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佛教伊斯蘭教狀況，1996年

在所有宗教中，佛教處境最艱難。而在佛教中艱難者當數藏傳佛教，而以西藏自治區的佛教狀況尤劇。藏傳佛教寺院的僧尼數量嚴格控制在官方容許的數字範圍內，而超出這一數字的僧尼（1996年前數字龐大）遭 到驅逐。在安多（青海），這種限制較在西藏自治區寬鬆。兩所就藏人文化官辦的佛教學院 – 分別在北京和拉卜楞，是上一世班禪喇嘛所辦的為了增加共產主義理論之影響而建立的五所中的兩所。

1996年夏，各大藏傳佛寺院的主 持和領袖都被召集到北京的佛學院，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廣泛的政治訓導。這些主持和領袖們都被要求公開在達賴喇嘛尊者與共產主義、“分裂主義”和“堅持偉大祖國統一”之 間作出抉擇。在西藏，僧尼不僅也要同樣進行抉擇，還要被迫踐踏軍警蒐集的達賴喇嘛尊者的畫像。

漢傳佛教沒有像藏傳佛教一樣的製裁。寺院活動只限向公眾開放進行祈禱活動。在北京的六百座漢族寺院中，只有兩座屬於此例，外加一座藏/蒙古寺廟。其餘均成為博物館。在每年的觀音菩薩廟會中，有 超過兩千人拜訪北京的主要佛教寺院廣濟寺。這也是中國佛教協會所在地。通常，只有百人左右在農曆每月的宗教節日期間上香供奉，而平時去的只有寥寥少數。廣濟寺的僧人數目被限制在三十人。儘 管他們每天有為時一小時共兩次佛事活動，其餘時間他們就作為寺院管理人員。因為沒有師父，這裡沒有佛法研修。僧人們打算自修。在他們的師父於1988年去世前，他們一起學習、參禪。現在他們的日常修習已經中斷，只 有個別人在自己的宿舍進行。只有一位年長的禪師偶爾來造訪，但他還要在中國國內大約二十座類似的寺院進行工作。

每年大約有八名僧人容許去國外學習，大多數人去斯里蘭卡，在那裡，佛教傳統和中國的根本不一樣。儘管漢族對佛教興趣濃厚，但政府不容許學校或者大學在正常的課程範圍內進行講授。新的寺廟禁止建造，舊 寺廟的維修一再被延遲。官方的理由是，募集修建者侵吞款項嚴重。

北京的中國官方佛教學校位於法雲寺。這是政府為了為漢傳佛教培養僧人而建立五座學院之一。其它幾座在上海、南京、安徽省九華及福建閩南。漢傳佛教在上海很強勢，福建尤其是其最活躍的地區。在 北京學校有八十名僧人，學期為四年。其他四所院校學院規模相似，同時在其它城市還有一些較小的培訓學校。他們的培訓中大多專注於政治說教。

北京的佛教居士有兩位年已七旬的漢傳佛教導師，他們信奉並傳授藏傳佛教傳統。這一協會大概有一千二百名成員。他們環境狹小、設施簡陋。儘管他們已經募捐到足夠的資金在原址上建起一座體面的建築，但 是政府不予準建。

華人在尼泊爾的藍毘尼 – 佛陀誕生地也建造了一座寺廟。今年，中國政府首次容許佛教徒到尼泊爾和印度朝香、為此寺廟開光。朝香者人數限定為八十人，都是僧人。他們當中有十人來自藏族 – 蒙古族佛教傳統，其 餘來自漢傳佛教。來自藏族 – 蒙古族佛傳統的十人禁止去印度朝香，以免和達賴喇嘛尊者接觸。費用為兩週三千美元 – 遠遠超過所需。

伊斯蘭教的狀況截然不同。儘管包括回族和維吾爾族的中國穆斯林人口大約有二千多萬。這些穆斯林共有九所較大規模的學院，每所學院學員超過百名。北京不僅有其中一所伊斯蘭教學院，而 且它也是中國穆斯林協會總部所在地。和佛教的建築設施形成強烈對照的是，這一由伊斯蘭教學院和中國穆斯林協會總部所在地共享的建築高大氣派、設備精良。該建築建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最近又得以重建。最 初建築和新建資金都部分由國家出資。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的伊斯蘭教學院規模最大。該學院由沙特阿拉伯捐資興建，氣勢宏偉。和佛教徒相比，每年有超過五十名穆斯林學生出國到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利 比亞和馬來西亞去求學。

在中國，清真寺有四十二千多座，和佛教寺廟不同，所有清真寺開放以供禮拜，沒有一座僅做博物館用。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位伊麻目為普通信眾講解伊斯蘭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教育的穆斯林比佛教徒活下來的更多。今 年，有六千名穆斯林要去麥加朝覲。這一政策在文革結束後就開始了。花費為四十天計二千五百美元。

中國政府將達賴喇嘛尊者視為第一號政治敵人，將他視作所有分裂運動的幕後人。在打擊支持達賴喇嘛尊者的情況下，必須了解藏傳佛教的打擊力度。此外，官方對佛教也總體上有所擔心。在中國，穆 斯林不會主動使他人皈依伊斯蘭教，因此他們也不會對漢人構成威脅，後者佔中國總人口的92%。然而，由於許多漢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認同佛教，佛教成為共產主義和國家贏得人民團結忠誠的直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