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偏頗的歷史記述
西方基督教世界認為穆斯林是惡魔的力量由來以久。這種認識源自11世紀末從穆斯林手中奪取聖地的十字軍時代，並且一直持續到東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15世紀中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大敗英國人和澳大利亞人再一次喚醒了這種歷史認識。西方大眾媒體常常以“瘋狂的毛拉”隱射伊斯蘭教宗教人士，並將諸如卡扎菲上校、薩達姆·侯賽因、伊迪·阿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烏干達的獨裁將軍）、阿亞圖拉-霍梅尼、亞西爾·阿拉法特等穆斯林世界領導人惡魔化。許多西方人將所有穆斯林視為狂熱的恐怖分子，例如1995年俄克拉荷馬聯邦大廈爆炸案的瘋狂行為剛發生不久，西方人就立刻懷疑其背後有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者的黑手。為了回應西方對穆斯林領袖、宗教和文化的粗魯，許多穆斯林反過來將西方世界視為威脅他們宗教聖地和價值觀念的撒旦。雙方的這種偏執和懷疑態度對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設置了嚴重障礙。
西方對穆斯林的這種偏執和偏見也呈現在西方人撰寫的亞洲歷史中，尤其表現在伊斯蘭教傳入中亞和印度次大陸時與佛教 – 伊斯蘭教的關係中。如同主流西方新聞媒體報導穆斯林在恐怖活動中的瘋狂行為一致 – 似乎這就是整個伊斯蘭教世界之縮影，大多數關注那個時代的西方歷史著述集中在穆斯林對佛教寺院的破壞和對不願意皈依伊斯蘭教的佛教僧侶的殺戮。由於上述凸顯的暴行確實偶有發生，人們便得到了這種歪曲的印象，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交流是被動和血腥的。
其中一個歪曲緣由是英屬印度時期，特別是19世紀英國官員兼歷史學家的個人記述。為了迫使印度殖民地人民歸順和合法化英國得殖民統治，很多這類歷史學家試圖表明英國的統治如何比以前印度的穆斯林統治者更加人道、其稅收政策如何比後者更加公正。如果有考古學家發現寺廟殘跡，他們就宣稱是穆斯林狂熱分子的破壞；如果有雕像或者其它寶藏失踪，他們或者說是被穆斯林襲擊者搶劫走了，要么說是佛教徒由於害怕穆斯林的搶掠而藏匿起來了。如果有穆斯林領導人容忍修復寺廟，他們就臆斷寺廟是穆斯林軍隊先前搗毀的。通過忽略經濟和政治動機、混淆軍事政策和宗教政策，他們泛化了這一觀點，即穆斯林是通過寶劍傳播伊斯蘭教和迫使異教徒皈依的 – 這是所有穆斯林軍隊發起侵略戰爭的動機。他們將征服和皈依等同、將隨之而來的叛亂同擺脫伊斯蘭教相聯繫。
英國傳教團尤其鼓勵這種觀點，他們強調穆斯林的不寬容政策以標榜自己的優秀。因此，許多英國歷史學家把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莫臥爾人（突厥化的蒙古人）對印度次大陸的征服混為一談，將這一切視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侵略，而不是差別迥異的不同政治實體的侵略行為。其他的西方歷史學家也如法炮製。即使在今天，許多政治領導和新聞媒體所提及的都是穆斯林恐怖分子，而不是基督教恐怖分子、猶太教恐怖分子或者印度教恐怖分子。
並非只有西方歷史記錄展現了一幅一邊倒的歷史畫卷。在藏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的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關係史中都最大限度地將宗教描述成中亞諸國國際交往的唯一決定性力量。佛教史記載展現出一幅暴力的畫面，將宗教皈依描述成只有在暴力恐嚇下才發生的行為。伊斯蘭教史則展現出一幅相對和平的畫面。他們傾向於解釋說佛教徒皈依伊斯蘭教是出於穆斯林信仰的優越，抑或是為了逃避印度教的迫害。這種觀點認為印度暴君們的性格源於他們的印度教，而不是他們的政治或者經濟政策。
中國的王朝史觀卻持有另一種優越，即表明某一個王朝的道德威望及其伴隨而來的外邦臣服。這種自我中心的記事同樣歪曲了他們對國際關係和不同信仰關係的真實呈現。
還有些文獻篡改了悠久的歷史事件，對佛教和伊斯蘭教的關係顛倒黑白。例如，14世紀初期的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作家拉施杜丁在《佛之生平與教言》（該書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存留於世）中解釋說，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麥加和麥地那的居民都是佛教徒。他們頂禮膜拜克爾白內的佛陀偶像。
甚至對未來的預言也逃脫不了宗教偏見。例如，佛教徒和穆斯林都討論了在一場天啟戰爭中領導他們打敗反對力量的精神領袖之降臨問題。佛教徒的版本源於《時輪金剛經》。該經典在10世紀末11世紀初出現在印度，在藏人和蒙古人中廣為流傳。經典警告了一場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面臨來自同麥加和巴格達結盟軍隊的入侵，此文本將佛教徒國王文殊輪同穆斯林最後一位先知馬赫迪對立起來。此經典將後者描述成非印度族裔的蠻族首領，意欲征服宇宙、毀滅所有宗教世界。在這一未來的教爭描述中，文殊輪被賦予“救度王”的稱號而與印度教徒結成同盟。救度王是印度神毘濕奴的第十位、也是最後一位化身。在印度教中，毘濕奴也將領導一場天啟戰爭。
穆斯林地區如巴基斯坦東北部的巴爾蒂斯坦與藏傳佛教文化區在歷史上有過接觸。與此對應，這裡發展出這場天啟戰爭的對立版本。在這個版本里，馬赫迪的對手達迦勒被說成是格薩爾王。格薩爾王是中亞地區的神話英雄，數世紀以來，信仰佛教的不同民族視他為文殊輪、甚至是成吉思汗的顯現。
如果一個人對歷史作出比較細緻的考察，就會發現在中亞和南亞，佛教徒和穆斯林在政治、經濟、哲學等領域有著友好交往的大量證據。其中有眾多結盟、大量的貿易活動以及頻繁的、為了自我提高的修行方法的交流。這並不否認兩個群體間確曾發生過很多消極的事件。然而，儘管軍事領導者們常常通過號召聖戰招募軍隊，但是地緣政治、經濟和領土擴張的動力大於可能激發衝突的宗教因素。此外，在對政策和事態的影響上，雙方狂熱的首領遠遠多於英明而負責任的領袖。
尤其在中亞，穆斯林和佛教徒仍然是主題族群。對這兩個宗教及其信教群體關係的更為冷靜的敘述不僅對學術公正、以及該地區的未來和平都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