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德國前作為達賴喇嘛尊者的聽眾
在蒙古和西方國家各國長時間的巡迴教學和一段時期的密集寫作後,我于1998年4月回到印度達蘭薩拉。從1969起我年一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麓,並 且在達賴喇嘛尊者附近的西藏難民社區裡學習和工作。如今,我回這兒來把我的東西搬到德國慕尼克,在那裡我可以更有效率的寫書,並定期的講授佛法。我希望可 以向尊者報告我的決定並尋求他的建議。尊 者之前就曾經以上師的身份指示我,要我自己判斷我應該要如何和在什麼地方能更有效地運用我的時間,有意義的將自己 奉獻給他人。他說我本身的經歷會是我最可靠的指引。
當我第一次見到尊者,大約是在二十九年前。那時候,我是以富布賴特學者的身份到印度撰寫我在哈佛大學遠東語言、梵文和印度學系的博士論文。當 時,在學術界,藏傳佛教被當作一門像是已逝的學科而教授,有點像古埃及學。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前提假設,所以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沉思,如果我的生活和思考模式像個佛教徒,那會怎樣。與 尊者的會面使我領悟到這個古老的傳統還是活的,而且這裡有一位大師完全瞭解它和體現它,這樣的領悟讓我有點不知所措。
數個月後,我將自己奉獻給尊者,並請求他給我學習正宗佛學的機會,並教導我。我期望能為他服務,而我也瞭解只有非常努力用功的充實我自己,我才能去服侍他。終 於,我有這樣的殊榮成為他的譯員之一,協助他與遍及世界的精神領袖們和學術單位建立關係。
尊者對我要將重心轉移到歐洲地區的決定感到很高興,並且問我下一本書要寫什麼。我向他報告我希望寫一本關於與上師間關係的書。在 與尊者三次參加了在達蘭薩拉舉辦的西方佛師網路會議後,我充分地意識到尊者對於西方人所面臨的問題的觀點。尊者當時提出一個獨特的評論,他認為佛教在西方最主要的難題是真正具備資格的老師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