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早在将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成西方诸语言之前，蒙古人已经成功地承担了翻译藏传佛教经典这一任务。第一本由藏文翻译成蒙古文的经典是寂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翻译工作由回鹘人译师曲吉俄哲筹备，时间是在蒙元武宗海山曲律汗（1308 – 1311年）统治时期。
阿拉坦汗（俺达汗1507-1582）时，蒙古人翻译了绝大部分藏文版《甘珠尔》 – 佛陀所说教法之总集。翻译工作在蒙古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统治时期：1603 – 1629年）的资助下完成，时间在1628至1629年间。1718至1720年间，在满清帝国第二位皇帝康熙（统治时期：1661 – 1722年）赞助下，略微勘订了蒙古文《甘珠尔》，并完成了木版印刷工作。
1742至1749年间，完成了将藏文版《丹珠尔》 – 佛经的梵文论述总集 – 译成蒙古文的工作。这项工作由满清帝国第四位皇帝乾隆（统治时期：1735 – 1796年）资助，由藏化的蒙古人大师[1]，来自安多地区的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饶必多吉（1717 – 1786年）[2]主持。章嘉后来又主持将汉文《大藏经》（经、律、论）选辑、翻译成满文《甘珠尔》，这项工作始于1772年，终于1790年。
作为翻译工作的一部分，章嘉还负责编辑了一部大型的藏文 – 蒙古文词典《智慧之源》。该词典完成于1741至1742年间，实质上是平行分列的词汇表，一列为藏文，一列为蒙古文。因此，它不同于其前身《翻译名义大集》，后者编排方式上同一词汇的梵文、藏文和汉文形式依次排列。
藏文 – 蒙古文词典共计十一章，列出了典籍中以下相关术语：（1）般若波罗蜜、（2）中观、（3）阿毗达磨、（4）律、（5）印度教条体系、（6）坦多罗、（7）逻辑（因明）、（8）梵语语法、（9）建筑与艺术、（10）医学、（11）古今词语辨析 – 古藏文和现代藏文的拼写差异和修订的现代术语。
在词典的导论中，章嘉列出了佛教典籍翻译者必须具备的良好素养，以及如何翻译藏文典籍的准则。在现今将佛教典籍从藏文翻译成西方文字时，这些准则至今有其价值。本文下文部分就是其中重要段落的译文。
翻译者的素养
通常，胜尊的宝贵典籍于始、于中、于尾都是建设性的，独一无二地成为解脱之道上的眼睛和乐于获得解脱者的一切智识。准此，富于启发的翻译者也需要对此反复考量，惟可怀着如此之思考、珍爱大能之教义，“如若这些方法在世间长驻，该是何等美妙！”换言之，他们需要涤除试图获取名誉的偏隘思想，应当心怀真诚，分析其言辞意味之殊妙。
关于分析事宜，如果译者不懂意思，则需要悉心垂询饱学大德，而当不计彼与自身相比身望之高低。如是，无所疑存之后，方需通过明白畅晓、不违原意的言辞进行翻译。如是，译者将大大增强自身及他人思续之正力。因此之故，译者将服务尊胜之教义，并将获得正力之无尽资粮。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译者本身并非学识渊博，当中一些会自以为学富五车、趾高自傲；即便别人学识渊博，这些译者的聪慧之眼将因对前者的偏见为嗔怒所障。他们不以所持佛法是否纯净之重要性为意，而醉心于每日翻译卷帙的数量以获取酬金。如此，他们是通过自己错误的解释往佛陀富于带来觉悟的无垢言辞上泼洒污水，结果，他们将要承受无人可以想像的痛苦。
如何翻译
翻译经典时，如果延循藏文顺序易于理解，蒙古文意思也不会导致困惑或歪曲，则当如是翻译。如若不然，调整原文顺序，使句意通晓。句子压韵时表达更方便，因此可以根据偈来调整词序，从而使句子畅晓。如果因为格律之故要增加冗词，不管增加多少，首先观照全句意思，调整原文本意，然后清晰地译出来，但不可混淆原意之逻辑顺序。
同时，译者必须保留原文词汇之内涵意义。有些藏文原语一词，翻译成蒙古文时需要通过多词表现，这样意思可能变得晦涩。这样的例子颇多，因此，只要不会影响意思，剔除冗余词语不无道理。有时候，如果不添词加语，全部内涵意义无法呈现，如若如此，则添置新词，使句意明晰而不至使之僵死无味。
如果原语某一词汇有多重含义，目的语当选择完全涵括其诸种含义之语汇。如果认定一藏文词汇可能只含一意，顺之。如果无法认定一藏文词汇可能只含一意，如若能在蒙古文中找到相应的多意词，不管该藏文词汇出现何处，翻译时用此蒙古文词汇。
要翻译人物名称如班智达、大成就者、国王、大臣，以及地方、花卉、果树等名字，如果译文可能难以理解或者语言失之优美，或即便可以粗略译出，但无法确定其意义是否如原文所示，在名称前面或后面加上“班智达”、“国王”或者“花卉”等语汇，藏文或者梵文（原文）之名不变。
对重要典籍的注疏，如果其根本典籍已经被翻译，则根据所翻译根本典籍语汇翻译注疏。如果根本典籍未翻译，则需先译本经，这样，再根据根本经翻译注疏。
至于辩论双方辩论中使用的言辞，选择适合双方思想的语汇，保持辩论言语的流畅。对观点进行维持或者驳斥的言辞都要犀利畅晓。
同时，翻译赞扬、谩骂、存疑、沮丧、恐惧等语汇时，所选择蒙古文要通俗，内涵明确、打动人心、契合情景。
所译文字要与原作者的著述如出一辙，即便当中有作者未能解释清楚或者其解释明显不对之处，不可添饰其它典籍的解释以为修正。倘若有人喜欢原作者之解释，那么（妄文是非的话）不同导师的传承将会鱼目混杂。
在有关指导原则的文本中，如果神祗、物质、数量等名称由暗指、隐语（如“火”、“三”）等标示，照实译出。不要用直白的言辞翻译（隐晦的词语），如若不然，就会使隐语失效。
如果反讽性的同义词，例如以“美丽的歌喉”指代“驴子”，照反讽性的同义词译出，而不是译成其所指，如若不然，就会使之失之美妙。
尽管两个语汇如“根本识”和“阿赖耶识”意指相同，但它们在华严宗和唯识宗中的运用和解释都有细微的差异。因此，如果这样，根据这些词各自所处的文本进行翻译。否则，如果认为二者意义相同，术语将会混淆不辨。
另外，还有术语如“真实有”和“自相有”。根据应成派，二者可互译，因为在该派体系内，二者同义。然而，当中有很多例子 – 例如在中观自续派中，二者不同义。因为在该派体系内，二者意义迥异。如是，当仔细考量，根据不同派部传统进行翻译。同样，“无我”和“无真”在应成派完全同义，但在一些低层次系统佛典中，二者间有重要区别，例如一切现像是“无我”，但并不承认一切现象是“无真”。因此，必须对二者作出区分，否则，如果处于视二者的解释无所区别之情景，并将之推而广之，不同教义体系将的特殊差异将会颠倒杂乱。
再者，还当注意时态、格、词语“只有、唯有”在句中的位置、强调，以及术语古今拼写中的差异。
尽管藏文诗歌和蒙古文诗歌节律、诗行长短等有差异，但是翻译时必须符合诗歌的规律，意思完满、易于理解、诗句长短相仿。在有些颂歌和企愿歌中，虽然使用（典型的蒙古风格）传统手法，例如，在蒙古文诗歌中，每行都使用同一个起始词，但是切忌在重要典籍中效法，如是，则会显得过于文饰，从而使意思变得晦涩。
如果在待翻译的文本语汇或者其它地方都不见诸文字，而需要创造并使用一个新词汇，不要随处随心杜撰。向僧侣求教，然后在不违扭文本或论理的情况下进行翻译。
[1] 所谓“藏化的蒙古人”应该指土族。
[2] 虽然他是第三世章嘉喇嘛，他是第二次来举行标题呼图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