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伊斯蘭教中的聖戰

根據傳統說法，前880年，佛陀在南印度的安德拉向來訪的香巴拉國月賢王（蘇禪德喇）和他的近侍們傳授了《時 輪金剛經》。月賢王把教義帶回自己的北方王國。在那裡時輪金剛教義有蓬勃發展。香巴拉是一個人間國度，而非一方佛教淨土。但在香巴拉的所有條件都利於時輪金剛法實踐。雖然香巴拉在地球上也許被標示以確實的位置，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解釋說，香巴拉只是一個純粹精神的存在。儘管有文獻描述香巴拉之物理旅程的傳統，但到達香巴拉的唯一途徑是通過時輪金剛法的修行實踐。

月賢王后歷經七世，前176年，耶舍王召集香巴拉的宗教領袖人物，特別是智慧婆羅門，給他們發出預言和警告。八百年以後，即624年，在麥加會興起一個非印度人的宗教。由於諸婆羅門之間不和以及對梵語諸經教導遵行的鬆弛，在這一新宗教的領導人威脅入侵時，許多人將皈依該教。為了阻止這種危險，耶舍王聯合香巴拉子民，給他們進行時輪金剛加持，形成單一的“金剛家族”。通過這一行為，耶舍王成為第一個救度王 – 薩提亞（意思是種姓、家族）的第一個掌承者。他還編寫了《攝略經》，這是《時輪金剛經》的現存文本。

伊斯蘭教建創於622年 – 時輪金剛法中預言時間的兩年前，很多學者據此認定所謂非印度宗教信仰即伊斯蘭教。時輪金剛諸典籍中對該宗教的描述，如宰牲時念頌他們神祗的名字、割禮、婦女蒙面、向聖地一日五次禮拜等，都支持了此結論。

在上文裡，梵語中用“蔑戾車”來表示“非印度的”一詞，意思是操非梵語、無法理解的語言操持者。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用這個詞語指入侵北印度的亞歷山大大帝時期的馬其頓人和希臘人。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梵語詞彙是“塔義”、該詞派生於波斯語，指阿拉伯人，例如七世紀中葉入侵伊朗的阿拉伯人。

第一位救度王進而描述道，這個未來源自非印度的宗教有八位大師之傳承：亞當、諾亞、亞伯拉罕、摩西、耶穌、摩尼、穆罕默德和馬赫迪。穆罕默德將來到麥加之地的巴格達。這段話有助於甄別來自伊斯蘭教社會的入侵者。

• 穆罕默德生活在570至632年的阿拉伯地區。而巴格達作為阿拉伯阿拔斯哈里發帝國（750 – 1258年）的首都建於762年。
• 摩尼是三世紀的波斯人。他建立了折衷的摩尼教。摩尼教和早期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相似，強調善惡兩元的鬥爭。在伊斯蘭教中，摩尼可能僅僅被阿拔斯帝國巴格達信仰異端的摩尼 – 伊斯蘭派中的有些官員接受為先知之一 – 儘管現在不明究竟。阿拔斯帝國哈里發們對該派追隨者進行了殘酷迫害。
• 八世紀下半葉，來自現在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陸的佛教學者們在巴格達從事將梵文典籍翻譯成阿拉伯文的工作。
• 馬赫迪 – 穆罕默德的後裔 – 未來的統治者，將領導誠信者進入耶路撒冷，恢復伊斯蘭教法和秩序、在世界末日前把所有伊斯蘭教信眾統一在一個國度下。馬赫迪是彌塞亞（救世主）在伊斯蘭教中的對等概念。只有在阿拔斯帝國早期，馬赫迪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擁有三個稱號：哈里發、麥加的護衛者、殉教者。在他名義下領導著一個反對阿拔斯帝國的起義。然而，馬赫迪作為彌塞亞的完整思想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直到九世紀末期。
• 以斯瑪利甚葉派的先知名單和時輪金剛法中所列的如出一轍，只是沒有摩尼。以斯瑪利派是唯一主張馬赫迪是先知的伊斯蘭教派別。
• 十世紀下半葉巴基斯坦的木爾坦（現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信德）將以斯瑪利派奉為官方教派。木爾坦是以斯瑪利法蒂瑪帝國（綠衣大食）的同盟。法蒂瑪帝國以埃及為中心，不斷挑戰阿拔斯人在伊斯蘭教世界的霸權。

我們可以通過以上證據假設：時輪金剛法對非印度人入侵者的描述基於十世紀後期木爾坦的以斯瑪利信徒，同時也夾雜了八世紀後期摩尼 – 穆斯林的一些東西。這份記述的編纂者很可能是印度沙希統治下的佛教大師。印度沙希政權統治東部阿富汗和烏金（斯瓦特山谷，位於現在巴基斯坦西北）地區。阿富汗喀布爾地區的佛教寺院（例如蘇毘訶羅）建築上就有和時輪金剛曼荼羅（又譯作壇城）相似的壁畫。烏金是佛教密宗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此外，烏金和印度教裟埃維特密宗盛行的克什米爾關係密切。兩個地區由一條主要的佛教徒朝聖之路連接。因此，我們應該在阿富汗東部、烏金和克什米爾地區考察阿拔斯帝國時期歷史上佛教徒 – 伊斯蘭教徒的關係，據此去理解時輪金剛法的有關教義及和“聖戰”的背景。

第一位救度王預言非印度宗教的追隨者將於某日統治印度。該國國王克林瑪提將從首都德里圖謀於2424年佔領香巴拉。在註疏中暗示克林瑪提即“救世主”馬赫迪。第二十五位救度王文殊輪（魯卓恰克林）將進兵印度，在大戰中擊敗非印度人。他的勝利將標誌著嘎利玉迦（也稱“爭鬥時”，指佛法修持衰敗的紛亂時代） – “紛爭時代”結束。此後將迎來佛法 – 特別是時輪金剛修持再次興盛的黃金時代。

以“救世主”領軍的天啟戰爭為結局的善惡之戰的思想首先出自瑣羅亞斯德教。瑣羅亞斯德教創立於公元前六世紀、佛陀降生前數十年。在前二世紀至二世紀期間，瑣羅亞斯德教的影響深入猶太教，後來又對早期的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產生影響。

印度教中關於末世主題的變體也出現在大約四世紀的印度教典籍《毘濕奴往世書》中。根據敘述，毘濕奴將在“紛爭時代”末期最後一次轉世成救度王。他將投生在香巴拉國的一個村子裡，成為一位名叫毘濕奴耶舍的婆羅門的兒子。他將擊敗循著毀滅之路而來的非印度人、喚起人們的覺醒。嗣後，根據印度人觀念中的時間輪迴，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將蒞臨。這和非印度人關於該主題中末日審判和世界末日大相異趣。這裡很難認定《毘濕奴往世書》的描述是源自域外影響而作改編以適應印度思想的，抑或是獨立形成的。

為了和佛陀靈活的教導方法一致、便於理解教法中的術語和概念，《時輪金剛經》利用了《毘濕奴往世書》中的名稱和形象。畢竟蒙受神恩的聽眾主要是受過教育的婆羅門。其中的名稱不僅有香巴拉、救度王、“紛爭時代”、也有變體如毘濕奴耶舍、耶舍王，也同樣用“蔑戾車”一詞以指稱天性好殺戮的非印度人。但在時輪金剛法中，所謂戰爭的意義是像徵性的。

耶舍王在《攝略經》中解釋說和非印度人“蔑戾車”的戰爭不是一場現實的較量，因為真正的戰場在身體內部。十五世紀的格魯派的注經者克主傑詳細說明耶舍王的描寫並不是暗指要去除掉非印度宗教追隨者的實際運動。第一位救度王極具細節的敘述之目的是提供一個比喻，即對空的至深極樂的正知與惡行之障昧間的戰鬥。

耶舍王清楚地枚舉了這暗藏的象徵。文殊輪代表心識金剛，即最明光精微的心識。香巴拉象徵心識金剛所處的極樂狀態。成為救度王意思是心識金剛達到完滿至深的正知，即空與極樂之共生。文殊輪的兩位將領 – 魯達羅和哈努曼，代表兩種助緣性的正知，即辟支佛（緣覺者）和阿羅漢（聲聞者）。助陣贏敵的十二位印度教神將代表斷絕十二緣起和十二自在神 之業續。這些緣起和自在描述了使輪迴無盡的途徑。魯卓恰克林（文殊輪）的軍隊所分成的四支分別像徵了無量的慈愛、悲憫、喜悅和平等。

被魯卓恰克林和他的軍隊打敗的非印度敵人像徵了不正業力之心識。穆罕默德象徵了惡行之路。馬赫迪的坐騎象徵對行為因果和空的無明。馬赫迪的四支軍隊分別代表恨、毒、怨、偏，和香巴拉諸軍的象徵意義恰好相反。魯卓恰克林的勝利象徵解脫和覺悟。

儘管在文本上否認一個現世的“聖戰”，然而這裡伊斯蘭教被暗指為一個殘酷的宗教並賦以恨、毒、破壞等特徵，這些都很容易被用來證明佛教是反穆斯林的證據。儘管事實上過去有些佛教徒持這種偏見、至今仍有佛教宗派仍抱此成見，但可以根據大乘佛教教導方法對此形成不同的結論。

大乘典籍呈現出某些小乘佛教特徵的觀點，例如只求個人解脫而不救度他人。畢竟，小乘佛教修持者的宗教追求是自我解脫，而非為了普救眾生的了覺悟。儘管對小乘佛教這樣的描述導致偏見，對小乘佛教諸派別的客觀、學術性的研究表明，有些派別如上座部（娜娃達佛教）揭示了對慈愛與悲憫之參悟的重要作用。一個人可以斷定大乘佛教對小乘佛教的實際修行方法一無所知。反而，一個人可以發現大乘佛教利用佛教邏輯，通過證明結論的荒誕來幫助人們避免極端的見解。這種具緣派的方法警示修行者避免極端自私。

同樣的分析方法應用在大乘佛教對中古印度教六大派別和耆那教哲學的介紹中；同樣的分析方法也應用在藏傳佛教諸教派對其它教派和對西藏本土苯教的介紹中。但這些介紹無一給出準確的敘述。各種描述都對對方的一些特徵進行誇張和扭曲以表明不同的觀點，時輪金剛法對伊斯蘭教的殘酷和潛在威脅的描述同樣如此。儘管佛教教士們宣稱，用具緣論方法以伊斯蘭教例說精神危險是一個技術性手段，但可以反駁，這種比喻是極其缺乏策略的，尤其在現代社會。

然而當考察阿拔斯帝國時期東部阿富汗喀布爾的狀況時，用伊斯蘭教來表徵破壞性的威脅力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見: 阿富汗佛教歷史.]

阿拔斯帝國統治大夏（阿富汗北部地區 – 原註；也譯作巴克特里亞）初期，允許當地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在交納人頭稅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信仰。然而有很多人 – 特別是地主和城市受教育的較高階層人士自願接受了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的高級文化更易於接受，同時也避免了繁重的人頭稅。和藏人聯盟的突厥沙希政權統治著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喀布爾。這很容易引起佛教徒統治者和精神領袖們的擔心，相同的現象 – 出於便利的信仰改變會在該地區發生。

突厥沙希政權統治該地區至870年，只是在815 – 819年間失去過統治權。在此四年中，阿拔斯帝國哈里發馬蒙入侵喀布爾，迫使沙哈臣服並接受伊斯蘭教。為了表明自己的臣服，喀布爾沙哈向哈里發獻上了一尊蘇毘訶羅寺的金佛。作為伊斯蘭教的勝利象徵，哈里發馬蒙把這尊銀座珠冠的巨大佛像送到麥加，在克爾白展示了兩年。通過這一舉動，在內戰中擊敗乃弟的哈里發證明了對整個伊斯蘭教世界的統治。但是，馬蒙並沒有強迫喀布爾的所有佛教徒皈依伊斯蘭教，也沒有破壞征服地的佛教寺院。他甚至沒有將喀布爾沙哈向他敬獻的佛像作為偶像予以銷毀，而是作為戰利品送往麥加。當阿拔斯帝國的軍隊因為鎮壓帝國其它地方的獨立運動而撤走後，佛教寺院很快得到恢復。

伊斯蘭教政權第二次控制喀布爾的時間也很短促 – 從870年到879年。薩法爾統治者征服了喀布爾。薩法爾是一個獨立的軍事國家，因其殘暴和對征服地文化的摧殘而為人銘憶。征服者將大量的佛教“偶像”作為戰利品送給阿拔斯帝國哈里發。當突厥沙希的繼任者印度沙希奪回該地區後，佛教及其寺院又一次恢復了此前的輝煌。

976年，突厥伽色尼人征服了印度沙希統治下的阿富汗東部，但征服者並沒有破壞那裡的佛教寺院。作為阿拔斯帝國的附庸，伽色尼人也是嚴格的伊斯蘭教遜尼派。儘管容忍東部阿富汗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但他們的第二任領導 – 加茲尼的馬茂德策動了對阿拔斯帝國的勁敵 – 以斯瑪利派木爾坦政權的戰爭。1008年，馬茂德佔領木爾坦，順道將印度沙希逐出犍陀羅和烏金。突厥沙希遂與木爾坦結盟。無論佔領何地，馬茂德總將印度教寺廟和佛教寺院的財物搶掠一空以鞏固自己的權力。

木爾坦之勝後，無疑出於攉取更多土地和財物的貪欲，馬茂德繼續把侵略向東推進。他佔領了現在印度的旁遮普 – 當時稱德里。然而，1015或1021年（依據不同的史料），當追擊突厥沙希餘部的伽色尼軍隊從德里推進到克什米爾山麓地帶時遭到了失敗。據說勝利者使用了陀羅尼咒。這是穆斯林軍隊第一次試圖征戰克什米爾。時輪金剛法中對來自徳裡的非印度人的入侵及其失敗的描述很可能是木爾坦人對阿拔斯帝國和伽色尼人的威脅以及伽色尼人對克什米爾威脅的合成。

很清楚，第一位救度王的歷史預言正合上述時段，但卻是以幻想的事件來例證宗教說教。然而正如十三世紀的薩迦派居士布頓對時輪金剛法呈現歷史的評述，“細察歷史事件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克主傑解釋說香巴拉和非印度人軍隊之間的戰爭並非僅僅是一個不指涉將來的歷史實際之隱喻。假如果真如此，當《時輪金剛經》借用星座和行星做了精神的類比，那麼必然會得出天體也是一個隱喻而無所實際指歸的荒謬結論。

克主傑同時告誡不要將時輪金剛法中比附的預言看作事實，非印度宗教終將傳遍十二大洲，而文殊輪的教義也將征服這些地方。預言並不涉及早期具體描述的非印度人、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儀式。在這裡“蔑戾車”僅指和佛陀的教義背道而馳的非佛法力量及其信仰。

因此，預言敵視精神修持的破壞力量 – 不是特指穆斯林軍隊 – 將在未來發動攻擊，一場針對這種力量的現世的“聖戰”將不可避免。隱含的信息是，如果和平手段失敗了，就必須訴諸一場聖戰。戰爭必須基於佛教悲憫和對現實的正知。這真實不虛，儘管事實是，要訓練的戰士並非菩薩，因此這個指導原則在實踐上很難遵守。不過，如果戰爭受到非印度的理念如恨、毒、怨、偏等驅使，將來的子民會認為他們的祖先和那些非印度人之間沒什麼區別。因此，他們會很容易選擇非印度人的道路。

伊斯蘭教關於“吉哈德”的概念是入侵者的道路嗎？如果的確如此，時輪金剛法確實準確描述了“吉哈德”嗎？抑或它用非印度人入侵香巴拉來表達要避免的一個極端情況？為了避免不同信仰者之間的誤解，對這些問題的考查非常重要。

阿拉伯語中jihad意思是一個人奮鬥過程中需要忍受的困苦，例如神聖齋月裡的飢渴。那些投身這種奮鬥的人被稱為聖戰者（mujahedin）。這讓人想起佛教教義中菩薩在開覺悟之路上忍受困苦的忍辱。

伊斯蘭教遜尼派列出了五種“吉哈德”：

1. 軍事上的“吉哈德”指針對企圖損害伊斯蘭教的侵略者的自衛戰爭。這不是通過武力迫使別人皈依伊斯蘭教的攻擊行為；
2. 一種對窮困者以財物支持的“吉哈德”；
3. 通過正當努力謀生和贍養家庭的“吉哈德”；
4. 求知、學習的“吉哈德”；
5. 對自身違背伊斯蘭教義的願望和思想鬥爭之克服的“吉哈德”。

伊斯蘭教什葉派強調第一種意義上的“吉哈德”，把對伊斯蘭教政權的攻擊和對伊斯蘭教信仰的攻擊等同。很多什葉派穆斯林也接受第五種意義上的“吉哈德” – 內在精神的“吉哈德”。

時輪金剛神話中的香巴拉戰爭和伊斯蘭教中“吉哈德”的論述表明二者間有明顯的共性。佛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聖戰都是阻止外部敵對力量的防禦性策略，而從來不是一種贏得皈依者的攻擊性戰鬥。二者都具有消滅內心不良思想和有害情感的精神層面的意義。二者都需要從道德原則的基礎上展開，而不是基於偏見和敵意。因此，香巴拉把非印度人的入侵作為純粹反面形象。時輪金剛典籍事實上以具緣派的觀點曲解了“吉哈德”並置其於邏輯的對立面以便規避。

此外，正如許多領導者出於權力和功利而對“吉哈德”的曲解和演繹，香巴拉及其反對破壞性外來勢力戰爭的論述也遭際了同樣的命運。十九世紀晚期，布里亞特蒙古的德爾智（也譯作阿格旺多傑）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尊者的助理教師。他曾宣稱俄羅斯是香巴拉，而沙皇即救度王。這樣，他試圖勸說十三世達賴喇嘛尊者和俄羅斯結盟，以對抗“蔑戾車”不列顛人對中亞地區統治權的爭奪。

蒙古人傳統認為香巴拉國王月賢王和成吉思汗都是金剛手菩薩的化身。因此，為香巴拉而戰就是為成吉思汗和蒙古的輝煌而戰。因此，蘇黑巴托爾 – 領導了1921年蒙古共產主義革命以反對白俄羅斯和日本支持的烏吉爾巴倫（恩琴男爵）的殘暴統治 – 用時輪金剛法中描述的結束“紛爭時代”的戰爭來鼓舞他的軍隊。他許諾他的戰士們將轉世為香巴拉國王的武士，儘管他的主張沒有時輪金剛法的文本基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佔領內蒙古，日本領主們轉而宣傳日本是香巴拉，試圖和蒙古取得聯盟和軍事支持。

正因為佛教批評家專注於對時輪金剛法精神戰爭外延層面上的濫用而忽略了其內涵，這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佛教顯得不公平；反穆斯林的批評家對“吉哈德”的批評也是如此。佛教密宗對上師的建議在此可能很有用。幾乎所有的上師都是好壞各種品質的集合體。徒弟不得拒絕導師的不良品質，糾纏與此只會產生憤怒和沮喪。反而，如果徒弟專注於導師的良好品質，他（她）將獲得通往精神之路的神靈啟示。

佛教教義和伊斯蘭教教義在聖戰的理解上同樣如此。當外來的破壞性力量威脅到宗教修 持時，佛教和伊斯蘭教都見證了對現世戰鬥（這一概念）的濫用。如果不否認、也不糾纏於這些濫用，一個人在任何教義中均可通過專注於內心的聖戰而獲益，得到神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