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商路状况
从中国到西方，丝绸之路经由东突厥斯坦、西突厥斯坦、粟特、伊朗到拜占廷，再到欧洲。另一条路经由西突厥斯坦、大夏、喀布尔、以及犍陀罗旁遮普地区，然后由印度河船运到信德，继而进入阿拉伯海和红海。中国和中亚的贸易也从犍陀罗直到北部印度。
从中国到信德港的丝绸之路上，佛教寺院星罗棋布。这些寺院向商人们提供居住便利和资本借贷。此外，他们还给加工来自中国玉石的佛教徒工匠提供住宿。佛教徒商人和工匠为这些寺院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因此，商业对佛教社团的利益举足轻重。
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前，萨珊统治者对过境商品课以重税。结果拜占廷选择了花费相对便宜的从信德到埃塞俄比亚的海路，再继以陆路。然而，551年拜占廷引进了蚕养殖，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随即减少。7世纪的阿拉伯军事活动进一步阻碍了贸易，直到后来，经由伊朗的陆上贸易路线得到安全保障。根据8世纪初期中国汉人朝香者一清记述，由于倭马亚、唐朝、土蕃、东突厥、突厥沙希、突骑施之间战乱不断，从中国到信德的贸易在已经中亚大为缩减。结果，中国的商品和朝香者主要取道海路经由马六甲海峡和斯里兰卡。因此，在倭马亚入侵前夕，信德的佛社团正在经历一段艰难历程。
入侵信德
在整个哈里发帝国早期，倭马亚人曾数次试图入侵印度次大陆。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无疑是控制沿印度河至信德港口的贸易交通要道。正如他们未能从突厥沙希手中夺取犍陀罗，他们同样未能穿越其疆域、经由开伯尔山口进入次大陆。唯一可行的是绕开犍陀罗，从南部攻取信德，再从两线攻击犍陀罗。
占领信德的前两次努力以失败告终。然而，在711年，大约在夺取撒马尔罕的同时，阿拉伯人终于如愿以偿。哈贾志·本·尤素夫·萨卡费时任倭马亚帝国最东部诸省总督，这些省包括现在的伊朗东部、巴鲁奇斯坦（穆克兰）和阿富汗南部。他决定调遣其外甥、女婿穆罕默德·本·卡西穆率领一支20,000人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同时入侵信德。最初的目标是现在卡拉奇附近的沿岸城市德巴尔。
当时信德居民有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根据玄奘记述，信德有400座寺院、26,000名僧人。佛教徒在城市商业和手工业阶层中占多数，而印度教徒大多是乡村农民。这一地区的统治者是一个出身印度婆罗门的叫查赤（Chach）人，他的统治以乡村为依托。当他掌权以后，他就自然支持农业而无意保护贸易。
印度教徒中有一个军士种姓阶层，他们和政治、宗教领导者一道反击强大的倭马亚军队。而在另一方面，佛教徒缺乏军事传统或者种姓制度，对查赤的政策也心怀不满。他们更愿意避免遭到毁灭，因而和平地归顺了倭马亚人。本·卡西穆将军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据说为示对顽抗的惩罚，大量居民遭到屠杀，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这种报导其夸张程度如何，现在不明究竟。毕竟，阿拉伯人想得到一个财政上有所获益的信德来增加途经此地的贸易收入。不过，倭马亚人还是夷平了当地主要的印度教寺庙而在该址建造了一座清真寺。
接着，倭马亚军队开始进攻位于现在巴基斯坦海德拉巴德附近的尼伦。该城的佛教徒总督自愿投诚了。然而，为了再树立一个榜样，得胜的穆斯林在一座主要佛教寺院的原址上建起一座清真寺。他们没有破坏该城其余地方。
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和阿拉伯人进行合作，尽管合作的佛教徒比印度教徒在数量上多。因此，信德地区三分之二的城镇向入侵者和平归降并签署条约。反抗者则遭受攻击和严惩；归顺者和合作者得到了安全和宗教自由。
占领信德
在哈贾志赞许下，本·卡西穆将军开始推行宽容政策。佛教徒和印度教徒被赋予受保护臣民（迪米）的地位。他们只要效忠倭马亚哈里发、交纳人头税，就获准保持自己的信仰、保留自己的土地和财产。然而，很多佛教徒商人和工匠自愿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来自穆斯林的竞争，他们看到皈依和少付税赋的经济优势。除了人头税，迪米商人要在所有商品上支付双倍税赋。
另一方面，尽管本·卡西穆将军有宣扬伊斯兰教的一定兴趣，但这并非他的关注重心。他当然欢迎民众皈依，但当务之急是政权问题。他需要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给哈贾志，以供其巨大的军事开支以及弥补以前所有军事失利的代价。
这位阿拉伯将军不仅通过人头税、土地和贸易税，也通过向朝拜各自圣地的印度教和佛教朝香者征收朝香税达到了上述目的。这或许表明信德的佛教僧人和与他们同时期犍陀罗以北的同伴一样，已经有向朝香者征收朝香税的恶习，而倭马亚人只是取而代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既然能吸引朝香者并带来税收，穆斯林就没有进一步破坏信德的佛教或者印度教寺庙、也没有破坏寺庙里供奉的神像或圣物。
征伐苏拉什特拉
当时，位于今天古吉拉特邦苏拉什特拉东部沿海的瓦勒比是西部印度最大的佛教活动中心。这一地区由梅特腊卡王朝（480 – 710年）统治。白匈奴占领式威之际的第一笈多王朝前夕，该王朝脱离了后者统治。根据玄奘记载，该地区有100多座佛教寺院、6，000多名僧人。
这些寺院当中最富盛名的当属佛陀毗诃罗中心 – 一座宏大的佛学院。僧人在此接受广泛的教育，其中不仅包括佛教功修，也包括医学和非宗教科学。其中许多僧人学业完成后到梅特腊卡供职。作为对王朝恩惠的回报，历代国王给寺院赐予村庄作为供养。在梅特腊卡统治结束前几年，中国汉人朝香者义净（Yijing）曾造访瓦勒比，证实了当时的兴盛局面。
710年，即倭马亚人入侵信德的前一年，梅特腊卡王朝分裂，罗湿陀库闼王朝（Rashtrakutas710 – 775年）占据了大部分地区。新统治者延续了前朝对佛教寺院的供养传统。佛陀毗诃罗中心的教育未受到影响。
不久，本·卡西穆将军向苏拉时特拉派出了远征军。在那里，他的军队和苏拉时特拉的统治者们签署了和平协约。从印度到拜占廷及欧洲的海路贸易途经苏拉时特拉港口。阿拉伯人也想从中获税，特别是如果印度人因为试图绕开信德港口而将来自犍陀罗的商贸转移到当地。
当时，穆斯林军队没有破坏瓦勒比的佛学中心。它们依然兴盛，并接纳了逃离信德的流亡僧人。在随后的几年，瓦勒比新增了不少寺院以收容大批流亡者。
对征服信德的评价
在占领过程中，倭马亚人对信德佛教寺院的破坏似乎是空前、也是罕见的。征服者下令这样做是出于惩罚或者遏止反抗。但这并非完全是金科玉律。此后，当苏拉什特拉等地和平归顺后，倭马亚军队对这些地区的寺院片瓦无损。如果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意图是消灭佛教，那么他们不会完好无损地让当时瓦勒比的寺院存留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佛教寺院身上的暴力行为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宗教目的。当然，介入事件的个人也可能有他自己的动机。
在信德度逗留三年后，本·卡西穆将军返回哈贾志朝廷，而让留下的下属执行他的务实政策 – 即利用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宗教情感以榨取税收。然而在他离开后不久，当地的印度教统治者重新获得了对大多数领地的控制，留给阿拉伯人的只是信德的几座大城市。
倭马亚再占大夏
715年，哈贾志总督受到外甥在信德取得成功的鼓舞，派遣将军屈底波从伊朗东北部发起进攻来重新夺取大夏。屈底波获胜了，并大肆破坏纳缚僧伽蓝作为对此前叛乱的惩罚。很多僧人东逃克什米尔和于阗。在来自大夏佛教徒大臣的鼓励下，迦弥郭吒国王拉立塔第提亚（统治时期701 – 738年）在克什米尔新建了许多寺院以收容这些博学的流亡僧人。这大大提高了克什米尔佛教的层次。
纳缚僧伽蓝很快得以恢复，并像以前一样司其职能。这正表明穆斯林对佛教寺院的破坏并非是宗教动机驱使的行为。否则，他们不会容许这样一个佛学中心的重建。
倭马亚人在大夏打败突厥沙希及其藏人同盟后，藏人出于政治权宜，改变立场和阿拉伯人结盟。20年前丧失东突厥斯坦的绿洲城邦、与其他盟国的联手重夺上述地区失利后，藏人无疑希望结盟倭马亚人，征服丝绸之路后分享控制权。在要扩张权力、充裕国库的时候，宗教差异显然并不起作用。
在藏人的帮助下，屈底波将军接着从突骑施突厥人手中取得费尔干纳。但屈底波在进一步准备发动远征从突骑施突厥手中夺取喀什噶尔的战斗中阵亡。此后，阿拉伯人再也没有找到进入东突厥斯坦的机会。
传播伊斯兰教的初次尝试
尽管早期倭马亚哈里发基本上宽容不同宗教，欧玛尔二世（统治时期717 – 724年）开始施行向远土派遣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a教士）宣扬伊斯兰教的政策。然而，他非常软弱，无法严格推行其政策。例如，哈里发诰令，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地方领导可以统治信德。然而由于当时倭马亚人已经失去了对信德的有效政治控制，哈里发被视而不见，他的政策也未能贯彻。当地皈依的穆斯林和信德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和谐共处。甚至在倭马亚统治衰落时，这一格局仍然持续。在此后的数世纪，北印度波罗王朝（750 – 12世纪下半叶）的碑文中仍然提及来自信德的佛教僧人。
欧玛尔二世还诰令所有倭马亚盟国也要皈依伊斯兰教。因此，土蕃朝廷派遣使节要求派遣到藏地宣扬这一新的信仰的传教士。哈里发委派了索拉特·本·阿卜杜拉·哈乃斐。结果没有发现这位教士在藏地皈依藏人的记录，这表明倭马亚人在传播其宗教的努力上并没有贯彻如一。事实上，对倭马亚人而言，阿拉伯部族制远比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伊斯兰社会重要。在中亚，无论征服哪里，他们首先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移植过来。
藏人未能接受穆斯林传教士也有其它原因。这些都和伊斯兰教教义本身毫无瓜葛。让我们更加仔细的考察一下伊斯兰教和佛教在藏地接触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