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特人的政治和宗教思潮
随着947年在蒙古里亚、满洲和汉地中国北部部分地区建立契丹大辽王朝、北宋于960年重新统一中国余部，唐古特人从东部和北部都感受到了压力。他们占据着甘肃南部、宁夏和陕西西部这一从中亚通往北宋治统治下的长安 – 丝绸之路东端的战略门户地区。尽管从西方的贸易可以经甘肃走廊、通过宗喀而绕开唐古特人区域，但该地区拥有丝绸之路在这一地段最直接的通道，因此诸多势力都意欲夺取。然而，唐古特人抵制住了所有进攻。经过和契丹、北宋的长期战争，982年唐古特人首领李继迁（统治时期982 – 1226年）自号为独立的唐古特王朝（982 – 1226年）的首任皇帝，汉人称之西夏而藏人称之弥药。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为了向西扩张、控制更多的丝绸之路，唐古特人和黄头回鹘、宗喀藏人组成的近邻联军战乱不绝如缕，北宋和上述两者都保持了友好关系，试图将他们从契丹的势力范围中拉拢出来。结果，唐古特人和北宋俱与日益威胁北方的契丹交恶。
7世纪，佛教最初从中国唐朝传入唐古特。藏王朗达玛灭佛时，三名僧人逃离土蕃到宗喀。他们向当地一名佛教徒进行宗教指导，并取法号格瓦桑。实际上，这一新僧随后进入唐古特境内以求深造，这表明在那一时期，佛教已经在唐古特人中普遍流行，至少在贵族阶层中如此。
传统的唐古特人信仰是一种绝大多数蒙古里亚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的、非儒教式的祖先崇拜和腾格里崇拜的混合。和突厥人相似，唐古特人也有圣山崇拜，他们认为那是其统治者权力之所出。尽管唐古特皇帝李继迁登基时建宗庙以彰显其传统，以此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但皇帝也尊重佛教。例如，他要求皇太子李德明（统治时期1004 – 1031年）从幼冲时起就研修佛法。
藏人地区之形式
于此同时，中部土蕃也正从842年朗达玛遭暗杀后的内乱中缓慢恢复。929年，几经最后一位赞普的继子及其继任者的衰弱统治，土蕃分裂成两个王国。一个王国在中部土蕃延续着虚弱的政治状态，另一个王国 – 古格王朝在西部的古象雄安身。最终，两个王国的兴趣都落到了来自宗喀的僧人对佛教之复兴上。
佛教在宗喀依然兴盛，它并没有受到朗达玛灭佛的影响。930年，来自这一地区的藏人开始帮助将佛经由藏语翻译成回鹘语。这是在契丹人将回鹘文字作为他们的第二套书写系统之后五年，因此也是回鹘文化影响契丹达到鼎盛的时期。宗喀藏人和回鹘人的宗教合作是否完全排除了北方毗邻的黄头回鹘、或者更西的高昌回鹘人，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两个突厥群体享有同一语言和文化。
藏人 – 回鹘人的宗教接触及翻译工作在10世纪后半期有所增加，在藏人和黄头回鹘联手对付唐古特人的战争期间尤其显著。982年，即唐古特帝国建立同年，汉人朝圣者王延德造访了黄头回鹘的首府。据他记载，那里的寺院超过五十座。
意希沃在西部土蕃复兴佛教的努力
10世纪中叶，佛教寺院的戒律传承在中部土蕃由三位来自中部土蕃的僧人复兴。他们从宗喀辗转到喀木（康）。结果，西部土蕃的古格藏王们大力恢复佛教，甚至超过了以前的状况。971年，古格王意希沃派遣仁钦桑波（958 – 1055年）和二十一名青年到克什米尔接受宗教和语言教育。他们还访问了北印度中部的佛学中心超戒寺。
这一时期，克什米尔正处在继迦弥郭吒王朝之后的乌钵罗王朝（856 – 1003年）末期。乌钵罗时期见证了克什米尔大量的内战和暴力。佛教在某些方面和印度教的裟埃维特形式相混合。然而10世纪初，北印度佛学中心佛教因明（逻辑）学的复兴推动了克什米尔佛教。库西玛哥塔（统治时期950 – 958年）统治时期，佛教发展有一次短期受挫，这位好妒的印度教统治者毁灭了很多寺院。然而，在仁钦桑波访问时，佛教正缓慢重建。
然而在当时，佛教在于阗达到鼎盛。于阗和西部土蕃有数世纪的交流，于阗和喀喇汗人在喀什噶尔的军事斗争发生之际正值仁钦桑波离开土蕃之时，因此于阗也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心学佛之地。再者，藏人希望从印度次大陆求得地道的梵文，从而直接翻译佛经原典。于阗人对佛经常常采取意译，而饱受佛教教义困惑的藏人渴望更为准确的理解。因此，尽管佛教在克什米尔地位不稳，但却是唯一一个相对安全、距离较近的地方。藏人可以在此接受可靠的教育。
只有仁钦桑波在这一求学之旅中幸存，他在克什米尔和北印度的中央平原接受了训练。988年，仁钦桑波返回西部土蕃时，意希沃已经建立了数个翻译中心，翻译人员中有仁钦桑波遣送到土蕃的、携带有大量佛经的克什米尔和印度的佛学高僧。从超戒寺延请的僧人开创了寺院戒律传承的第二个系统。
在10世纪最后几年里，仁钦桑波在西部土蕃建立了数座寺院。地点包括现在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的拉达克和斯比提。仁钦桑波又两度访问克什米尔，邀请艺术家装饰寺院以吸引普通藏人民众。当时尽管克什米尔发生王室更迭，建立了第一洛哈拉王系（1003 – 1101年），但是王朝更迭和平进行，没有扰乱克什米尔佛教的现象。
喀喇汗人从982年 – 即仁钦桑波返回土蕃前六年开始围困于阗。他回到土蕃时，许多佛教徒已经作为难民蜂拥至西部土蕃，这无疑也助长了当地佛教的复兴。这些难民可能来自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和于阗之间位于喀喇汗人补给线一带地区。尽管当中大多人去土蕃要经由拉达克，他们并没有西进留居在附近的克什米尔 – 这是一个困难更少、路途更短的跋涉。这可能是因为古格王国在意希沃的强力统治和支持下的政治和宗教更加稳定之缘故。另一因素可能是该地区和土蕃长期的文化联系。821年，于阗僧人也因逃避迫害而逃亡到西部土蕃。
藏人对于阗的军事援助
当喀喇汗人在930年代由佛教皈依伊斯兰教时，西部土蕃的古格王国建政仅数年。古格王国是因于929年的王位继承问题而从中部土蕃分裂出去而形成的一个政治实体，其初期军力微弱，因而很难冒险与喀喇汗人因信仰相异而为敌。为了生存，它必须和邻国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根据后来藏人的佛教史记载，大约在11世纪之交，古格王意希沃前往救援被困的于阗。无疑，源于对喀喇汗人政治扩张的担心和保卫佛教的心愿具有同样分量。藏人和葛逻禄-喀喇汗人之间有过数世纪的联盟关系，他们从未威胁过对方的领土。另外，土蕃一直将于阗作为自己天然的势力范围。因此，一旦喀喇汗人越过这一势力范围之雷池，两个民族间的关系随即改观。
根据传统的佛教史记载，古格王意希沃被喀喇汗人押作人质，但他拒绝臣民为他缴纳赎金。他建议臣民就让自己困死狱中，而拿赎金去邀请更多北印度的佛教大师，特别是超戒寺的阿底峡尊者。11世纪初期，有许多克什米尔高僧正造访西部土蕃，而其中有不少人宣扬堕落的修行。由于在朗达玛时期佛学中心遭到了毁灭，土蕃对佛教的理解不深，已经和上述堕落的修行相混杂。意希沃希望能够正本清源。
关于意希沃的牺牲，众多虔诚的宗教史之间颇不一致。于阗的围困终结于1006年，而意希沃最后一次从宫中发布关于规范佛经翻译诰令是在1027年。因此，战争期间他并没有死在狱中。根据仁钦桑波的传记，这位古格王是在本国首都病死的。
不过，这一不足凭信的记录表明西部藏人在当时并非军力强大。他们并没有缓解于阗之困，也没有对后来喀喇汗人向塔里木盆地南缘丝绸之路支线的扩张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可能对保护生活在那一地区的藏人部落也爱莫能助。
喀喇汗人可能施行的战略
高昌回鹘人控制着丝绸之路北部支线。尽管这一好争的突厥民族并非好战，他们却是当时兵强马壮的契丹人之附庸。例如，喀喇汗人如果要在库车附近向高昌领土发动进攻，契丹人无疑就会被拖入战争。而在另一方面，于阗似乎缺乏一种尚武传统，更加容易被击垮。尽管于阗派遣使团到好几个汉人朝廷求救，但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而古格王国很难对他们的卫国之战作出有效援助。
在近一个半世纪的弃置之后，于阗人于938年重新开放了丝绸之路南部支线，从而再一次同汉地中国开始玉石交易。然而，除了几个藏人部落，这一支线几乎人迹渺无、防守几近空虚。征服丝绸之路北线需要发动一系列战争以夺取从库车到吐鲁番的高昌回鹘人的所有绿洲地区，而夺取南线可一战而定 – 即攻打于阗。
喀喇汗帝国疆域东接于阗，经喀什噶尔，直到粟特各主要城市。如果喀喇汗人能够征服于阗并和其帝国相接壤，他们将自然控制中亚远达敦煌的丝绸之路南线。该路线在敦煌和北线交接。这样，他们就控制了另一条商道，从而直接穿越高昌人控制的塔里木盆地北部，并且名利双收。这样，他们就无须发动一场要使高昌俯首的战争，而只是通过将其从丝绸之路贸易中剔除、在经济上取而代之。然而，构成夺取丝绸之路南线之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东部各城邦会如何应对喀喇汗人的猛攻。
与唐古特的联系
黄头回鹘自990年代征服独立的归义军政权以来统治着敦煌。敦煌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东端，和丝绸之路北线交界。黄头回鹘自930年代处在契丹宗主统治后，其领土向东南扩展并囊括了丝绸之路经由的甘肃走廊。这一路线经过唐古特控制的、由此进入汉地中国的甘肃南部；或可南下到达青海湖地区 – 由藏人的宗喀王国控制的阿拉伯 – 藏人贸易终端。
这一时期，唐古特人对北宋敌意颇深，他们封锁了经由其领土到汉地中国的贸易，自己成为这些商品的接收者。结果，通往汉地中国的商道要绕开唐古特人，从南面黄头回鹘的领地经由宗喀再到彼地。因此，982年随着唐古特王朝建立，皇帝李继迁立即发动了扩张战争以占领黄头回鹘和宗喀人的土地，以断绝北宋到中亚和西方的所有通道。
遵循“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古典战略思路，喀喇汗人迅速和唐古特人建立友好关系。后者的心仪佛教并没有成为二者外交谈判之障碍。经济利益攸关时，地缘政治的考虑压倒了宗教因素。
和唐古特人可能达成的军事协议
尽管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从喀喇汗人发动对于阗的围攻也是982年来看，喀喇汗人和唐古特人盟约是有理可循的。其中可能的一个条款就是如果唐古特人不妨碍喀喇汗人占领于阗和塔里木盆地南部，喀喇汗人将作为回报不干涉唐古特人入侵甘肃余部及青海湖地区。如果契丹人来护卫黄头回鹘，唐古特人比喀喇汗人更便利驱逐来袭者。因为喀喇汗人自己要攻击黄头回鹘、同时又要对付契丹人，就需要一条穿越塔里木盆地南部无人区的补给线。
如果喀喇汗人和唐古特人的军事进攻双双获胜，他们将获得对从土蕃东北、汉地中国边界到撒马尔罕这一南部丝绸之路无可争辩的控制，并有效地清除北宋和高昌回鹘对上述贸易的染指。尽管于阗的佛教徒支持了喀什噶尔人对伊斯兰教的反抗，这可能只是给喀喇汗人发动围攻提供了道义上的口实。但是在那个时代，一个族群不会为军事扩张寻找借口。
如果对喀喇汗 – 唐古特之间互不侵犯盟约是否涉及于阗和甘肃走廊不加猜测，将系列事件过程作出合理解释仍然可能。尽管两个民族需要分享对丝绸之路贸易的控制，喀喇汗可汗们作为所有突厥部族的领袖，无疑也想将黄头回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如果和高昌回鹘或黄头回鹘的直接军事对抗可能因为契丹人的介入而太过冒险，取得前二者的归顺也别有途径。
例如，如果征服南部塔里木盆地商道并将之与治下的西突厥斯坦相连接，喀喇汗可汗将在军事和经济上享受巨大的胜利，上述两个突厥族群也将对可汗的神力深信不疑。可汗会因胜利而将被视作合法的突厥诸民族的统治者、圣山巴拉萨衮的护卫者。他们可能将放弃从契丹人手中重新得到乌都鞬的所有希望而转投合法的领袖。看到可汗选择了正确的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得到神力取得了圣山巴拉萨衮和塔里木盆地南部，他们也将自然由佛教转信伊斯兰教 – 不是顺服安拉，而是顺服喀喇汗可汗。
可汗南征塔里木盆地的主要目标无疑不是要因为正义之故而传播伊斯兰教、抑或为殉道者复仇。从近期看，这更像是为了取得经济和土地实利；从长期看，可汗以一个域外宗教作为联合机制以赢得突厥人的宗教皈依，将之作为取得对其政治忠诚之手段。这一结论来自此前的历史范式，突厥领导者们曾率其民众皈依佛教、萨满教和摩尼教。然而，不管可汗的动机如何，众多突厥人无疑对所皈依的伊斯兰教很虔诚。
佛教在于阗消亡
关于喀喇汗人占领于阗、随即的围困和后来的反抗等方面的记载，以及与于阗当地人有关的东西都不见史载。反抗被扑灭后一年，派往汉地中国的于阗朝贡兼贸易使团中只有突厥穆斯林。喀喇汗人的突厥语完全取代了于阗语、整个城邦伊斯兰化，佛教业已完全消亡。
藏人和这一传统属地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于阗的藏语称呼“黎”失去了其本意而作为以前的统治王朝 – 李查维王朝的缩略来指称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所有关于阗的佛教神话也转到了加德满都，例如，加德满都是由文殊菩萨挥剑劈开一座大山排干湖水而形成的。到12世纪至13世纪，藏人已经忘记了这一传说曾和于阗有关。因此，藏传佛教对意希沃被“噶洛人”、即喀喇汗葛逻禄人囚禁而牺牲的记录却出乎意料地发生在尼泊尔。尽管在1039年至1045年间尼泊尔正值内战，那里很难存在突厥部落。而当时的突厥人只有葛逻禄人。
将这一证据和此前的分析结合起来看，佛教在于阗人当中消失似乎是因为长达二十四年的围困造成的人口缩减和后来残存者的反抗被镇压之故，而非被迫改变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之故。圣山巴拉萨衮的护卫者喀喇汗人的部分努力是为了将所有突厥诸族统一在喀喇汗旗下，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突厥人而非其统治下其他民族的皈依。例如1043年，喀喇汗人中一万多突厥人一次性集体皈依伊斯兰教。期间宰杀了两万头牛作为祭祀，以志传统的萨满教风俗和这一事件的民族意义。
喀喇汗人以倭马亚人、阿拔斯人和萨曼人为榜样，对非突厥的非穆斯林给予受保护民的地位。和聂斯托里教徒保持这种关系的相关文件即是很好的证明。在喀喇汗人时期，撒马尔罕仍然有一个聂斯托里教大主教。此外，1137年喀喇汗帝国被推翻后，喀什噶尔也接受了一位大主教。这表明在喀喇汗人统治期间，聂斯托里教仍然存在并得到宽容对待。可以推测，佛教在那里的情形也当如此。特别是喀什噶尔后来的统治者都支持佛教，在他们统治期间还任命了数位佛教徒政治家。
事实上，尽管喀喇汗人对基督教宽容，在围困于阗前有一个不大的聂斯托里教团体、两座教堂，但之后就再也未见提及。这对此一结论增加了砝码，即绝大多数于阗当地居民 – 包括佛教徒和基督教徒 – 在这场军事占领中被消灭殆尽。否则，和他们的喀什噶尔教胞一样，于阗的聂斯托里教徒必然会在历史记载中再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