為如此多新事物正開始。達賴喇嘛尊者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和我們的研究感興趣，然後他給我們一些小的文本讓我們幫他翻譯。當尊者在達蘭薩拉建立西藏檔案文獻圖書館時，他請求格西·答傑在那給西方人和夏爾巴仁波切和 康龍仁波切當老師，而夏爾巴仁波切和 康龍仁波切幫助我成為了翻譯者。我請求是否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個助理，尊者說，“好吧，但是你必須先回到美國，遞交你的博士畢業論文，獲得你的學位，然後再回來。”

在印度的早期階段，我試著通過一個我猜想他們能有所連結的傳統角色去融入到藏人社會裡；因此我成為一名翻譯者。我那時候極其感興趣去開始我自己的佛教實踐，因此在1970年初，我正式成了一個佛教徒，然後開始了禪修實踐。自那以後，我堅持每天都禪修。

作為翻譯者角色，你不僅需要語言技巧，而且也需要對佛教有一個深刻的瞭解，這就意味著，把禪修和教學引入到生活實踐中去。自己沒有實際的經歷時，討論不同的心理狀態或者禪修的不同經歷，是沒有辦法用技術術語翻譯的。所使用的翻譯術語主要是傳教士所選，而傳教士們的主要興趣是把聖經翻譯成藏語，而這些與佛教文字的實際含義的相關性並不大。所以，從早期開始，我把我的佛教訓練結合到了我的佛教實踐中。

在1971年末，我回到哈佛，遞交我的博士論文並于1972年春天獲得了博士學位。因為我一直想成為一名大學教授，我的教授在另一所著名的大學給我安排了一個非常不錯的教學工作，但是我拒絕了。我不想和一群只是在猜測佛教意味著什麼的人度過餘生。反之，我想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他們知道佛教意味著什麼，且去研究，去從真正的傳統裡學習，同時我保持著我對佛學訓練的客觀觀點。當然，我的教授認為我瘋了，但無論如何，我返回到了印度。印度的生活很便宜，因此生活在那是可能的。

我搬到達蘭薩拉，開始與格西·那旺·答傑、夏爾巴、 康龍仁波切一起工作，而他們那時已經一起在圖書館工作。我住在一個比在戴爾豪斯的住處更小的窩棚裡，窩棚裡仍然沒有水或者廁所，甚至沒有玻璃窗。藏族僧侶索南諾布過來和我一起住。那個印度的簡單的窩棚作為我的家，我住了29年。

那時候，我幫助尊者在圖書館裡設立了翻譯局，並繼續了我的學業。我認識到我的佛教背景實際上給了我一個可以更深入研究佛教教義的工具。我知道各種文本的名字和歷史，我讓一些人們教我實際內容，所以我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很容易的結合在一起。達賴喇嘛尊者鼓勵我去研究藏傳佛教的四個傳統，雖然我主要研究的是格魯派，如此以至於我能全方位的看到藏傳佛教的更大的視野。那是很令人激動的時刻，因為在那時候，人們完全根本不知道藏傳佛教教義所包含的全面內容是什麼。

在1974年，我開始向達賴喇嘛尊者的其中一個老師學習，他就是色貢仁波切。從我跟他在達蘭薩拉接觸開始，他已經見到我有為他當翻譯的業力關係，最終為達賴喇嘛尊者翻譯，所以他訓練我。儘管我已經在翻譯一些書，這是關於口語翻譯和教學的訓練。他讓我坐在他旁邊，去觀察他是如何處理不同的人的。他也會訓練我的記憶力：我和他在一起的任何時候，他會突然停下來，說“一字不漏的重複我剛剛說的” 或者“重複一下你剛過說的，一字不漏。”

第二年，當他開始教其他的西方人，我開始為他翻譯。他從不會教我任何東西，而這些總是通過為別人翻譯的時候學—除了時輪金剛。他私下教我時輪金剛；他認為我有一些很深的聯繫。我從不允許在任何課上做筆記，但是總是必須要記住所有的東西，且之後要寫下來。一段時間之後，他甚至不准我事後寫下筆記。他給我一些別的事情去做，然後我只能在深夜寫下一切。

就像格西·旺嘉對他的親近學生們那樣，色貢仁波切總是罵我。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為他翻譯，我問他剛說的一個詞是什麼，我不懂意思。他怒視我，說，“我七年前就跟你解釋過那個詞。”你為什麼不記得呢？我都記得！”

他喜歡稱我為“白癡”，而當我表現得像白癡那樣的時候，他從不會忘記指出，尤其是在別人面前。這是極其好的訓練。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為達賴喇嘛尊者翻譯的時候，大概有一萬聽眾，尊者止住了我，笑著說“他只犯了一個錯誤”。作為訓練，從我一直被叫“白癡”起，我能夠一直持續的翻譯，而不是一直在地毯下爬。翻譯需要不可思議的集中力和強大的記憶，所以，我很幸運不僅僅受到了傳統的佛教訓練，而且受到了傳統的藏語訓練。

我受到色貢仁波切很高強度的訓練，達九年之久。我為他翻譯，幫助他寫信和旅行，而這期間，他僅對我說過兩次“謝謝”。這對我也很有幫助，他曾經說過，什麼是我期待的？我會被拍拍腦袋，然後我會像狗一樣搖搖尾巴？一個人的翻譯的動機是讓別人受益，而不是得到一個“謝謝”的讚揚。當然，我必須要有所有的佛教禪修和練習，讓我能夠承受整個傳統訓練過程而不生氣或放棄。

色貢仁波切於1983年過世。之後，我開始接到一些去世界各地授課的邀請，因為我曾經作為仁波切的翻譯，拜訪過這些國家。那時候，我已經為達賴喇嘛尊者翻譯了一段時間。但是翻譯不止是文字而已，而且是關於解釋和翻譯想法。在尊者與西方心理學家和宗教領袖的早期會面中，我的任務是解釋他們的想法，而不是他們的文字（因為這些詞彙在藏語中並不存在），然後去建一個文化橋樑。而這些完全是我從年輕時開始就一直很感興趣的：用佛教教義如何去建立一個文化間的橋樑。為了建立這樣一個橋樑，你需要對對雙方的文化瞭解得夠好，需要知道人們是怎麼想的，以及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因此，能與西藏人生活在一起那麼久，對於我來說一個很好的，極其罕見的特權，能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有一個深刻的瞭解。這絕對對佛教的傳播至關重要。

我主動或者被要求去為達賴喇嘛執行各種國際專案。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試圖去打開尊者和藏人的世界。他們沒有護照，僅僅有難民證件，所以他們除非被邀請，否則不能獲得別的國家的簽證。但是他們僅僅與少數地方有過接觸。現在，我的哈佛博士學位變得很有用，因為我可以被世界各地的大學邀請做客座講座。通過這種方式，我建立了一些聯繫，引至將來藏人甚至是尊者被邀請去國外，並在世界各地開設尊者的辦公室。在1985年，我開始前往所有前共產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和很大一部分非洲國家。然後我去了中東去開啟佛教和穆斯林之間的對話。

通過所有這些，我專注於寫一些報告回饋給尊者，讓他知道一些關於我造訪過的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情況。再一次，我的哈佛背景使得我能與這些國家的不同宗教的領袖們會面，而且讓我向他們瞭解了更多的關於他們的宗教，所以當尊者拜訪這些國家的時候，他對於這些信仰是什麼，有一個清晰的瞭解。我所有的佛教和科學的訓練幫助我知道什麼是重要的，組織它並以一個有用的方式去呈現它。

我曾經參與了如此多的項目。其中一個最有趣的專案是用藏醫去幫助車諾比受害者，這是前蘇聯衛生部所組織的。儘管藏醫被證明是極其有效的，當蘇聯解體的時候，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拒絕與該專案合作，並且堅持我們分別實施三個完全不一樣的專案，而這在經濟上和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可惜那個項目就這麼中止了。

另一個激動人心的專案是安排翻譯和出版現代蒙古語的巴庫拉仁波切的書，以幫助佛教在那裡的復興。巴庫拉仁波切當時是印度駐蒙古大使。

總而言之，我大概去過世界各地的70多個國家講課。通過所有這些，我維持了我的日常的禪修練習，這對於我繼續下去非常有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被更多的地方邀請去講課。講課的時間也變得越來越長；最長的一次有十五個月—每週在兩三個不同的城市之間行走。所有這些跋涉，是完全因為佛教禪修練習使我有足夠的定力去完成所有這些，尤其是我一直是獨自在旅行。

這些年來，在某些時期，我寫過幾本書，我發現當我在印度時，與我的出版商雪獅出版社一起工作並非易事。而且我想向互聯網方向發展，而在印度做這些是相當的困難的。所以，在1998年，我從印度搬回了西方。經過被各種不同的地方相邀，一年之後，我決定在德國柏林住下。我已經懂德語，所以這沒什麼問題，而且我被給予了最大的獨立性。這對於我來說很重要；我不想被任何組織所約束。柏林同時也很方便我繼續輕鬆通往各東歐國家，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而我經常去這些國家講課，而且我覺得與它們有特別緊密的聯繫。

我抵達西方時，有超過三萬頁的未發佈的手稿—幾本我未寫完的書，以及我為之做的讀書筆記，我研究過的文本的翻譯稿，我的一些講座的記錄副本，我為我老師們的講座所翻譯的記錄副本。也有一堆我在尊者的三位主要老師和格西·答傑的課上做的筆記。我很擔心在我過世後，所有這些將會被扔進垃圾桶裡。

我有過如此難以置信的特權和十分獨特的位置，能夠與上一代最偉大的喇嘛們一起學習這麼久，如此珍貴的材料應當與世界共享。雖然書本看起來很不錯而且拿在手裡也很好，但是並不會吸引到大量的閱讀者。它們生產成本很高，購買成本高，而且要花大量的時間去生產。此外，除非是有一個新的修訂版，否則是無法進行編輯的。我是歷史研究的超級粉絲，但是我同時也是展望未來的超級粉絲，也就是互聯網。事實上，現在就是互聯網的時代。所以，我決定把我所有的工作放在一個網站上，berzinarchives.com，這是我2001年12月份線上推出的。從那以後，我的生活就是致力於這個有紀念意義的計畫。

所以，這是我的一點點的故事。在整個過程中，我始終保持著一個很強烈的佛教實踐。比如，在這些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每天都保持大約兩小時的禪修。我也做過很多長時間的禪修閉關。現在我縮短了我的禪修時間，但是我每天肯定至少做30分鐘。而且很強調關於慈悲，正確的動機，克服自我主義等等的教學，這些一直是我強調的主要的方面。從帶領我到達賴喇嘛尊者的格西·旺嘉開始，然後再到達賴喇嘛尊者的老師們，藉由我的老師們的啟發，我能夠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在實踐跟客觀兩方面，把佛教的修行跟佛學結合，我希望是對他人有用且有益的。也許我的故事可以啟發你們中的一些人也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