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马亚进一步推进西突厥斯坦

欧玛尔二世统治中期，倭马亚人控制了大夏及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纳等粟特城市。突骑施突厥人控制着粟特其余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盆地西部塔什干、喀什噶尔和库车等地。唐朝则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端吐鲁番和越过天山、吐鲁番北部的别失八里有军队存在。东突厥人控制着粟特北部西突厥斯坦包括碎叶的剩余部分。在塔里木南线，藏人维持着存在。然而，于阗的当政者却是一位唐朝支持者。突厥沙希局限在犍陀罗。除了倭马亚阿拉伯人，中亚的其他权利角逐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佛教支持者。然而，这似乎对以后发生的事件无所影响。

唐朝军队借倭马亚将军屈底波战死之际首先发难。他们从吐鲁番要塞出发，穿越天山山脉北部东突厥斯坦地区，从后方突袭突骑施人，夺得库车（龟兹）和喀什噶尔。唐朝军队又取道天山西侧进入西突厥斯坦，从东突厥人手中取得碎叶、从倭马亚人手中取得费尔干纳（大宛）、从突骑施人手中取得塔什干。

此际，突骑施人在新任领导下重新集结，而一个新的突厥部族 – 准噶尔的葛逻禄人也登上历史舞台，后者同样是佛教的支持者。葛逻禄人取代了唐朝控制下碎叶之外西突厥斯坦北部的东突厥人，并和唐朝结盟。而突骑施人加入了阿拉伯 – 土蕃联盟。结果，突骑施人夺回了故土碎叶，而阿拉伯人再次取得费尔干纳。塔什干则获得短期独立。唐朝军队控制的只有喀什噶尔和库车。

724年，倭马亚新任哈里发哈希姆（统治时期724 – 743年）派遣朱奈德将军南下重新控制信德。阿拉伯人的军队在信德取得了胜利，但是夺取古吉拉特和旁遮普的努力失败了。和此前的信德总督一样，朱奈德将军延续了倭马亚人向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收取人头税和向各自圣地朝圣的香客收取朝香税的政策。

尽管西旁遮普印度教的波罗提诃罗统治者有能力将倭马亚人逐出信德，但他们忍而不发。穆斯林威胁，如果波罗提诃罗人进攻，他们将破坏主要的印度教圣地和神像。而后者觉得保护圣地比收复失地更重要。这也进一步证明倭马亚人将破坏非穆斯林的宗教场所主要作为政治斗争行为。

同时，随着重返故乡碎叶的信心陡增，突骑施人结束了他们和倭马亚人的短暂联盟。借阿拉伯人的主要兵力部署在信德之机，突骑施人向前者发动突袭，将其逐出费尔干纳及粟特周边地区。藏人随从突骑施人也改变立场。729年，新的突骑施 – 藏人联盟突袭倭马亚人，将其逐出大夏和大部分粟特剩余地区。阿拉伯人只保住了撒马尔罕。

倭马亚人于是和唐朝暂时联合以应对强大的突骑施 – 藏人联盟。736年，他们在碎叶击败突骑施人。两年后突骑施王死亡，突骑施各部落分裂，其势力渐衰。唐朝占据碎叶，并继续和藏人交戈，而倭马亚人返回大夏及粟特其余地区。这促使藏人恢复了和突厥沙希的传统结盟关系。739年，土蕃赞普访问喀布尔以庆贺喀布尔和于阗的秦晋之盟。

唐朝开始实行支持倭马亚人占领下的粟特诸城中的反对势力的政策。唐朝军队一度从碎叶长驱直入、洗劫了曾经短期控制过的塔什干。中国 – 阿拉伯关系变得紧张。但是，冲突并非基于宗教原因，而纯粹出于政治动机。让我们予以详查。

通过探究唐朝当朝皇帝玄宗的一些政策，我们甚至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晚期的倭马亚人并没有好战地争夺伊斯兰教皈依者，唐朝皇帝支持粟特来反对倭马亚者也不是一个佛教徒反感伊斯兰教之故。

两例事件促成了唐朝皇帝的政策。其一，玄宗的祖母武则天通过迎合佛教中的仟僖年之说推翻唐朝以自立。当时为了获得僧人支持，她免除了僧人的所有税赋。其二，玄宗登基不久，大量定居蒙古里亚的粟特人涌入中国。玄宗对这两件事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对粟特的行动。

尽管早在数世纪前的丝绸之路沿线及中原就有粟特商人活动，大批粟特商人进入这些地区是在6世纪中叶。他们大量迁徙是因为伊朗萨珊王朝库斯鲁一世（统治时期531 – 578年）的宗教迫害。在第一东突厥汗国时期，粟特人和东突厥人享有特殊地位。许多粟特人从他们在吐鲁番的团体受邀到蒙古里亚帮助把佛经翻译成古突厥语。政府也将粟特语和粟特文应用于财政事务。然而在第二东突厥汗国时期，权臣暾欲谷使帝国统治者走上了反对佛教的道路。

暾欲谷将唐朝大胜第一东突厥汗国的责难归咎于佛教对突厥人的不良影响。佛教宣扬文治和非功，这使突厥人丧失了他们的尚武精神。他号召回归到传统游牧勇士的泛突厥信仰，希望利用这一强大的民族精神将所有突厥部落团结在他身边以对抗中国唐朝。

东突厥人是乌都鞬（又译“于都斤山”，今杭爱山）的拥有者。包括他们信仰佛教前的腾格里崇拜和萨满教时期，乌都鞬是所有突厥人的圣山。因此，暾欲谷认为，从道德上讲，他所效力的统治者们应该拥护突厥人的文化和价值。鉴于粟特人和佛教以及汉人的关系、基于行政考虑，暾欲谷对默啜可汗（统治时期692 – 716年）施加影响，废弃使用粟特语而代之以书写形式为如尼体的古突厥语。713年，由于蒙古里亚的粟特民众日益不受欢迎，他们大批移居中国北方，特别是丝绸之路终端的长安和洛阳等城市。

蒙古里亚的粟特社群并非全部都是佛教徒。实际上，大多数人信奉摩尼教。这一伊朗宗教是由摩尼（217 – 276年）在巴比伦创建的。这一折衷性质的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地方信仰。它有两种主要形式 – 在小亚细亚西部的派别调和了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后来丝绸之路一线的东部派别吸收了极富佛教色彩的因素。前者的官方语言是叙利亚语和安息语；而粟特语在后者也担当同样角色。

摩尼教发起过强大的传教运动。为了赢得信众，信奉其东部派别的粟特信徒曾经在中国宣传摩尼教是佛教之一形式。694年，他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朝廷中向武则天女皇介绍了摩尼教。此后，719年迁出蒙古里亚后，他们再次向朝廷宣传摩尼教。这已经是武则天利用佛教的仟僖年之说篡夺政权、唐朝复辟以后了。然而，736年，玄宗皇帝下令禁止中国人信奉摩尼教，也限制少数民族臣民和外国人信奉摩尼教。理由是摩尼教只是对佛教的肤浅模仿，是一个基于谎言的舶来宗教。

但是，唐朝皇帝对佛教也并非有所好感，上述批判也并不是要清理异端、维护纯正的佛教教义。很多汉人对皇帝心怀不满，因为他雄心勃勃的中亚军事行动的结果总是更高的税赋和更繁重的军事劳役。玄宗无疑想避免一个域外的、与此相类的宗教影响到汉人。这一宗教可能成为聚集不满和叛乱的结合点。

玄宗的祖母通过对弥勒佛的崇信而废黜了唐朝王系。粟特语的佛经中摩尼常常被视为弥勒，而武则天又曾倾心于摩尼教，这对可能基于佛教仟僖年说的叛乱之担心无疑增强了玄宗反对这一伊朗宗教的行动。

中国的粟特商人所信仰的三种宗教 – 摩尼教、聂斯托里教和佛教中 – 前者最富有赢取教徒的战斗精神。较此早数十年，阿拉伯和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也开始来到中国汉地。他们主要经由海路 – 而非陆上丝绸之路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立足。一位名叫萨阿德·本·阿里-宛嘎斯（？ – 681年）的伊斯兰教传教士甚至随行至此。但是，唐玄宗从未发布类似禁止汉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诰令。实际上，无论对于个体信仰佛教还是别的宗教，以后的中国皇帝的态度都是如此。他们一直延续着对伊斯兰教的宽容政策。这表明，即使在中国汉地的第一批穆斯林曾经试图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些尝试的努力不够，也没有被视为一种威胁。

时光荏苒，唐朝政府的财政需求日益增加，以便为更为广泛的中亚军事行动提供资金。而始自武则天时期的免除佛教寺院税赋的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在740年，唐玄宗进一步加强了对道教的支持，重新开始向佛教寺院征收税赋，并对统治下的佛教僧尼数量作出严格限制。作为民众不必要的财政负担，他还驱逐了胡僧。

因此，唐玄宗支持粟特反对倭马亚的民众显然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和伊斯兰教 – 佛教关系毫无牵联。皇帝本人甚至也不是佛教徒，他驱逐在华的粟特僧人当然也不是将后者遣返回粟特以加强粟特佛教徒反对伊斯兰教运动的举措。他不仅驱逐了在华的粟特僧人，对其他域外僧人亦然。中国唐朝唯一感兴趣的是：以牺牲倭马亚人为代价，在中亚得到更多的疆土、控制更多的利益丰厚的丝绸之路贸易。

744年发生了最后一个对中亚佛教 – 伊斯兰教未来关系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回鹘突厥人最初居住在蒙古利亚西北山区地带。其中有些部落活动范围在吐火罗人控制的吐鲁番以南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东北以外地区。他们是汉人的传统盟友，共同对付东突厥人。后者夹在前二者之间，控制着蒙古里亚。

605年，中原汉人第一次进入塔里木盆地四个世纪后，隋文帝援助回鹘人征服了古突厥佛教中心吐鲁番。回鹘人很快接受了佛教信仰，这当中受到文帝宣称自己是佛教世界之皇帝的影响甚大。629年，最初的回鹘人王子之一取佛教名为“菩提薩埵”，这一称呼也为东突厥宗教领袖们所使用。6世纪30年代，唐朝从回鹘人手中取得吐鲁番，但事过不久，后者仍然帮助汉人结束了第一东突厥王朝。

半个世纪后，由于实施富于侵略的泛突厥军事政策，第二东突厥王朝征服了回鹘人的故土。然而716年，粟特人逃离蒙古里亚不久，回鹘人赢得独立。随后，他们继续帮助汉人盟友骚扰东突厥人。744年，回鹘人在准噶尔葛逻禄人和北方西突厥人的帮助下进攻东突厥斯坦并取得胜利，在蒙古里亚建立了自己的鄂尔浑汗国。

此时，东突厥乌古斯部落 – 也称之为白衣突厥，从现在的内蒙古迁徙到粟特费尔干纳附近的东北一隅。他们很快在阿拔斯初期粟特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一度掌权的回鹘人和他们的葛逻禄附庸交戈频繁。回鹘人和葛逻禄人现在分别承袭了突厥诸部落东西两雄相争的角色。而回鹘人正处于上升阶段，因为他们控制着乌都鞬 – 位于鄂尔浑汗国首都斡尔朵八里附近的所有突厥民族共同尊奉的圣山。这两个突厥民族的争锋也为各自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

750年，随着阿拉伯人对大夏和粟特又一次失而复得，倭马亚时代结束。阿拉伯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是不稳定的，他们和佛教徒的关系 – 包括他们统治下那些善变的盟国以及敌对的佛教徒的关系，仍然一如既往 – 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