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早在将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成西方诸语言之前，蒙古人已经成功地承担了翻译藏传佛教经典这一任务。第一本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经典是寂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翻译工作由回鹘人译师曲吉俄哲筹备，时间是在蒙元武宗海山曲律汗（1308 – 1311年）统治时期。
阿拉坦汗（俺达汗1507-1582）时，蒙古人翻译了绝大部分藏文版《甘珠尔》 – 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翻译工作在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统治时期：1603 – 1629年）的资助下完成，时间在1628至1629年间。1718至1720年间，在满清帝国第二位皇帝康熙（统治时期：1661 – 1722年）赞助下，略微勘订了蒙古文《甘珠尔》，并完成了木版印刷工作。
1742至1749年间，完成了将藏文版《丹珠尔》 – 佛经的梵文论述总集 – 译成蒙古文的工作。这项工作由满清帝国第四位皇帝乾隆（统治时期：1735 – 1796年）资助，由藏化的蒙古人大师[1]，来自安多地区的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饶必多吉（1717 – 1786年）[2]主持。章嘉后来又主持将汉文《大藏经》（经、律、论）选辑、翻译成满文《甘珠尔》，这项工作始于1772年，终于1790年。
作为翻译工作的一部分，章嘉还负责编辑了一部大型的藏文 – 蒙古文词典《智慧之源》。该词典完成于1741至1742年间，实质上是平行分列的词汇表，一列为藏文，一列为蒙古文。因此，它不同于其前身《翻译名义大集》，后者编排方式上同一词汇的梵文、藏文和汉文形式依次排列。
藏文 – 蒙古文词典共计十一章，列出了典籍中以下相关术语：（1）般若波罗蜜、（2）中观、（3）阿毗达磨、（4）律、（5）印度教条体系、（6）坦多罗、（7）逻辑（因明）、（8）梵语语法、（9）建筑与艺术、（10）医学、（11）古今词语辨析 – 古藏文和现代藏文的拼写差异和修订的现代术语。
在词典的导论中，章嘉列出了佛教典籍翻译者必须具备的良好素养，以及如何翻译藏文典籍的准则。在现今将佛教典籍从藏文翻译成西方文字时，这些准则至今有其价值。本文下文部分就是其中重要段落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