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偏颇的历史记述
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穆斯林是恶魔的力量由来以久。这种认识源自11世纪末从穆斯林手中夺取圣地的十字军时代，并且一直持续到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的15世纪中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在加利波利大败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再一次唤醒了这种历史认识。西方大众媒体常常以“疯狂的毛拉”隐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并将诸如卡扎菲上校、萨达姆·侯赛因、伊迪·阿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乌干达的独裁将军）、阿亚图拉-霍梅尼、亚西尔·阿拉法特等穆斯林世界领导人恶魔化。许多西方人将所有穆斯林视为狂热的恐怖分子，例如1995年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的疯狂行为刚发生不久，西方人就立刻怀疑其背后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的黑手。为了回应西方对穆斯林领袖、宗教和文化的粗鲁，许多穆斯林反过来将西方世界视为威胁他们宗教圣地和价值观念的撒旦。双方的这种偏执和怀疑态度对非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设置了严重障碍。
西方对穆斯林的这种偏执和偏见也呈现在西方人撰写的亚洲历史中，尤其表现在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时与佛教 – 伊斯兰教的关系中。如同主流西方新闻媒体报导穆斯林在恐怖活动中的疯狂行为一致 – 似乎这就是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之缩影，大多数关注那个时代的西方历史著述集中在穆斯林对佛教寺院的破坏和对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佛教僧侣的杀戮。由于上述凸显的暴行确实偶有发生，人们便得到了这种歪曲的印象，即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交流是被动和血腥的。
其中一个歪曲缘由是英属印度时期，特别是19世纪英国官员兼历史学家的个人记述。为了迫使印度殖民地人民归顺和合法化英国得殖民统治，很多这类历史学家试图表明英国的统治如何比以前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更加人道、其税收政策如何比后者更加公正。如果有考古学家发现寺庙残迹，他们就宣称是穆斯林狂热分子的破坏；如果有雕像或者其它宝藏失踪，他们或者说是被穆斯林袭击者抢劫走了，要么说是佛教徒由于害怕穆斯林的抢掠而藏匿起来了。如果有穆斯林领导人容忍修复寺庙，他们就臆断寺庙是穆斯林军队先前捣毁的。通过忽略经济和政治动机、混淆军事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泛化了这一观点，即穆斯林是通过宝剑传播伊斯兰教和迫使异教徒皈依的 – 这是所有穆斯林军队发起侵略战争的动机。他们将征服和皈依等同、将随之而来的叛乱同摆脱伊斯兰教相联系。
英国传教团尤其鼓励这种观点，他们强调穆斯林的不宽容政策以标榜自己的优秀。因此，许多英国历史学家把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莫卧尔人（突厥化的蒙古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混为一谈，将这一切视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侵略，而不是差别迥异的不同政治实体的侵略行为。其他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如法炮制。即使在今天，许多政治领导和新闻媒体所提及的都是穆斯林恐怖分子，而不是基督教恐怖分子、犹太教恐怖分子或者印度教恐怖分子。
并非只有西方历史记录展现了一幅一边倒的历史画卷。在藏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关系史中都最大限度地将宗教描述成中亚诸国国际交往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佛教史记载展现出一幅暴力的画面，将宗教皈依描述成只有在暴力恐吓下才发生的行为。伊斯兰教史则展现出一幅相对和平的画面。他们倾向于解释说佛教徒皈依伊斯兰教是出于穆斯林信仰的优越，抑或是为了逃避印度教的迫害。这种观点认为印度暴君们的性格源于他们的印度教，而不是他们的政治或者经济政策。
中国的王朝史观却持有另一种优越，即表明某一个王朝的道德威望及其伴随而来的外邦臣服。这种自我中心的记事同样歪曲了他们对国际关系和不同信仰关系的真实呈现。
还有些文献篡改了悠久的历史事件，对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颠倒黑白。例如，14世纪初期的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作家拉施杜丁在《佛之生平与教言》（该书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存留于世）中解释说，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前，麦加和麦地那的居民都是佛教徒。他们顶礼膜拜克尔白内的佛陀偶像。
甚至对未来的预言也逃脱不了宗教偏见。例如，佛教徒和穆斯林都讨论了在一场天启战争中领导他们打败反对力量的精神领袖之降临问题。佛教徒的版本源于《时轮金刚经》。该经典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出现在印度，在藏人和蒙古人中广为流传。经典警告了一场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面临来自同麦加和巴格达结盟军队的入侵，此文本将佛教徒国王文殊轮同穆斯林最后一位先知马赫迪对立起来。此经典将后者描述成非印度族裔的蛮族首领，意欲征服宇宙、毁灭所有宗教世界。在这一未来的教争描述中，文殊轮被赋予“救度王”的称号而与印度教徒结成同盟。救度王是印度神毗湿奴的第十位、也是最后一位化身。在印度教中，毗湿奴也将领导一场天启战争。
穆斯林地区如巴基斯坦东北部的巴尔蒂斯坦与藏传佛教文化区在历史上有过接触。与此对应，这里发展出这场天启战争的对立版本。在这个版本里，马赫迪的对手达迦勒被说成是格萨尔王。格萨尔王是中亚地区的神话英雄，数世纪以来，信仰佛教的不同民族视他为文殊轮、甚至是成吉思汗的显现。
如果一个人对历史作出比较细致的考察，就会发现在中亚和南亚，佛教徒和穆斯林在政治、经济、哲学等领域有着友好交往的大量证据。其中有众多结盟、大量的贸易活动以及频繁的、为了自我提高的修行方法的交流。这并不否认两个群体间确曾发生过很多消极的事件。然而，尽管军事领导者们常常通过号召圣战招募军队，但是地缘政治、经济和领土扩张的动力大于可能激发冲突的宗教因素。此外，在对政策和事态的影响上，双方狂热的首领远远多于英明而负责任的领袖。
尤其在中亚，穆斯林和佛教徒仍然是主题族群。对这两个宗教及其信教群体关系的更为冷静的叙述不仅对学术公正、以及该地区的未来和平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