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圣战

根据传统说法，前880年，佛陀在南印度的安德拉向来访的香巴拉国月贤王（苏禅德喇）和他的近侍们传授了《时轮金刚经》。月贤王把教义带回自己的北方王国。在那里时轮金刚教义有蓬勃发展。香巴拉是一个人间国度，而非一方佛教净土。但在香巴拉的所有条件都利于时轮金刚法实践。虽然香巴拉在地球上也许被标示以确实的位置，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解释说，香巴拉只是一个纯粹精神的存在。尽管有文献描述香巴拉之物理旅程的传统，但到达香巴拉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时轮金刚法的修行实践。

月贤王后历经七世，前176年，耶舍王召集香巴拉的宗教领袖人物，特别是智慧婆罗门，给他们发出预言和警告。八百年以后，即624年，在麦加会兴起一个非印度人的宗教。由于诸婆罗门之间不和以及对梵语诸经教导遵行的松弛，在这一新宗教的领导人威胁入侵时，许多人将皈依该教。为了阻止这种危险，耶舍王联合香巴拉子民，给他们进行时轮金刚加持，形成单一的“金刚家族”。通过这一行为，耶舍王成为第一个救度王 – 萨提亚（意思是种姓、家族）的第一个掌承者。他还编写了《摄略经》，这是《时轮金刚经》的现存文本。

伊斯兰教建创于622年 – 时轮金刚法中预言时间的两年前，很多学者据此认定所谓非印度宗教信仰即伊斯兰教。时轮金刚诸典籍中对该宗教的描述，如宰牲时念颂他们神祗的名字、割礼、妇女蒙面、向圣地一日五次礼拜等，都支持了此结论。

在上文里，梵语中用“蔑戾车”来表示“非印度的”一词，意思是操非梵语、无法理解的语言操持者。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用这个词语指入侵北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梵语词汇是“塔义”、该词派生于波斯语，指阿拉伯人，例如七世纪中叶入侵伊朗的阿拉伯人。

第一位救度王进而描述道，这个未来源自非印度的宗教有八位大师之传承：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摩尼、穆罕默德和马赫迪。穆罕默德将来到麦加之地的巴格达。这段话有助于甄别来自伊斯兰教社会的入侵者。

• 穆罕默德生活在570至632年的阿拉伯地区。而巴格达作为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750 – 1258年）的首都建于762年。
• 摩尼是三世纪的波斯人。他建立了折衷的摩尼教。摩尼教和早期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相似，强调善恶两元的斗争。在伊斯兰教中，摩尼可能仅仅被阿拔斯帝国巴格达信仰异端的摩尼 – 伊斯兰派中的有些官员接受为先知之一 – 尽管现在不明究竟。阿拔斯帝国哈里发们对该派追随者进行了残酷迫害。
• 八世纪下半叶，来自现在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学者们在巴格达从事将梵文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工作。
• 马赫迪 – 穆罕默德的后裔 – 未来的统治者，将领导诚信者进入耶路撒冷，恢复伊斯兰教法和秩序、在世界末日前把所有伊斯兰教信众统一在一个国度下。马赫迪是弥塞亚（救世主）在伊斯兰教中的对等概念。只有在阿拔斯帝国早期，马赫迪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拥有三个称号：哈里发、麦加的护卫者、殉教者。在他名义下领导着一个反对阿拔斯帝国的起义。然而，马赫迪作为弥塞亚的完整思想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直到九世纪末期。
• 以斯玛利什叶派的先知名单和时轮金刚法中所列的如出一辙，只是没有摩尼。以斯玛利派是唯一主张马赫迪是先知的伊斯兰教派别。
• 十世纪下半叶巴基斯坦的木尔坦（现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信德）将以斯玛利派奉为官方教派。木尔坦是以斯玛利法蒂玛帝国（绿衣大食）的同盟。法蒂玛帝国以埃及为中心，不断挑战阿拔斯人在伊斯兰教世界的霸权。

我们可以通过以上证据假设：时轮金刚法对非印度人入侵者的描述基于十世纪后期木尔坦的以斯玛利信徒，同时也夹杂了八世纪后期摩尼 – 穆斯林的一些东西。这份记述的编纂者很可能是印度沙希统治下的佛教大师。印度沙希政权统治东部阿富汗和乌金（斯瓦特山谷，位于现在巴基斯坦西北）地区。阿富汗喀布尔地区的佛教寺院（例如苏毘诃罗）建筑上就有和时轮金刚曼荼罗（又译作坛城）相似的壁画。乌金是佛教密宗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此外，乌金和印度教裟埃维特密宗盛行的克什米尔关系密切。两个地区由一条主要的佛教徒朝圣之路连接。因此，我们应该在阿富汗东部、乌金和克什米尔地区考察阿拔斯帝国时期历史上佛教徒 – 伊斯兰教徒的关系，据此去理解时轮金刚法的有关教义及和“圣战”的背景。

第一位救度王预言非印度宗教的追随者将于某日统治印度。该国国王克林玛提将从首都德里图谋于2424年占领香巴拉。救度王在注疏中暗示克林玛提即“救世主”马赫迪。第二十五位救度王文殊轮（鲁卓恰克林）将进兵印度，在大战中击败非印度人。他的胜利将标志着嘎利玉迦（也称“争斗时”，指佛法修持衰败的纷乱时代） – “纷争时代”结束。此后将迎来佛法 – 特别是时轮金刚修持再次兴盛的黄金时代。

以“救世主”领军的天启战争为结局的善恶之战的思想首先出自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佛陀降生前数十年。在前二世纪至二世纪期间，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深入犹太教，后来又对早期的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产生影响。

印度教中关于末世主题的变体也出现在大约四世纪的印度教典籍《毗湿奴往世书》中。根据叙述，毗湿奴将在“纷争时代”末期最后一次转世成救度王。他将投生在香巴拉国的一个村子里，成为一位名叫毗湿奴耶舍的婆罗门的儿子。他将击败循着毁灭之路而来的非印度人、唤起人们的觉醒。嗣后，根据印度人观念中的时间轮回，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将莅临。这和非印度人关于该主题中末日审判和世界末日大相异趣。这里很难认定《毗湿奴往世书》的描述是源自域外影响而作改编以适应印度思想的，抑或是独立形成的。

为了和佛陀灵活的教导方法一致、便于理解教法中的术语和概念，《时轮金刚经》利用了《毗湿奴往世书》中的名称和形象。毕竟蒙受神恩的听众主要是受过教育的婆罗门。其中的名称不仅有香巴拉、救度王、“纷争时代”、也有变体如毗湿奴耶舍、耶舍王，也同样用“蔑戾车”一词以指称天性好杀戮的非印度人。但在时轮金刚法中，所谓战争的意义是象征性的。

耶舍王在《摄略经》中解释说和非印度人“蔑戾车”的战争不是一场现实的较量，因为真正的战场在身体内部。十五世纪的格鲁派的注经者克主杰详细说明耶舍王的描写并不是暗指要去除掉非印度宗教追随者的实际运动。第一位救度王极具细节的叙述之目的是提供一个比喻，即对空的至深极乐的正知与恶行之障昧间的战斗。

耶舍王清楚地枚举了这暗藏的象征。文殊轮代表心识金刚，即最明光精微的心识。香巴拉象征心识金刚所处的极乐状态。成为救度王意思是心识金刚达到完满至深的正知，即空与极乐之共生。文殊轮的两位将领 – 鲁达罗和哈努曼，代表两种助缘性的正知，即辟支佛（缘觉者）和阿罗汉（声闻者）。助阵赢敌的十二位印度教神将代表断绝十二缘起和十二自在神之业续。这些缘起和自在描述了使轮回无尽的途径。鲁卓恰克林（文殊轮）的军队所分成的四支分别象征了无量的慈爱、悲悯、喜悦和平等。

被鲁卓恰克林和他的军队打败的非印度敌人象征了不正业力之心识。穆罕默德象征了恶行之路。马赫迪的坐骑象征对行为因果和空的无明。马赫迪的四支军队分别代表恨、毒、怨、偏，和香巴拉诸军的象征意义恰好相反。鲁卓恰克林的胜利象征解脱和觉悟。

尽管在文本上否认一个现世的“圣战”，然而这里伊斯兰教被暗指为一个残酷的宗教并赋以恨、毒、破坏等特征，这些都很容易被用来证明佛教是反穆斯林的证据。尽管事实上过去有些佛教徒持这种偏见、至今仍有佛教宗派仍抱此成见，但可以根据大乘佛教教导方法对此形成不同的结论。

大乘典籍呈现出某些小乘佛教特征的观点，例如只求个人解脱而不救度他人。毕竟，小乘佛教修持者的宗教追求是自我解脱，而非为了普救众生的了觉悟。尽管对小乘佛教这样的描述导致偏见，对小乘佛教诸派别的客观、学术性的研究表明，有些派别如上座部（娜娃达佛教）揭示了对慈爱与悲悯之参悟的重要作用。一个人可以断定大乘佛教对小乘佛教的实际修行方法一无所知。反而，一个人可以发现大乘佛教利用佛教逻辑，通过证明结论的荒诞来帮助人们避免极端的见解。这种具缘派的方法警示修行者避免极端自私。

同样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大乘佛教对中古印度教六大派别和耆那教哲学的介绍中；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应用在藏传佛教诸教派对其它教派和对西藏本土苯教的介绍中。但这些介绍无一给出准确的叙述。各种描述都对对方的一些特征进行夸张和扭曲以表明不同的观点，时轮金刚法对伊斯兰教的残酷和潜在威胁的描述同样如此。尽管佛教教士们宣称，用具缘论方法以伊斯兰教例说精神危险是一个技术性手段，但可以反驳，这种比喻是极其缺乏策略的，尤其在现代社会。

然而当考察阿拔斯帝国时期东部阿富汗喀布尔的状况时，用伊斯兰教来表征破坏性的威胁力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见: 阿富汗佛教历史。]

阿拔斯帝国统治大夏（阿富汗北部地区 – 原注；也译作巴克特里亚）初期，允许当地的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在交纳人头税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的信仰。然而有很多人 – 特别是地主和城市受教育的较高阶层人士自愿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高级文化更易于接受，同时也避免了繁重的人头税。和藏人联盟的突厥沙希政权统治着佛教和印度教盛行的喀布尔。这很容易引起佛教徒统治者和精神领袖们的担心，相同的现象 – 出于便利的信仰改变会在该地区发生。

突厥沙希政权统治该地区至870年，只是在815 – 819年间失去过统治权。在此四年中，阿拔斯帝国哈里发马蒙入侵喀布尔，迫使沙哈臣服并接受伊斯兰教。为了表明自己的臣服，喀布尔沙哈向哈里发献上了一尊苏毘诃罗寺的金佛。作为伊斯兰教的胜利象征，哈里发马蒙把这尊银座珠冠的巨大佛像送到麦加，在克尔白展示了两年。通过这一举动，在内战中击败乃弟的哈里发证明了对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统治。但是，马蒙并没有强迫喀布尔的所有佛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也没有破坏征服地的佛教寺院。他甚至没有将喀布尔沙哈向他敬献的佛像作为偶像予以销毁，而是作为战利品送往麦加。当阿拔斯帝国的军队因为镇压帝国其它地方的独立运动而撤走后，佛教寺院很快得到恢复。

伊斯兰教政权第二次控制喀布尔的时间也很短促 – 从870年到879年。萨法尔统治者征服了喀布尔。萨法尔是一个独立的军事国家，因其残暴和对征服地文化的摧残而为人铭忆。征服者将大量的佛教“偶像”作为战利品送给阿拔斯帝国哈里发。当突厥沙希的继任者印度沙希夺回该地区后，佛教及其寺院又一次恢复了此前的辉煌。

976年，突厥伽色尼人征服了印度沙希统治下的阿富汗东部，但征服者并没有破坏那里的佛教寺院。作为阿拔斯帝国的附庸，伽色尼人也是严格的伊斯兰教逊尼派。尽管容忍东部阿富汗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但他们的第二任领导 – 加兹尼的马茂德策动了对阿拔斯帝国的劲敌 – 以斯玛利派木尔坦政权的战争。1008年，马茂德占领木尔坦，顺道将印度沙希逐出犍陀罗和乌金。突厥沙希遂与木尔坦结盟。无论占领何地，马茂德总将印度教寺庙和佛教寺院的财物抢掠一空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木尔坦之胜后，无疑出于攉取更多土地和财物的贪欲，马茂德继续把侵略向东推进。他占领了现在印度的旁遮普 – 当时称德里。然而，1015或1021年（依据不同的史料），当追击突厥沙希余部的伽色尼军队从德里推进到克什米尔山麓地带时遭到了失败。据说胜利者使用了陀罗尼咒。这是穆斯林军队第一次试图征战克什米尔。时轮金刚法中对来自徳里的非印度人的入侵及其失败的描述很可能是木尔坦人对阿拔斯帝国和伽色尼人的威胁以及伽色尼人对克什米尔威胁的合成。

很清楚，第一位救度王的历史预言正合上述时段，但却是以幻想的事件来例证宗教说教。然而正如十三世纪的萨迦派居士布顿对时轮金刚法呈现历史的评述，“细察历史事件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克主杰解释说香巴拉和非印度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并非仅仅是一个不指涉将来的历史实际之隐喻。假如果真如此，当《时轮金刚经》借用星座和行星做了精神的类比，那么必然会得出天体也是一个隐喻而无所实际指归的荒谬结论。

克主杰同时告诫不要将时轮金刚法中比附的预言看作事实，非印度宗教终将传遍十二大洲，而文殊轮的教义也将征服这些地方。预言并不涉及早期具体描述的非印度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在这里“蔑戾车”仅指和佛陀的教义背道而驰的非佛法力量及其信仰。

因此，预言敌视精神修持的破坏力量 – 不是特指穆斯林军队 – 将在未来发动攻击，一场针对这种力量的现世的“圣战”将不可避免。隐含的信息是，如果和平手段失败了，就必须诉诸一场圣战。战争必须基于佛教悲悯和对现实的正知。这真实不虚，尽管事实是，要训练的战士并非菩萨，因此这个指导原则在实践上很难遵守。不过，如果战争受到非印度的理念如恨、毒、怨、偏等驱使，将来的子民会认为他们的祖先和那些非印度人之间没什么区别。因此，他们会很容易选择非印度人的道路。

伊斯兰教关于“吉哈德”的概念是入侵者的道路吗？如果的确如此，时轮金刚法确实准确描述了“吉哈德”吗？抑或它用非印度人入侵香巴拉来表达要避免的一个极端情况？为了避免不同信仰者之间的误解，对这些问题的考查非常重要。

阿拉伯语中jihad意思是一个人奋斗过程中需要忍受的困苦，例如神圣斋月里的饥渴。那些投身这种奋斗的人被称为圣战者（mujahedin）。这让人想起佛教教义中菩萨在开觉悟之路上忍受困苦的忍辱。

伊斯兰教逊尼派列出了五种“吉哈德”：

1. 军事上的“吉哈德”指针对企图损害伊斯兰教的侵略者的自卫战争。这不是通过武力迫使别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攻击行为；
2. 一种对穷困者以财物支持的“吉哈德”；
3. 通过正当努力谋生和赡养家庭的“吉哈德”；
4. 求知、学习的“吉哈德”；
5. 对自身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愿望和思想斗争之克服的“吉哈德”。

伊斯兰教什叶派强调第一种意义上的“吉哈德”，把对伊斯兰教政权的攻击和对伊斯兰教信仰的攻击等同。很多什叶派穆斯林也接受第五种意义上的“吉哈德” – 内在精神的“吉哈德”。

时轮金刚神话中的香巴拉战争和伊斯兰教中“吉哈德”的论述表明二者间有明显的共性。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圣战都是阻止外部敌对力量的防御性策略，而从来不是一种赢得皈依者的攻击性战斗。二者都具有消灭内心不良思想和有害情感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二者都需要从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展开，而不是基于偏见和敌意。因此，香巴拉把非印度人的入侵作为纯粹反面形象。时轮金刚典籍事实上以具缘派的观点曲解了“吉哈德”并置其于逻辑的对立面以便规避。

此外，正如许多领导者出于权力和功利而对“吉哈德”的曲解和演绎，香巴拉及其反对破坏性外来势力战争的论述也遭际了同样的命运。十九世纪晚期，布里亚特蒙古的德尔智（也译作阿格旺多杰）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的助理教师。他曾宣称俄罗斯是香巴拉，而沙皇即救度王。这样，他试图劝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尊者和俄罗斯结盟，以对抗“蔑戾车”不列颠人对中亚地区统治权的争夺。

蒙古人传统认为香巴拉国王月贤王和成吉思汗都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因此，为香巴拉而战就是为成吉思汗和蒙古的辉煌而战。因此，苏黑巴托尔 – 领导了1921年蒙古共产主义革命以反对白俄罗斯和日本支持的乌吉尔巴伦（恩琴男爵）的残暴统治 – 用时轮金刚法中描述的结束“纷争时代”的战争来鼓舞他的军队。他许诺他的战士们将转世为香巴拉国王的武士，尽管他的主张没有时轮金刚法的文本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占领内蒙古，日本领主们转而宣传日本是香巴拉，试图和蒙古取得联盟和军事支持。

正因为佛教批评家专注于对时轮金刚法精神战争外延层面上的滥用而忽略了其内涵，这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佛教显得不公平；反穆斯林的批评家对“吉哈德”的批评也是如此。佛教密宗对上师的建议在此可能很有用。几乎所有的上师都是好坏各种品质的集合体。徒弟不得拒绝导师的不良品质，纠缠与此只会产生愤怒和沮丧。反而，如果徒弟专注于导师的良好品质，他（她）将获得通往精神之路的神灵启示。

佛教教义和伊斯兰教教义在圣战的理解上同样如此。当外来的破坏性力量威胁到宗教修持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见证了对现世战斗（这一概念）的滥用。如果不否认、也不纠缠于这些滥用，一个人在任何教义中均可通过专注于内心的圣战而获益，得到神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