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印度达尔豪西， 我第一次见到格西·雅旺达吉，并开始跟他学习。在此之前一年，我拿富布赖特奖学金来印度，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研究。我还在新泽西州的时候，就与格西·旺贾有联系，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学藏语。在印度他介绍我向夏尔巴和康龙仁波切寻求帮助，这两位年轻的转世喇嘛（祖古）曾在格西·旺贾的指导下在美国学习英语。
在我意识到我关于密集金刚的论文远远超出我的能力后，尊者达赖喇嘛年轻时的经师嘉杰·赤江仁波切建议我学习道次第，也就是迈向证悟的不同阶段。他们替我问格西是否同意教我道次第，然后他慈悲同意了。我是他的第一个西方学生。
格西达吉住在一个废弃的泥土和牛粪的房子里，房子的空间仅够他的床和一点够他的学生席地而坐的狭小空间。他的牙齿掉光了，总是很开心的厨子克度·塔钦住在一个空间更小的厨房里。根仁波切，’’珍贵的老者’’，以作为年轻祖古们的老师而闻名－有九位在他的照料之下－并且他因是学识渊博的辩论者和实践者而闻名。所以我很确信，他绝对是有资格的老师。
我一周上六天课，夏尔巴和康龙为我翻译，因为根仁波切的康巴口音很重，当时我几乎无法理解。另一个年轻的祖古贾多仁波切也来上我们的课。他后来去了达赖喇嘛的南嘉寺当住持，现在是上密院的住持。我们所有的人都挤在根仁波切床边的狭小空间里。
小屋里似乎总是飞满苍蝇。除了我之外，其他的人好像并没有被打扰到。 康龙仁波切甚至玩用手抓苍蝇的游戏，他用不可思议的纯熟技巧抓，将它们摇晃后释放牠们。牠们会眩晕的飞走，然后他们都笑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看到我不舒服，有一天，根仁波切从他的床上站了起来，在空中大幅的挥舞着他的长袍，追赶走苍蝇，然后看着我，笑起来。自此之后，我在课上更加专注，并且学会了去忽略苍蝇们。
一段时间之后，我拿了一些钱给根仁波切，让他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住。他慈悲接受了，但是他喜欢神秘和开玩笑，他不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他搬去哪里了。他只是消失，等我们去找到他。当我们找到他时，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搬到下密院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在那里继续上课，时不时的和年轻的祖古们去美丽的山野和草坪上走很长的路和野餐。根仁波切一直很喜爱野餐。
达赖喇嘛尊者知道我们的课程，他开始给我们一些短的藏文本，翻译成英文以供发表。然后，1971年尊者在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档案文献图书馆。我们当时都在达兰萨拉参加尊者的关于密集金刚的教授，当尊者请根仁波切出任图书馆中的西方人的老师，夏尔巴和康龙仁波切担任翻译者。我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尊者同意了，但是建议我先回到哈佛，递交我的论文，完成我的博士学位，然后再回来。我照做了，然后次年返回来，加入了根仁波切和另外两个在达兰萨拉的祖古。我们一起，在图书馆成立了翻译局。
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除非是大型的国际教授之旅，根仁波切每周在图书馆教授六天。我几乎参加了他的全部课程，对他所教授的做了大量的笔记。那时，大英国协公民在印度可以无签证停留，所以很多学生可以在达兰萨拉生活多年。这样，根仁波切能持续数年之久教授主要佛教论典，并且指导我们禅修。他也曾给我们密宗的灌顶和大量的实修教授。每隔几周，我们会和他一起做上师供，他教我们如何做。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时期：我们如此幸运能拥有这样独特的机遇。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根仁波切无论何时教学都充满热情，而且他总是把很朴实的幽默与深刻的解释相结合。当我们不记得他所教授的，他总是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解释同样的事情——这是关于慈悲和耐心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即使是他半夜起床去上厕所，他也披上他的袈裟。
根仁波切帮助过我渡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刻。当岑夏·色贡仁波切在喜马偕尔邦突然辞世，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去根仁波切的房间。色贡仁波切也是根仁波切的老师之一。我走进去，发现根仁波切坐在那，正和几个西藏朋友在喝茶、开心的聊天。他告诉我坐下，要我等到他们都离开。当他们离开后，我告诉他我刚听到了色贡仁波切过世的消息，他告诉我他也听说了。他然后继续数他的念珠数他的每一个已经过世的老师，他说死亡会向每个人走来：这并不惊奇。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老师和老师们的忠告铭记于心，那么不管他们的身体已经过世，他们将一直与我们同在。生活会继续下去。这对我有巨大的帮助。
根仁波切接受了在新西兰杜尼丁定居和教学的邀请，于1984年离开图书馆。 他搬到如此偏远，距离欧洲和北美很远的地方，似乎很合适。他总是喜欢有点神秘，让学生花点精力找到他并接受他的教诲。
根仁波切一直待在新西兰，直至1995年去世。因为糖尿病他双目失明，但是继续教授和做所有的日修直到最后。
根仁波切搬到新西兰之后，我只见过他两次。但我永远感激他为我奠定了所有基本的佛教教义和实践的基础，并教了我伟大的印度和西藏论典。 他的转世扬希仁波切出生于1996年，目前正在印度南部的色拉寺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