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馬亞進一步推進西突厥斯坦

歐瑪爾二世統治中期，倭馬亞人控制了大夏及布哈拉、撒馬爾罕、費爾幹納等粟特城市。突騎施突厥人控制著粟特其餘地區，特別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塔什幹、喀什噶爾和庫車等地。唐朝則在塔里木盆地的東端吐魯番和越過天山、吐魯番北部的別失八里有軍隊存在。東突厥人控制著粟特北部西突厥斯坦包括碎葉的剩餘部分。在塔里木南線，藏人維持著存在。然而，于闐的當政者卻是一位唐朝支持者。突厥沙希局限在犍陀羅。除了倭馬亞阿拉伯人，中亞的其他權利角逐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佛教支持者。然而，這似乎對以後發生的事件無所影響。

唐朝軍隊借倭馬亞將軍屈底波戰死之際首先發難。他們從吐魯番要塞出發，穿越天山山脈北部東突厥斯坦地區，從後方突襲突騎施人，奪得庫車（龜茲）和喀什噶爾。唐朝軍隊又取道天山西側進入西突厥斯坦，從東突厥人手中取得碎葉、從倭馬亞人手中取得費爾幹納（大宛）、從突騎施人手中取得塔什幹。

此際，突騎施人在新任領導下重新集結，而一個新的突厥部族 – 準噶爾的葛邏祿人也登上歷史舞台，後者同樣是佛教的支持者。葛邏祿人取代了唐朝控制下碎葉之外西突厥斯坦北部的東突厥人，並和唐朝結盟。而突騎施人加入了阿拉伯 – 土蕃聯盟。結果，突騎施人奪回了故土碎葉，而阿拉伯人再次取得費爾幹納。塔什幹則獲得短期獨立。唐朝軍隊控制的只有喀什噶爾和庫車。

724年，倭馬亞新任哈里發哈希姆（統治時期724 – 743年）派遣朱奈德將軍南下重新控制信德。阿拉伯人的軍隊在信德取得了勝利，但是奪取古吉拉特和旁遮普的努力失敗了。和此前的信德總督一樣，朱奈德將軍延續了倭馬亞人向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收取人頭稅和向各自聖地朝聖的香客收取朝香稅的政策。

儘管西旁遮普印度教的波羅提訶羅統治者有能力將倭馬亞人逐出信德，但他們忍而不發。穆斯林威脅，如果波羅提訶羅人進攻，他們將破壞主要的印度教聖地和神像。而後者覺得保護聖地比收復失地更重要。這也進一步證明倭馬亞人將破壞非穆斯林的宗教場所主要作為政治鬥爭行為。

同時，隨著重返故鄉碎葉的信心陡增，突騎施人結束了他們和倭馬亞人的短暫聯盟。借阿拉伯人的主要兵力部署在信德之機，突騎施人向前者發動突襲，將其逐出費爾幹納及粟特周邊地區。藏人隨從突騎施人也改變立場。729年，新的突騎施 – 藏人聯盟突襲倭馬亞人，將其逐出大夏和大部分粟特剩餘地區。阿拉伯人只保住了撒馬爾罕。

倭馬亞人於是和唐朝暫時聯合以應對強大的突騎施 – 藏人聯盟。736年，他們在碎葉擊敗突騎施人。兩年後突騎施王死亡，突騎施各部落分裂，其勢力漸衰。唐朝佔據碎葉，並繼續和藏人交戈，而倭馬亞人返回大夏及粟特其餘地區。這促使藏人恢復了和突厥沙希的傳統結盟關係。739年，土蕃贊普訪問喀布爾以慶賀喀布爾和于闐的秦晉之盟。

唐朝開始實行支持倭馬亞人佔領下的粟特諸城中的反對勢力的政策。唐朝軍隊一度從碎葉長驅直入、洗劫了曾經短期控製過的塔什幹。中國 – 阿拉伯關係變得緊張。但是，衝突並非基於宗教原因，而純粹出於政治動機。讓我們予以詳查。

通過探究唐朝當朝皇帝玄宗的一些政策，我們甚至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晚期的倭馬亞人並沒有好戰地爭奪伊斯蘭教皈依者，唐朝皇帝支持粟特來反對倭馬亞者也不是一個佛教徒反感伊斯蘭教之故。

兩例事件促成了唐朝皇帝的政策。其一，玄宗的祖母武則天通過迎合佛教中的仟僖年之說推翻唐朝以自立。當時為了獲得僧人支持，她免除了僧人的所有稅賦。其二，玄宗登基不久，大量定居蒙古里亞的粟特人湧入中國。玄宗對這兩件事的態度最終導致了對粟特的行動。

儘管早在數世紀前的絲綢之路沿線及中原就有粟特商人活動，大批粟特商人進入這些地區是在6世紀中葉。他們大量遷徙是因為伊朗薩珊王朝庫斯魯一世（統治時期531 – 578年）的宗教迫害。在第一東突厥汗國時期，粟特人和東突厥人享有特殊地位。許多粟特人從他們在吐魯番的團體受邀到蒙古里亞幫助把佛經翻譯成古突厥語。政府也將粟特語和粟特文應用於財政事務。然而在第二東突厥汗國時期，權臣暾欲谷使帝國統治者走上了反對佛教的道路。

暾欲谷將唐朝大勝第一東突厥汗國的責難歸咎於佛教對突厥人的不良影響。佛教宣揚文治和非功，這使突厥人喪失了他們的尚武精神。他號召回歸到傳統游牧勇士的泛突厥信仰，希望利用這一強大的民族精神將所有突厥部落團結在他身邊以對抗中國唐朝。

東突厥人是烏都鞬（又譯“於都斤山”，今杭愛山）的擁有者。包括他們信仰佛教前的騰格里崇拜和薩滿教時期，烏都鞬是所有突厥人的聖山。因此，暾欲谷認為，從道德上講，他所效力的統治者們應該擁護突厥人的文化和價值。鑑於粟特人和佛教以及漢人的關係、基於行政考慮，暾欲谷對默啜可汗（統治時期692 – 716年）施加影響，廢棄使用粟特語而代之以書寫形式為如尼體的古突厥語。713年，由於蒙古里亞的粟特民眾日益不受歡迎，他們大批移居中國北方，特別是絲綢之路終端的長安和洛陽等城市。

蒙古里亞的粟特社群並非全部都是佛教徒。實際上，大多數人信奉摩尼教。這一伊朗宗教是由摩尼（217 – 276年）在巴比倫創建的。這一折衷性質的宗教在傳播過程中吸收了很多地方信仰。它有兩種主要形式 – 在小亞細亞西部的派別調和了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後來絲綢之路一線的東部派別吸收了極富佛教色彩的因素。前者的官方語言是敘利亞語和安息語；而粟特語在後者也擔當同樣角色。

摩尼教發起過強大的傳教運動。為了贏得信眾，信奉其東部派別的粟特信徒曾經在中國宣傳摩尼教是佛教之一形式。694年，他們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在朝廷中向武則天女皇介紹了摩尼教。此後，719年遷出蒙古里亞後，他們再次向朝廷宣傳摩尼教。這已經是武則天利用佛教的仟僖年之說篡奪政權、唐朝復辟以後了。然而，736年，玄宗皇帝下令禁止中國人信奉摩尼教，也限制少數民族臣民和外國人信奉摩尼教。理由是摩尼教只是對佛教的膚淺模仿，是一個基於謊言的舶來宗教。

但是，唐朝皇帝對佛教也並非有所好感，上述批判也並不是要清理異端、維護純正的佛教教義。很多漢人對皇帝心懷不滿，因為他雄心勃勃的中亞軍事行動的結果總是更高的稅賦和更繁重的軍事勞役。玄宗無疑想避免一個域外的、與此相類的宗教影響到漢人。這一宗教可能成為聚集不滿和叛亂的結合點。

玄宗的祖母通過對彌勒佛的崇信而廢黜了唐朝王系。粟特語的佛經中摩尼常常被視為彌勒，而武則天又曾傾心於摩尼教，這對可能基於佛教仟僖年說的叛亂之擔心無疑增強了玄宗反對這一伊朗宗教的行動。

中國的粟特商人所信仰的三種宗教 – 摩尼教、聶斯托里教和佛教中 – 前者最富有贏取教徒的戰鬥精神。較此早數十年，阿拉伯和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也開始來到中國漢地。他們主要經由海路 – 而非陸上絲綢之路在中國東南沿海城市立足。一位名叫薩阿德·本·阿里-宛嘎斯（？ – 681年）的伊斯蘭教傳教士甚至隨行至此。但是，唐玄宗從未發布類似禁止漢人信仰伊斯蘭教的誥令。實際上，無論對於個體信仰佛教還是別的宗教，以後的中國皇帝的態度都是如此。他們一直延續著對伊斯蘭教的寬容政策。這表明，即使在中國漢地的第一批穆斯林曾經試圖傳播他們的信仰，這些嘗試的努力不夠，也沒有被視為一種威脅。

時光荏苒，唐朝政府的財政需求日益增加，以便為更為廣泛的中亞軍事行動提供資金。而始自武則天時期的免除佛教寺院稅賦的政策嚴重影響了政府財政收入。因此在740年，唐玄宗進一步加強了對道教的支持，重新開始向佛教寺院徵收稅賦，並對統治下的佛教僧尼數量作出嚴格限制。作為民眾不必要的財政負擔，他還驅逐了胡僧。

因此，唐玄宗支持粟特反對倭馬亞的民眾顯然出於政治和經濟動機，和伊斯蘭教 – 佛教關係毫無牽聯。皇帝本人甚至也不是佛教徒，他驅逐在華的粟特僧人當然也不是將後者遣返回粟特以加強粟特佛教徒反對伊斯蘭教運動的舉措。他不僅驅逐了在華的粟特僧人，對其他域外僧人亦然。中國唐朝唯一感興趣的是：以犧牲倭馬亞人為代價，在中亞得到更多的疆土、控制更多的利益豐厚的絲綢之路貿易。

744年發生了最後一個對中亞佛教 – 伊斯蘭教未來關係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回鶻突厥人最初居住在蒙古利亞西北山區地帶。其中有些部落活動範圍在吐火羅人控制的吐魯番以南及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東北以外地區。他們是漢人的傳統盟友，共同對付東突厥人。後者夾在前二者之間，控制著蒙古里亞。

605年，中原漢人第一次進入塔里木盆地四個世紀後，隋文帝援助回鶻人征服了古突厥佛教中心吐魯番。回鶻人很快接受了佛教信仰，這當中受到文帝宣稱自己是佛教世界之皇帝的影響甚大。629年，最初的回鶻人王子之一取佛教名為“菩提薩埵”，這一稱呼也為東突厥宗教領袖們所使用。6世紀30年代，唐朝從回鶻人手中取得吐魯番，但事過不久，後者仍然幫助漢人結束了第一東突厥王朝。

半個世紀後，由於實施富於侵略的泛突厥軍事政策，第二東突厥王朝征服了回鶻人的故土。然而716年，粟特人逃離蒙古里亞不久，回鶻人贏得獨立。隨後，他們繼續幫助漢人盟友騷擾東突厥人。744年，回鶻人在準噶爾葛邏祿人和北方西突厥人的幫助下進攻東突厥並取得勝利，在蒙古里亞建立了自己的鄂爾渾汗國。

此時，東突厥烏古斯部落 – 也稱之為白衣突厥，從現在的內蒙古遷徙到粟特費爾幹納附近的東北一隅。他們很快在阿拔斯初期粟特錯綜複雜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一度掌權的回鶻人和他們的葛邏祿附庸交戈頻繁。回鶻人和葛邏祿人現在分別承襲了突厥諸部落東西兩雄相爭的角色。而回鶻人正處於上升階段，因為他們控制著烏都鞬 – 位於鄂爾渾汗國首都斡爾朵八里附近的所有突厥民族共同尊奉的聖山。這兩個突厥民族的爭鋒也為各自未來的發展做了鋪墊。

750年，隨著阿拉伯人對大夏和粟特又一次失而復得，倭馬亞時代結束。阿拉伯人對這一地區的佔領是不穩定的，他們和佛教徒的關係 – 包括他們統治下那些善變的盟國以及敵對的佛教徒的關係，仍然一如既往 – 主要是基於政治、軍事和經濟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