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前北非和西亚的佛教状况
印度和西亚间海陆贸易历史悠久。印度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商贸联系始于前3000年；印度和埃及的往来 – 通过中转港也门 – 始于前1000年。《巴威路本生经》 – 早期记录佛陀前期生活的记录汇编中的一章 – 曾提及和巴比伦（梵文：Baveru）的海上贸易。
公元前255年，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派出佛教僧人作为使节与叙利亚及西亚的安提欧库二世迪奥、埃及的托勒密二世腓拉得福斯、施勒尼的马迦、马其顿的安提柯二世戈努斯、哥林斯的亚历山大建立了联系。后来，印度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商团在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的主要沿海沿河港口定居。从事其他职业的印度人也随即而来。公元前2世纪，叙利亚作家赞诺卜曾记述了一个印度人社团：在位于今天土耳其的上幼发拉底河到凡湖以西完全拥有自己的宗教寺庙；迪翁（公元40 – 112年）也提到亚历山大港的一个类似社团。正如考古遗迹表明，在巴格达以南库法的幼发拉底河下游、拉法东部伊朗沿岸、索科特拉岛亚丁湾河口地区都有佛教徒的生活遗迹。
第一个仟禧年中期，由于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式微，同时也由于拜占廷人在红海的运航限制，印度和西方的大部分贸易先由海路到阿拉伯半岛，再通过阿拉伯中间商由陆路转运。先知穆罕默德（570 – 632年）的出生地麦加成为一个东西方商人云集交流的重要中心。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社团在阿拉伯文化区内扎根，其中最赋盛名的是贾特（阿拉伯文：Zut），其中很多人居住在巴林和乌卜拉 – 现在波斯湾顶端巴士拉附近。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阿依莎曾经就医于一位贾特医生。据此，无可否认，穆罕默德对印度文化有所了解。
作为进一步的证据，12世纪中叶的学者哈买德·阿卜都·卡迪尔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佛陀：生平及其哲学》中提出先知宰洛祈福礼在《古兰经》中被提及两次。宰洛祈福礼人品端庄、富有耐心，即指佛陀，尽管绝大多数人认为宰洛祈福礼是以西结。根据这一理论，“祈福礼”是佛陀出生地“迦毗罗卫国”的阿拉伯语翻译。这位学者还暗示，《古兰经》中所喻指的无花果树同样代指佛陀，因为后者是在一棵无花果树（菩提树）下得道的。
《泰伯里历史》 – 10世纪由泰伯里（al-Tabari）在巴格达重新编辑的关于早期伊斯兰教史中谈到了在阿拉伯的另一个印度人社团 – 来自信德的阿荷玛拉人或曰“红衣人”。这无疑是指穿藏红色僧袍的佛教徒。据说其中三位还在伊斯兰教初创期向阿拉伯人介绍了佛教哲学。因此，在伊斯兰教扩张出阿拉伯半岛前，至少有些阿拉伯领导人已经知道佛教。
倭马亚哈里发帝国的建立
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艾卜·伯克尔（统治时期632 – 634年）、其次是欧默尔（统治时期634 – 644年）被选举为哈里发作为先知在世间的代理者。在后者统治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部分北非地区，并开始向伊朗进攻。此后，一个六人委员会将哈里发授予阿里 – 先知的堂弟及女婿，后者由于提出的附加条件而没有接受。于是哈里发由奥斯曼（统治时期644 – 656年）继承。651年，奥斯曼完成了对伊朗萨珊王朝的征服，接着在伊斯兰教内部确立了穆尔吉亚运动。他发布命令，如果非阿拉伯人公开遵从沙里亚、接受哈里发的统治，他就可以成为穆斯林。而只有真主才能判定一个皈依者内心是否虔诚。
奥斯曼最终被支持阿里的派系刺杀。内战爆发了，先是阿里、接着是他的儿子哈桑在任职哈里发不久即遭暗杀。穆阿维叶 – 先知的表亲、支持奥斯曼派系的领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宣布自己为倭马亚王系（661 – 750）的第一任哈里发（统治时期661 – 680年）。他将首都从麦加迁往大马士革。但是，反对者宣称哈里发之位归阿里次子侯赛因。最初的阿拉伯穆斯林和佛教徒在中亚的接触就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倭马亚进攻大夏
663年，伊朗的阿拉伯人向大夏发起第一轮进攻。入侵者从突厥沙希手中夺取了巴里黑周围、包括纳缚僧伽蓝在内的地区，并迫使突厥沙希向南撤退到喀布尔谷地要塞。阿拉伯人很快将统治向北扩展，获得了西突厥人治下的布哈拉，从而首次进入粟特。
阿拉伯人的军事政策是杀戮抵抗者，保护归顺者并抽取实物或者货币贡赋。他们和通过谈判而和平臣服的城市约定法律（阿拉伯语：'ahd）以保证实施上述政策。一旦恪守伊斯兰教律法，任何协定或者誓约将具有约束力而不得违反。这样，阿拉伯人就得到了未来新臣民的信任，这些地方也少有针对他们占领的抵抗。
宗教政策紧随军事策略之后。那些通过谈判接受阿拉伯人统治的人在交纳人头税后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那些反抗者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被杀。然而，大多数人选择了自愿接受伊斯兰教。许多人的愿望是免除人头税，而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商人和工匠，看到了伴随皈依而来的额外经济利益。
尽管大夏有些佛教徒、甚至包括纳缚僧伽蓝的一名主持皈依了伊斯兰教，境内大多数佛教徒还是选择了受保护地位，他们作为伊斯兰教国家顺服的非穆斯林臣民交纳人头税。纳缚僧伽蓝仍然开放、并行使其职能。8世纪末，中国汉人朝圣者义净曾造访纳缚僧伽蓝，并描述了寺院的兴盛情况。
10世纪倭马亚的波斯作家欧麦尔·伊本·艾兹赖格·克曼尼的《列国志》对8世纪初的纳缚僧伽蓝有详细的记述。克曼尼用和麦加的克尔白相类比的方法、用穆斯林可理解的术语描述了该寺院。他解释说在主寺中心有一立方石块、覆以布料，人们围绕石块转经。立方石块无疑指上面树立装有圣物纪念的舍利塔，这在大夏和吐火罗寺庙中心很常见。用布料覆盖是根据伊朗风俗来体现尊崇，表示对佛像和舍利塔的同样礼遇，而转经是佛教徒平常的敬拜方式。因此，克曼尼的描述表明倭马亚阿拉伯人在力图了解他们在新征服土地上的非穆斯林宗教（例如佛教）时的开放、尊敬态度。
倭马亚前期在伊朗和非穆斯林的交往
入侵大夏前，倭马亚人赋予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徒、聂斯托里教徒、犹太教徒和佛教徒臣民受保护地位并抽取人头税。然而，有些当地阿拉伯官员并没有其他同僚那样宽容。有时候，受保护臣民要穿上特制的衣服或者带上标识以表明他们的地位。每次在谦卑鞠躬、交纳人头税时还要脖子上挨一拳以示羞辱。尽管受保护臣民有信仰自由，但也有严厉的官员禁止他们新建寺院或者教堂。另一方面，星期五到清真寺聚礼的人不时会得到财物赐赏。到后来，一个非穆斯林家庭中如果有谁皈依伊斯兰教，他（她）将继承全部家产。此外，更有好战的官员不时会俘虏一些外国人、特别是突厥人，然后在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后给予自由。
避免上述限制或羞辱、得到金钱或社会利益的愿望自然驱使许多人放弃原先的宗教而转投新的信仰。因此，伊朗的很多索罗亚斯德教徒最终拒绝了受保护地位而皈依伊斯兰教。我们不清楚同样的情形会不会在大夏和布哈拉的佛教徒中发生，设想此类情况的发生亦并非毫不合理。
根据穆尔吉亚惯例，当时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主要是外在的。只要一个人宣称接受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并实践基本宗教功课如每日五次礼拜、纳税以周济穆斯林贫民、在莱曼丹月封斋、一生到麦加朝觐一次，他就是穆斯林。最重要的是，要必须服从倭马亚的统治。主要要求是政治上的改变，而不是宗教上的皈依。凡违反沙里亚法者都要在倭马亚的法庭受审得到惩罚，但此后依然是官方认可、拥有公民权利的穆斯林公民。只有真主能够裁决谁在信仰上是虔诚的。
这一习惯法（指穆尔吉亚）可谓是给赢得忠顺于阿拉伯人统治的臣民的量体裁衣。这自然吸引了那些仅仅处于政治、社会或者经济便宜而表面皈依、内心依然坚持自己信仰的人。然而，这些人的子孙后代虽然在表面信仰的环境中成长，但较之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在接受这一新信仰上更加真诚。通过这种方式，中亚的伊斯兰教民众以非暴力的方式开始逐渐增长。
倭马亚人在南部粟特的缓慢推进
倭马亚人占领粟特其余地区却非易事。还有三股竞争力量正努力从西突厥人手里抢夺这些地区，以控制经由此地的有利可图的丝绸之路。这三股力量是来自喀什噶尔的藏人，以其余塔里木盆地诸属国为基地的唐朝人，最后是来自蒙古里亚的东突厥人。随后的争斗扑朔迷离，无须道出其中所有细节。让我们对从7世纪后半期至8世纪前10年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予以概述，据此就可以了解阿拉伯人所面临的竞争。
藏人首先于760年取得于阗和喀什噶尔北部几个地区，然后从唐朝手中取得了塔里木盆地诸城邦国。面对藏人有增无减的军事威胁，唐朝军队渐次从塔里木盆地余部退至吐鲁番，前者立即填补了这一真空。唐朝军队翻越天山绕开藏人，从吐鲁番到达别失八里并继续西进，于679年在西突厥斯坦北部的碎叶确立了军事存在。这在唐朝全面的军事衰落中可谓例外。682年，蒙古里亚的突厥人发动叛乱以反对唐朝统治，建立了第二东突厥汗国。684年，唐朝在政变中被推翻，直到705年才得以复辟，713年局势才平静（指从武则天执政到开元元年这一段时间）。
同时，阿拉伯人对大夏的统治也开始式微。680年，哈里发亚齐德（统治时期680 – 683年）短暂统治之初，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发动了一场针对倭马亚统治的起义。起义失败，侯赛因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战斗中身亡。这一冲突将哈里发的视线从中亚转移开来。结果在亚齐德统治晚期，倭马亚人失去了在大夏的大多数城邦附庸，但继续拥有着粟特的布哈拉。随后几年中，对侯赛因蒙难的记忆催化了什叶派的形成，并和倭马亚一系穆尔吉亚运动发展形成的逊尼派相对立。
当时的土蕃赞普（指杜松芒波杰，统治时期677 – 704年）正忙于同敌对部族的权力纷争。结果在692年，尽管藏人在塔里木盆地诸属国、特别在盆地南缘继续存在，但他们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汉人以吐鲁番为据点长期和上述地区以中国史书称之为“贡使”（“tribute missions”）的方式存在长期的贸易往来。因此，虽然唐朝成为吐鲁番以外多数地区的外部主导力量，但这只是基于商贸而非政治或军事统治，在南部诸国尤其如此。
703年，藏人和东突厥人形成联盟以对抗塔里木盆地东端的唐朝军队，但未能将后者从吐鲁番赶走。西突厥人也在西线对抗唐朝军队，并成功将其逐出碎叶。西突厥人拥立他们的支系突骑施突厥统治西突厥斯坦北部。突骑施突厥的故土即为碎叶及周边地区。
705年，藏人又与犍陀罗的突厥沙希结盟，意欲将已经衰微的倭马亚军队逐出大夏。这时，阿拉伯人尚能保守其领地。然而708年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统治时期705 – 715年）时期，突厥沙希王子那色达汗驱逐了大夏的倭马亚人，建立了为期数年宗教狂热性质的佛教统治。他斩首了此前皈依伊斯兰教的纳缚僧伽蓝主持。
尽管失去了大夏，倭马亚军队仍然控制着粟特的布哈拉。突骑施突厥北进控制了粟特余部并向外扩张，取得了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喀什噶尔和库车。接着，藏人联盟的另一支 – 东突厥人也介入了对粟特的纷争。他们穿越准噶尔沙漠从北部向突骑施突厥发动攻击，最终夺取了后者的故土碎叶。突骑施突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前线之际，倭马亚军队借机从布哈拉推进，取得了前者领地最南端的撒马尔罕。
总结
从最初起，倭马亚阿拉伯人对大夏的控制就不是强势的，结果他们向粟特的推进也很缓慢。他们缺乏主动发动进攻的力量，因而必须在粟特逐鹿的其他力量的注意力分散之际，坐待机会以取得进展。当然，他们并非在进行一场在整个中亚传播伊斯兰教的圣战，而只是角逐政治和疆域实利的强权之一。712年，阿拉伯将军屈底波在布哈拉建造了第一座清真寺。在那里建造第二座清真寺迟至771年，这一事实表明了伊斯兰教传播之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