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視角下的西方社會

就宗教而言，我總是給你們西方人講的很清楚，最好保持自己的傳統。在數以百萬計的人當中有一些個體，像你，這些人……哦，我想你們有些人在六十年代時就像嬉皮士 – 對自己的思想感到有點困惑，對現存的形式有點逆反態度，包括對你們西方的宗教信仰，不是嗎？於是，你們四處漂泊，沒有定所，似乎沒有方向，最終，卻在佛教中找到了一些新思想。因此，好吧，如果你確實覺得這是個很有用的東西，對你有幫助的東西，那麼這無所不可。

就像藏人 – 超過99%的藏人是佛教徒，但是同時，藏人中間有穆斯林，我想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有些基督教徒也來到這裡。因此，這是可能的。在有著猶太教 – 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人當中 – 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伊斯蘭教 – 其中一些人發現自己的傳統並非非常有效，於是選擇了成為不信教者。因為在心理層面上有所不穩定，他們在佛教教義中找到了一些有益於訓練思維的東西，於是他們就決定遵循它。這是可以的。這是一種個人權利。

作為一名佛教徒，或者甚至某一種人，我們需要現實主義精神。非現實主義的方法帶來災難，因此，我們必須要現實。我想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減小表象和現實之間的鴻溝。很多不現實的感受因為表象和現實之間的鴻溝而產生。我們擁有人類的智慧，因此，是的，我們需要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使我們的心識應該富有智慧、應該富於理性、應該富有現實主義。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我們應當對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的所有目標保持現實主義。即便是破壞性的目標，如像恐怖分子 – 為了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的手段必須是現實的；否則，他們可能早在達到目的之前就死了。任何人類的行動必須是現實的。

現在正值經濟危機。有太多的投機買賣，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於是假裝事情順利。有時候這些人知道在發生什麼，但是他們卻故意給公眾展示一幅迥然不同的畫面。這是不道德的。因此，這些都是出於愚昧和貪婪。根據我的一些朋友的說法，這是世界經濟危機的部分原因。如果人們公開說出真相，從最開始起就保持透明，那麼，那種最後公告宣布的時候，公眾就不會感到如此震驚。他們應該從最開始就說得非常清楚。但是現在，事情很困難，不是嗎？因此，我們必須要對全部生活保持現實的態度。這樣，同樣在國際關係中、在環境問題中、在任何領域 – 在任何一個方面，我們需要現實主義。

現代教育缺乏一件東西，這就是對熱心的教育。不過現在有些機構、有些大學實際上實施了有關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它們在學生身上進行實驗：如果學生們在每天的學習中做短暫的禪修來訓練關於悲憫的心識，八週的訓練之後有所不同了。所以這就是一個方面。

與動物及其它形式的生命體相比較，我們非常幸運，擁有人的軀體，因為我們擁有這個非凡的大腦 – 我們有能力培養無盡的利他情感，我們有能力去考察終極的現實。任何一種生命體，沒有人類這樣複雜的大腦，就沒有能力做到這些。一切普通的有情眾生都是愚昧的奴僕。只有人類的大腦有能力認識愚昧的錯誤之處。因此，人類的身體乃是寶貴之物，因此我們要保護此生。一千年之久的時間裡，我們所有能做的就是向一些認為給與我們長壽的神明祈禱。但是現在。我們有了現代醫學和鍛煉，包括瑜伽鍛煉，這對保護寶貴的身體同樣很管用，不是嗎？確實如此。

當然，在這個領域，我學識淺陋有限。首先，卡爾·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 關於他的理論中財富的平均分配這一點對我極富吸引力。這是道德倫理；但是，資本主義並沒有談到這一點，而只是如何獲利。因此，就社會經濟理論而言，我仍然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在前蘇聯、在新中國早期 – 還有另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 – 實行的所謂的“社會主義” – 它們的經濟最終面臨停滯。這是事實。因此，就經濟發展而言，西方資本主義更富有動力。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犧牲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實踐而自願追隨了市場經濟。

現在，我想沒有人能夠因為今天中國所面對的所有困難而責罵資本主義體係了。我想一個自由的國家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不會有那些問題]，但[據此]同時需要獨立的司法和新聞自由。如果媒體遵循了透明原則，那麼選舉出來的政府是負責任的。因此，有了資本主義，我們需要其它的手段促使社會更加平衡。

現在，中國只有資本主義 – 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責任心。黨控制著司法，黨控制著經濟，黨的追隨者控制著新聞。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現在面臨著困難的主要原因。腐敗嚴重，對這些東西沒有合適的控制方法。捲入到腐敗的窮人受到死刑的懲罰，而身居高位者凌於法律之上。這就是原因。

柏林牆倒塌後，前東歐各國獲得了自由 – 例如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我想，我是受到哈韋爾總統邀請的第一位捷克共和國的訪問者，接下來，我還訪問了波羅的海國家，以及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我從來沒去過羅馬尼亞，但是我訪問了前南斯拉夫 – 科索沃、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我第一次訪問捷克共和國時說，“現在是進行更多的研究正是恰逢其時。拿來社會主義體系中好的部分，拿來資本主義體系中好的部分，這樣就可能綜合成一種新的經濟體系。”我是這樣說的，但這些都變成了空話。當然，我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我昨天簡單提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西方 – 印度也存在一個更物質主義的社會，不是嗎，一個更物質主義的社群？他們透過感官的窗戶尋求快樂 – 喜劇、電影、音樂、美食、芳香、不錯的生理感受，包括性。因此，他們只通過外在的渠道、通過感覺層次尋求滿足。

然而，內在滿足的根本來源需要通過訓練我們的思維，而不是通過依靠這些感官體驗。我們的有染[被污染的]行動需要停止。它們的污穢不是因為環境；我們的行為變的污穢是因為錯誤的觀念或愚昧。因此，要終止給我們造成麻煩的污染業力，首先，我們必須要祛除我們這個大腦中的愚昧。這就是佛教的方法。正如我早先提到的，學術研究中心越來越感覺到關注我們的情緒、我們心識的重要性了。這是一個很健康的信號。

不過，能夠這樣說仍然更好，“我的生活非常好。”佛教同樣提到了這一點，並對此羅列了四個優秀因素：[（1）更高等的轉生，（2）追求資源，（3）教義，和（4）解脫]。前兩種優秀因素是一個更高級的轉生或者轉生為人，然後是擁有必需品 – 財富、財產、夥伴、等等，來達成一種快樂的生活，一個好生活。你需要各種設施，得到這些你必須要有錢。因此，這裡提到了錢。但是從長遠看，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涅槃 – 對這種愚昧和這些破壞性情緒的永恆的終止。因此，這就是永恆的解決辦法，我們因此要修持佛法。

接下來，另一個問題是貧富差距。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在華盛頓的一次大型公共集會上說，“這是最富裕的國家的首都，但是在華盛頓郊區，有很多貧苦的人和貧窮的家庭。這不僅僅是在道義上錯了，這也是很多問題的根源。”就像9.11事件 – 這同樣與巨大分歧有關。阿拉伯世界仍然貧困，西方最大程度地剝削著他們的自然資源，因此阿拉伯世界的公眾有時候感到這不公平。

這都是一些異常複雜的情形。我想佛教社團也必須要採取一些行動。至少要努力觀照你周邊的民眾；在思想上給予某種希望，某種自信。

我常給我的印度朋友、那些所謂“低種姓”者、阿姆倍加爾博士的追隨者們 – 其中很多人是佛教徒 – 我常給他們說，貧富之間的這種差距必須得到改觀。這不是喊口號和表達挫折感，較貧困的那一部分人民一定要樹立自信 – 他們是一樣的。我告訴他們說，“梵天用他的四個腦袋創造了四大種姓。但梵天是同一個，不是嗎？”因此，我們必須全部平等。

我一直堅持較貧困的那一部分人民得到教育。較富裕的那一部分人、財富更多的那一部分人，需要向前者提供條件 – 教育、培訓、以及設備 – 從而能夠讓他們提高生活水平。在非洲，我在幾個場合同樣表達了這一點。對南半球這確實很困難。而在北半球往往有盈餘。南半球的人們甚至沒有基本的必需品。但是所有這些人都是同樣的人類之兄弟姐妹。

我想與你們分享的另一件事是，我們對第二層次的東西 – 民族、宗教信仰、種姓 – 對這類事物賦予了太大的重要性。為了在這一層次得到某種利益，我們忘記了基礎的人類層次。這是一個問題。我想，不快樂的是，就像在哥本哈根峰會[200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各主要民族對本民族的利益勝過對全球的利益；這就是我們為什麼面臨著很多多餘的問題。

我們必須做出最大努力教導人們：我們是同樣的人類。因此，我們首屈一指的優先權就是基礎的人權。不同民族和宗教團體所關注的事務屬於第二層次。就像中國 – “中國，不管多麼奇妙，它仍然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將來中國必須要與時俱進。”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必須將這個星球是近七十億人類看做一個整體，一個人類大家庭。我想這是我們確實需要的。但是，我們無法通過佈道，而只能通過教育，通過共享的常識做到這一點。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談到快樂的人類，和平的人類、更富有慈悲心的人類時，我們必須努力為那些恐怖主義者和黷武主義者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今天的現實社會，一切都相互依存。歐洲的經濟和未來取決於亞洲和中東。美國同樣如此。中國的未來同樣依靠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這就是現實。因此，根據這一現實，我們不可以劃出標界，說：“這是敵人。這是朋友。”敵人和盟友之間不存在堅實的劃界基礎。因此，根據今天的現實，我們必須要創造一個大“我們”的情感，而不是“我們”和“你們”。

在古代，一千年前，存在這種堅實的“我們”和“你們”的分界。在此基礎上，根據這個基礎，消滅你們的敵人 – “他們” – 就是你們的勝利。因此，戰爭的概念是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但是，今天，世界現實煥然一新，我們必須要將世界的每一部分看做是“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深切關心別人的福祉。我們必須同生共存、相互依存，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暴力沒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