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视角下的西方社会

就宗教而言，我总是给你们西方人讲的很清楚，最好保持自己的传统。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有一些个体，像你，这些人……哦，我想你们有些人在六十年代时就像嬉皮士 – 对自己的思想感到有点困惑，对现存的形式有点逆反态度，包括对你们西方的宗教信仰，不是吗？于是，你们四处漂泊，没有定所，似乎没有方向，最终，却在佛教中找到了一些新思想。因此，好吧，如果你确实觉得这是个很有用的东西，对你有帮助的东西，那么这无所不可。

就像藏人 – 超过99%的藏人是佛教徒，但是同时，藏人中间有穆斯林，我想自二十一世纪以来，有些基督教徒也来到这里。因此，这是可能的。在有着犹太教 – 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人当中 –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伊斯兰教 – 其中一些人发现自己的传统并非非常有效，于是选择了成为不信教者。因为在心理层面上有所不稳定，他们在佛教教义中找到了一些有益于训练思维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决定遵循它。这是可以的。这是一种个人权利。

作为一名佛教徒，或者甚至某一种人，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精神。非现实主义的方法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必须要现实。我想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减小表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很多不现实的感受因为表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而产生。我们拥有人类的智慧，因此，是的，我们需要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心识应该富有智慧、应该富于理性、应该富有现实主义。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所有目标保持现实主义。即便是破坏性的目标，如像恐怖分子 –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手段必须是现实的；否则，他们可能早在达到目的之前就死了。任何人类的行动必须是现实的。

现在正值经济危机。有太多的投机买卖，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于是假装事情顺利。有时候这些人知道在发生什么，但是他们却故意给公众展示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这是不道德的。因此，这些都是出于愚昧和贪婪。根据我的一些朋友的说法，这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部分原因。如果人们公开说出真相，从最开始起就保持透明，那么，那种最后公告宣布的时候，公众就不会感到如此震惊。他们应该从最开始就说得非常清楚。但是现在，事情很困难，不是吗？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全部生活保持现实的态度。这样，同样在国际关系中、在环境问题中、在任何领域 – 在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现实主义。

现代教育缺乏一件东西，这就是对热心的教育。不过现在有些机构、有些大学实际上实施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它们在学生身上进行实验：如果学生们在每天的学习中做短暂的禅修来训练关于悲悯的心识，八周的训练之后有所不同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方面。

与动物及其它形式的生命体相比较，我们非常幸运，拥有人的躯体，因为我们拥有这个非凡的大脑 – 我们有能力培养无尽的利他情感，我们有能力去考察终极的现实。任何一种生命体，没有人类这样复杂的大脑，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些。一切普通的有情众生都是愚昧的奴仆。只有人类的大脑有能力认识愚昧的错误之处。因此，人类的身体乃是宝贵之物，因此我们要保护此生。一千年之久的时间里，我们所有能做的就是向一些认为给与我们长寿的神明祈祷。但是现在。我们有了现代医学和锻炼，包括瑜伽锻炼，这对保护宝贵的身体同样很管用，不是吗？确实如此。

当然，在这个领域，我学识浅陋有限。首先，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 关于他的理论中财富的平均分配这一点对我极富吸引力。这是道德伦理；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谈到这一点，而只是如何获利。因此，就社会经济理论而言，我仍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前苏联、在新中国早期 – 还有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 实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 它们的经济最终面临停滞。这是事实。因此，就经济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更富有动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牺牲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实践而自愿追随了市场经济。

现在，我想没有人能够因为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所有困难而责骂资本主义体系了。我想一个自由的国家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会有那些问题]，但[据此]同时需要独立的司法和新闻自由。如果媒体遵循了透明原则，那么选举出来的政府是负责任的。因此，有了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其它的手段促使社会更加平衡。

现在，中国只有资本主义 – 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责任心。党控制着司法，党控制着经济，党的追随者控制着新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面临着困难的主要原因。腐败严重，对这些东西没有合适的控制方法。卷入到腐败的穷人受到死刑的惩罚，而身居高位者凌于法律之上。这就是原因。

柏林墙倒塌后，前东欧各国获得了自由 – 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我想，我是受到哈韦尔总统邀请的第一位捷克共和国的访问者，接下来，我还访问了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我从来没去过罗马尼亚，但是我访问了前南斯拉夫 – 科索沃、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我第一次访问捷克共和国时说，“现在是进行更多的研究正是恰逢其时。拿来社会主义体系中好的部分，拿来资本主义体系中好的部分，这样就可能综合成一种新的经济体系。”我是这样说的，但这些都变成了空话。当然，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我昨天简单提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西方 – 印度也存在一个更物质主义的社会，不是吗，一个更物质主义的社群？他们透过感官的窗户寻求快乐 – 喜剧、电影、音乐、美食、芳香、不错的生理感受，包括性。因此，他们只通过外在的渠道、通过感觉层次寻求满足。

然而，内在满足的根本来源需要通过训练我们的思维，而不是通过依靠这些感官体验。我们的有染[被污染的]行动需要停止。它们的污秽不是因为环境；我们的行为变的污秽是因为错误的观念或愚昧。因此，要终止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污染业力，首先，我们必须要祛除我们这个大脑中的愚昧。这就是佛教的方法。正如我早先提到的，学术研究中心越来越感觉到关注我们的情绪、我们心识的重要性了。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信号。

不过，能够这样说仍然更好，“我的生活非常好。”佛教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并对此罗列了四个优秀因素：[（1）更高等的转生，（2）追求资源，（3）教义，和（4）解脱]。前两种优秀因素是一个更高级的转生或者转生为人，然后是拥有必需品 – 财富、财产、伙伴、等等，来达成一种快乐的生活，一个好生活。你需要各种设施，得到这些你必须要有钱。因此，这里提到了钱。但是从长远看，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涅槃 – 对这种愚昧和这些破坏性情绪的永恒的终止。因此，这就是永恒的解决办法，我们因此要修持佛法。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在华盛顿的一次大型公共集会上说，“这是最富裕的国家的首都，但是在华盛顿郊区，有很多贫苦的人和贫穷的家庭。这不仅仅是在道义上错了，这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就像9.11事件 – 这同样与巨大分歧有关。阿拉伯世界仍然贫困，西方最大程度地剥削着他们的自然资源，因此阿拉伯世界的公众有时候感到这不公平。

这都是一些异常复杂的情形。我想佛教社团也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至少要努力观照你周边的民众；在思想上给予某种希望，某种自信。

我常给我的印度朋友、那些所谓“低种姓”者、阿姆倍加尔博士的追随者们 – 其中很多人是佛教徒 – 我常给他们说，贫富之间的这种差距必须得到改观。这不是喊口号和表达挫折感，较贫困的那一部分人民一定要树立自信 – 他们是一样的。我告诉他们说，“梵天用他的四个脑袋创造了四大种姓。但梵天是同一个，不是吗？”因此，我们必须全部平等。

我一直坚持较贫困的那一部分人民得到教育。较富裕的那一部分人、财富更多的那一部分人，需要向前者提供条件 – 教育、培训、以及设备 – 从而能够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在非洲，我在几个场合同样表达了这一点。对南半球这确实很困难。而在北半球往往有盈余。南半球的人们甚至没有基本的必需品。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同样的人类之兄弟姐妹。

我想与你们分享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对第二层次的东西 – 民族、宗教信仰、种姓 – 对这类事物赋予了太大的重要性。为了在这一层次得到某种利益，我们忘记了基础的人类层次。这是一个问题。我想，不快乐的是，就像在哥本哈根峰会[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各主要民族对本民族的利益胜过对全球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面临着很多多余的问题。

我们必须做出最大努力教导人们：我们是同样的人类。因此，我们首屈一指的优先权就是基础的人权。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所关注的事务属于第二层次。就像中国 – “中国，不管多么奇妙，它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将来中国必须要与时俱进。”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个星球是近七十亿人类看做一个整体，一个人类大家庭。我想这是我们确实需要的。但是，我们无法通过布道，而只能通过教育，通过共享的常识做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谈到快乐的人类，和平的人类、更富有慈悲心的人类时，我们必须努力为那些恐怖主义者和黩武主义者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一切都相互依存。欧洲的经济和未来取决于亚洲和中东。美国同样如此。中国的未来同样依靠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这就是现实。因此，根据这一现实，我们不可以划出标界，说：“这是敌人。这是朋友。”敌人和盟友之间不存在坚实的划界基础。因此，根据今天的现实，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大“我们”的情感，而不是“我们”和“你们”。

在古代，一千年前，存在这种坚实的“我们”和“你们”的分界。在此基础上，根据这个基础，消灭你们的敌人 – “他们” – 就是你们的胜利。因此，战争的概念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今天，世界现实焕然一新，我们必须要将世界的每一部分看做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深切关心别人的福祉。我们必须同生共存、相互依存，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暴力没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