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佛教结集

假使我们转向西方的历史理念，在佛陀圆寂后，他的弟子必须处理佛陀曾教导过的大批材料，但却完全没被书写记录下来。在佛教界中，根据不同学派与作者，针对这批材料的处理情况有着不同版本。不同人士记忆着不同事件，并向他们的学生或子女等人重述其故事或版本。因此，由于发生事件存在着不同版本，所以我们不能只找到一种可能性或「唯一真相」。

佛陀的主要弟子认为那些写下法教的都是阿罗汉。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五百人是否为阿罗汉，其皆属于已解脱者。据传此五百罗汉曾聚集一起，逐字逐句背诵出佛陀的教导内容。

这里要注意的是，从佛陀圆寂后的大约四百年间，佛陀法教没有任何内容被记录下来。于此之后，上座部巴利语版本被写下成书，而其他版本则要等到更晚时才被写录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寂天论师提及：「如果你质疑我们记住所说内容的准确性，那么我们也可以质疑你所记内容的准确性。」我们无法确定阿罗汉们是否一字不漏地记住所有内容，因为材料是相当多的。其实这种情况，也就是材料先被口头传布后被书写记录之事，并非佛教独有。事实上，许多世界宗教里，在该创始人的时代中并没有任何东西被记录着，其相关事迹是被记忆下来，并在很久之后才写录问世。

针对书面语言的历史而言，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发展书面语言呢？根据许多研究者的说法，其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发展起来，用于向军队的另一分支发送命令等等，或者用于行政管理之目的。一开始，特别在印度，书面语言从未用于哲学或灵性事物方面。其仅于实用目的，例如商人记录下他们销售的商品及其成本。

若想知道当时人们是否真能记住这么多的材料内容，我们可以看看现今的藏人情况。藏人能够记住数千页的文本，然后能够背诵它们。最好的例子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他曾背诵大量的材料内容，随时随地都可以引用。所以，即便没有书籍，甚至没有成书概念的人，其若想要学习，唯有大量背诵，此举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书籍的话会怎么样，更不用说没有电脑和网络了，往昔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纯粹基于听取教法的解释之上，必须背熟下来─这便意味着，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熟记。背诵的需要意指着这些教法不会只被背诵一次，而是必须以有组织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加以牢记。这种重复举动对于年轻学子亦有帮助，他们多次闻法，然后不断背诵、修持与学习。学子只有在听闻与背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去思考教义，并体会其中的意义。

即使在今日佛教机构的藏人中，背诵记忆的方式仍旧存在教育系统里。虽然现在学子有了书籍，但他们还是持续在背诵与记忆。事实上，整个教育体系都致力于利用年轻心智的非凡能力来予以熟记内容。小时候，我们可以背诵各种东西，例如童谣，并且多年之后还会记得；而要记住昨天的事情，例如电话号码就难多了─长期记忆总是要比短期记忆好。

藏式教育体系便是如此，直到学子十三岁之前，他们不会得到任何解说─就只是背诵记忆而已。某些西方人士可能会对此不甚满意，视之为「中古式」的学习方式，但也可以争论说这种中古式的学习方式亦有其好处。善于背诵记忆的学子无须完全依赖网路和图书馆。他们不用查找就可以记住某些内容。

第一次结集是于佛陀入灭后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召开。要注意到在此英语所使用的「Council」一字，属于西方词汇，意思是一个透过选举而产生的管理主体。而在这里，这个字词实际上就是聚会结集的意思，目的是大家聚在一起背诵经文，确保当中没有讹误。

第一次结集由五百罗汉参加。在这五百尊者中，最善记忆的三人背诵出佛陀法教之三藏部份。阿难，佛陀的堂弟（具有亲缘关系是当时习俗，现今在西藏传统里仍可见到），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因此可以背诵出所有的经藏。尽管出于忌妒，摩诃迦叶，一位较为年长但资历略浅的比丘，不希望阿难在场，但由于阿难具备最佳记忆力，于是其他阿罗汉便邀请他与会来背诵经藏。经藏是修行的主题，尤其涉及到专注禅定内容。

根据另一个版本，关于阿毘达摩法教的部份，则是由摩诃迦叶背诵完成。但另一个传统又表示着，其实摩诃迦叶只是主持而已，由佛陀教授的阿毘达摩法教，此时尚未被背诵出来，而是后来由会议中的各个阿罗汉汇集而成。此处提及的阿毘达摩，可以被翻译为「知识的特殊主题」并涉及形而上学─如何理解宇宙、宇宙组成为何、其中众生的不同型态以及生物学主题等等。这个研究领域帮助我们去发展所谓的「辨析意识」，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自身经验的各种因素。

关于寺院团体戒律规矩的律藏，是由比丘优婆离背诵而成。当中包括比丘与比丘尼的誓言，还有沙弥区别与具足戒等等。佛陀制定这些规矩是为了解决团体中的争议与问题，而并非强制「服从」。在基督教修道院体制里，主要誓言之一就是服从─但这项誓言从来不存在于佛教寺院体系中。在圣经或古代希腊神祇或君王的律法以及西方的司法律令体系，都有必须遵守和服从的立法机关。在这些脉络中，服从就是「好」的同义词，而不服从就要受到惩罚。当我们审视西方的「司法」─执行正义的程序运作─体系，我们会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如果某人遵守法律，那么他们就是好人；假使他们不服从，那么他们就是「有罪」。这种罪恶感的整个概念是一种非常西方式的思维方式。

相对之下，佛教伦理是奠基于理解问题而非服从。当问题或困难出现时，找到解答或规则得以帮助避免问题再次出现并造成更多困难。这与在今日任何组织或社群里，某些所谓的法律或规定，其人民皆须严格遵守的情况有所相关。但是，假使人们理解这些条文背后的原因或动机，那么就不太需要警察，而社会就能运行地更加顺畅。

第一次结集是由摩诃迦叶主持，他是一位来自摩揭陀国的威严年长婆罗门。当他成为僧人时，其年纪已经很老了。在佛陀圆寂前，他曾把自己的破旧袍子给予摩诃迦叶，藉此换取婆罗门的新袍。后世便把此事视之为佛陀把其法脉威权传给摩诃迦叶，所以他便觉得自己有权主事。

然而，佛陀的意图一直是让法教威权保持平等状态，即没有人大权在握。然而，综观佛教史，在正统权威中心人物和民主平等寺院团体之间，一直都存在着辩证关系，前者掌理组织建构法教并拥有一定权力，而后者的领导人则是由投票与共同决定选出。这种情况在现今藏传寺院群体中仍有所见，例如比丘尼是否受具足戒的议题。虽然关于这些誓言种类的传承早已断绝，但有一股强大的运动力量正促使着重新建立。可是，达赖喇嘛尊者不能只是重新引入而已。佛陀的规定是，这些类型的决定不能由某个中央权威下令成形，而是必须由长老会议全员同意而决定形成。在佛教寺院群体中要一致通过采行某项重大决定，在实际上是很难执行的，即使在今日，例如欧盟，这也是一个相关议题。在佛教社群里，佛陀鼓励独立思考，不重宗派祖师，而且由于许多传承没有严格执行下来，导致在不同地域内发展出各式各样的诠释。

当佛陀圆寂后，摩诃迦叶接管并成立结集，得以审视和整理佛陀法教。在首次结集开始之际，阿难会见摩揭陀国的宰相，告诉他关于佛陀欲建立民主平等秩序的意图，但是宰相正忙于准备进攻位于摩揭陀国西部的阿凡提国。

大致推测，摩诃迦叶是一位强而有力的领导者，并发起法教编撰活动，这可能有助于佛教秩序在当下动荡时局中存留下来。源自摩诃迦叶，后来发展出一套祖师法脉─传承或延续─其掌理整个佛教群体。藏传佛教人士认为有七位祖师，而在禅宗传统里，则有二十八位祖师，最后一位是把禅宗带入中土的菩提达摩，其后开始了禅宗汉地祖师的法脉。后来，这些传承的分支远播到了韩国与日本等地。在东南亚的上座部国家，国家僧伽亦开始其延续法脉，例如「泰国僧伽领袖僧王」等等。在西藏，与达赖喇嘛组织架构类似的宗派法座，也逐步发展起来。就各个法王与达赖喇嘛而言，他们并不被视为如教皇一般─有着无上绝对、与佛陀存在直系关系以及对寺院秩序拥有合法权威。相反地，他们基本上有责任去维持整个秩序，并照顾各自区域内僧俗团体的福祉。

佛陀法教历史发展中有趣的一点是，在通常被称为小乘传统的内部里，分化出许多不同的派别。这些宗派的阿毘达摩版本各自略有不同，并依据其不同所需而加以编修或调整律藏内容。这种编修是由一群长老以民主方式而非专制手段来决定的。长老们遵循着耆那习俗。耆那宗教与哲学体系始于佛陀之前五十年，而且佛陀从中采纳许多思想。耆那僧侣每两周背诵其誓言，因为他们并没有书写下来。

在首次结集后，比丘们聚集起来背诵各种法教，透过口传先听闻法教的正确字句 （此时理解内容不是必要的！），然后再把它们正确地背诵下来，这种方式已逐渐成为惯例。即便在今日藏传寺院里，口传仍是一项重要特徵。集体诵经亦是亚洲传统佛教寺院中的一个关键习俗。

在首次结集约一百年后─关于年代有着不同意见，可能是西元前三八六年或西元前三七六年─在跋耆国的毘舍离举行了第二次结集。

现存不同版本各自描述了第二次结集的主要目的，即社群内的分化情况。要注意到此处所指的「分化」，并非意味着决裂，像提婆达多对佛陀的所作所为。这不是人们彼此仇恨且希望相互残杀；这只是针对习俗规范的分歧。有一种说法是，在要讨论的十个争议问题中，此时的主要议题乃针对是否允许僧伽根据寺院条规来处理金钱的不同意见。

认为佛陀要僧伽不要处理金钱的社群是上座部。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属于保守派团体。所谓的上座，是指「依据长老的倡议者」。在上座部传统中，即使到现在，僧伽仍不被允许处理或携带金钱，并且必须有处理任何财政事务的侍者或沙弥。而大众部，即是分化出来的另一社群，其表示僧伽拥有金钱是适当的。

关于处理金钱的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因为一些僧人藉此开始累积钱财，此举开始在本应平等的社群中产生问题。这甚至是当今各个寺院治理的问题。在上座部传统中，例如在泰国，对于金钱的处理非常严格，僧侣不能触碰它。在上座部国度，僧尼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他们应该以托钵维生，并接受任何给予他们的食物。供养寺院社群的在家信徒，以自己食物给予供养，并放置于钵盂当中，藉此累积正力─即所谓的「功德」。但这种情况却不同于西藏，因为当地太冷且路途遥远，不能赤脚托钵，尤其在冬季时节。于是在藏传系统里，各方人士会把食物带到寺院中，然后再分发给僧侣。在不同国家，这些规矩依着历史发展而各自相异。

另一个版本则提到在第二次结集中的主要议题，乃是涉及到那些被称为阿罗汉─已解脱者的情况。这些人士并非无所不知，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正遍知。例如，假使他们迷路了，那么他们还是必须在道上寻问方向。然而，尽管他们知识有限，但上座部仍旧承认他们对于佛法具足见识；他们了知如何教导众生，并且知晓法教的意义。上座部坚持认为阿罗汉与佛相似，是完全没有任何烦恼情绪的，例如欲望。

但是，另一团体─大众部，无疑地根据自身经验，指称阿罗汉仍可以在梦中被引诱着。他们仍会出现春梦和遗精的情况。他们质疑着如果这些人士仍然受到性梦的影响，那还能算是阿罗汉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是由修行者的经验所生发出来的。大众部表示成佛者全然不受梦境影响。这种陈述导致更加强调佛与阿罗汉之间的区别。对上座部来说，阿罗汉和佛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对他们来说，佛陀教导着更为广泛的听众，而阿罗汉教导的对象仅之有限。

若我们回顾大众部社群的历史发展，一部份的大众部是从印度中部前往西北地区，也就是现今巴基斯坦北方。另一批人则是南下抵达现今印度西部海岸中段的安德拉邦。尤其在安德拉地区，大乘佛教最早出现，后来密续也在当地与巴基斯坦两处逐步开展。就历史发展而言，何谓是佛的理念，乃越来越往遍知的方向发展；其认为佛当下绝对了知一切，并可以无数形式化现，以各种言语进行教导与被了解。佛的概念遂不断扩大，直至到达最能体现诸佛品质的大乘见地。

某些资料并没有纪录下第三次的聚会结集。而那些有纪录的资料中，则表示第三次结集大约发生于第二次结集的一百五十年后。根据不同的版本，第三次结集的年代约在西元前二三七年或西元前二四七年。

距此约八十年前，在北印度有了孔雀王朝之建立，然后约在第三次结集之际，是由知名君主阿育王所统治着。这位君主原本残忍，起初发动了多次战争，很多人们因此遭受死亡。但是后来听闻佛法后，他感到忏悔，并成为佛法的坚定追随者与赞助人，并在其王国与邻近地区里，派出各种师资去宣扬传授佛法。在阿育王统治之际，是佛教初传斯里兰卡、以及今日阿富汗、喀什米尔与缅甸等地的时期。

根据某一版本，第三次结集的主要焦点是，由于不同团体聚集一起而出现各种不同见解，上座部乃关注于保持法教的纯粹性。因此，结集中的首席僧人便为文分析驳斥他认为对佛法具有错误诠释的所有现存不同见地。那些对阿毘达摩─事物如何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存在（形而上学议题）─有着不同认知与见地之人，遂形成了一个分门别派，即「说一切有部」传统，而与上座部分离开来。

根据说一切有部，在非西方的意义之下，其认为所有物质乃由粒子或原子组成，于是万物皆存─梵文的「sarvasti」即意味着一切皆存。他们宣称宇宙中的物质（粒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改变配置而已。例如，身体中的原子是来自父母精卵的原子。这些原子将与死亡时溶入土中或遗体火化后变成灰烬的原子相同。因为如此，所以有了万物皆存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概念。就现代科学而言，这个主题与今日有所相关。我们可以考虑宇宙中某一定量的物质和能量是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改变形式亦或是正在创造新的物质与能量。

然而，上座部并不同意说一切有部的观点。相反地，他们只认定现前之际，并表示唯一存在的事物就是当下现象。对他们来说，过去事件尚未带来结果，例如一对伴侣曾在过去发生争吵，只当下仍具影响力，并有可能导致离婚。

几个世纪以来，在第三次结集后，越来越多的宗派，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解，而开始逐渐彼此分化：有些源自上座部，有些来自大众部或者从说一切有部而来。大约五十年后，法藏部亦分道扬镳。这个宗派内的信徒提高了诸佛地位，强调首先供养佛塔─含纳佛陀或证悟大师遗迹的纪念物─之重要性，然后针对诸佛，最后才是僧伽。在这里，虔诚面向成为主要焦点。

法藏部是在犍陀罗出现的主要小乘佛教，该地横跨今日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等地。正是在这里，从西元前一世纪开始，佛法最早的书面文字自此诞生，其是用犍陀罗语写成的。

当时主要的议题之一是针对「佛陀为何或是什么？」的疑虑。随着几个世纪的过去，我们可以理解任何秩序（或「宗教」）的创始人物，都开始变得越来越荣耀不凡。当我们审视其他小乘传统（当中的十八个分派），我们会发现到在西元前的数个世纪历史发展中，佛陀变得越来越神圣，感觉他获得更多力量而变得更加无所不知。所以，阿罗汉与佛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我们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佛陀善巧地教导各种听众，使得法教能以应和当时为了宗教修行之虔诚面向的特定所需，这点在非佛教文献中也很明显。这份对于佛陀一个崇敬人物的需要，使之变得越来越尊贵，同样地也关注于对佛塔、遗迹和纪念物的崇拜之上，当中不仅有佛陀，还包括其他各个伟大人物。

为了回应这种虔敬面向，大乘经论或经文强调通过背诵与研习文本而获得巨大利益、积极力量或功德。从历史上来看，大乘经论最早出现于西元一世纪至四世纪间之今日南印度东部的安德拉邦地区。这是小乘佛教大众部所迁至的区域，其确立了佛陀超乎常人的地位，拉开佛陀成就与阿罗汉之间的差距。此时出现的早期大乘经典主要为《般若波罗蜜多经》，其涉及佛陀在灵鹫山讲授一切现象皆为空性的内容─即为二转法轮。

大乘经典的焦点不在于过度崇拜，人们对纪念物进行烧香和点烛等等即可，而是需要研习和背诵文本。在这些经文里，研读的利益在于持续地重复并配上计数，例如学习和背诵文本的功德是向佛塔供养的三千六百万倍。但诚如寂天论师─西元八世纪的伟大印度大师─所指出的那样，供养依旧不是没有用的。

这种虔敬面向也出现在法藏部当中，其大多于中亚地区发展着。这个宗派的追随者构组了一个所谓「陀罗尼」的主体。陀罗尼基本上是一个简短的字句或表述，它被持续地背诵出来，得以让心智保持专注，并关注其特定教义─属于虔敬种类之一。陀罗尼的使用是在虔敬的印度教发展时所演变而来。很难说是印度教影响了佛教，反之亦然。因为两者同时发生，印度教徒会进行唱诵，就像哈瑞奎师那之例，而佛教徒也会唱诵陀罗尼。

在汉传佛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源自法藏部运动的虔敬面向，当地信徒会进入寺院中燃香点烛，不断地念诵陀罗尼。在汉地多数的佛教宗派，一般说来并不太强调研习。陀罗尼不仅对佛教的虔敬面向有所影响，而且在密续发展上也是如此。因此，在后来的佛教历史中，真言─通常比陀罗尼简短许多─的念诵，在密续修行里不断地重复出现，得以使修行者对特定法教的意义保持留心觉察。

法藏部的发展不仅导向更多地专注于虔敬面向，而且还为僧尼创造了不同版本的寺院誓言。这个传统穿越中亚，然后抵达汉地。在西元四世纪至五世纪之间，从说一切有部分化出来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其戒律之寺院条规乃由藏人所遵循着。因此，目前关于寺院出家方面有三大传承：第一是上座部，立足于东南亚；第二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其先到藏地然后传布至蒙古及周边地区；第三则是法藏部，其发展到了中国、韩国、日本及越南。

有两次分别的聚会结集，都被称为「第四次佛教结集」。较早的一次是西元前一世纪晚期于斯里兰卡，在上座部传统中所举行的。当时正值严重饥荒，导致许多僧人饿死。因此，为了保存迄今为止的口传法教，于是便把法教书写下来。其语汇是巴利文，这就是上座部法教得以传播的方言。

关于另一个第四次佛教结集，在西元一世纪晚期的喀什米尔和印度北部，属于说一切有部的鸠摩逻多拒绝阿毘达摩文本的权威性，赞成完全依赖说一切有部的经典。所以由他而来的传统，即被称之为「经部宗」。同样也在此时，西元一世纪之际，来自中亚的贵霜人征服了犍陀罗、喀什米尔与北印度，建立起贵霜王朝。在贵霜国王迦腻色伽统治期间，另一场被称为「第四次结集」的聚会，由筏苏密呾罗领导下于喀什米尔召开。当时结集的成员拒绝经部宗的主张，并把说一切有部之阿毘达摩法教编撰于《大毘婆沙论》中。这成为了说一切有部之毘婆沙宗的基础。毘婆沙宗与经部宗的法教均在印度的寺院大学里被教授着，然后延续至今日的藏传寺院。

基于佛法教授的层次内容，西藏与印度人士看待历史为非线性的，而西方人则是根据年代和事实，逻辑地组织历史材料，视历史为线性的。从西方历史角度而言，佛法在佛陀传授后的许多世纪里都没有被书写下来，而是被口耳相传、不断背诵和反覆记忆─一套至今还存留下来的习俗惯例。透过结集成立，所有佛教宗派的追随者得以一起背诵出法教内容，并找出可能的讹误。第一次结集有五百罗汉参与，其中三人各自背诵出佛陀法教的主要部份。摩诃迦叶掌理这次结集，尽管佛陀的意图是要让寺院社群保持平等。摩诃迦叶的威权导致了法教编纂与祖师法脉的出现。

第二次结集的形成是为了商议僧伽是否应该处理金钱，以及关于欲望之下阿罗汉的情况为何。由于僧人彼此的意见相异，让上座部与大众部等传统之间的寺院社群里出现分歧。

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设立了第三次结集，鉴于各派的分化及发展，藉此确保法教的纯粹，协调各种的诠释。由于对法教诠释的更深差异，说一切有部遂从上座部中分化出来。

在斯里兰卡召开的第四次结集，是为了要写下佛法教授。而在喀什米尔召开的第四次结集，则是为了要汇编相关法教，其构成说一切有部之毘婆沙宗义理体系的基础，同时拒绝经部宗的诠释。

就这样，由于缺乏一位权威中心人物，所以不同地区自然就会出现相异的诠释和见解，于是佛教遂逐渐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