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状况，1996年

在所有宗教中，佛教处境最艰难。而在佛教中艰难者当数藏传佛教，而以西藏自治区的佛教状况尤剧。藏传佛教寺院的僧尼数量严格控制在官方容许的数字范围内，而超出这一数字的僧尼（1996年前数字庞大）遭 到驱逐。在安多（青海），这种限制较在西藏自治区宽松。两所就藏人文化官办的佛教学院 – 分别在北京和拉卜楞，是上一世班禅喇嘛所办的为了增加共产主义理论之影响而建立的五所中的两所。

1996年夏，各大藏传佛寺院的主持和领袖都被召集到北京的佛学院，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广泛的政治训导。这些主持和领袖们都被要求公开在达赖喇嘛尊者与共产主义、“分裂主义”和“坚持伟大祖国统一”之 间作出抉择。在西藏，僧尼不仅也要同样进行抉择，还要被迫践踏军警搜集的达赖喇嘛尊者的画像。

汉传佛教没有像藏传佛教一样的制裁。寺院活动只限向公众开放进行祈祷活动。在北京的六百座汉族寺院中，只有两座属于此例，外加一座藏/蒙古寺庙。其余均成为博物馆。在每年的观音菩萨庙会中，有 超过两千人拜访北京的主要佛教寺院广济寺。这也是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通常，只有百人左右在农历每月的宗教节日期间上香供奉，而平时去的只有寥寥少数。广济寺的僧人数目被限制在三十人。尽 管他们每天有为时一小时共两次佛事活动，其余时间他们就作为寺院管理人员。因为没有师父，这里没有佛法研修。僧人们打算自修。在他们的师父于1988年去世前，他们一起学习、参禅。现在他们的日常修习已经中断，只 有个别人在自己的宿舍进行。只有一位年长的禅师偶尔来造访，但他还要在中国国内大约二十座类似的寺院进行工作。

每年大约有八名僧人容许去国外学习，大多数人去斯里兰卡，在那里，佛教传统和中国的根本不一样。尽管汉族对佛教兴趣浓厚，但政府不容许学校或者大学在正常的课程范围内进行讲授。新的寺庙禁止建造，旧 寺庙的维修一再被延迟。官方的理由是，募集修建者侵吞款项严重。

北京的中国官方佛教学校位于法云寺。这是政府为了为汉传佛教培养僧人而建立五座学院之一。其它几座在上海、南京、安徽省九华及福建闽南。汉传佛教在上海很强势，福建尤其是其最活跃的地区。在 北京学校有八十名僧人，学期为四年。其他四所院校学院规模相似，同时在其它城市还有一些较小的培训学校。他们的培训中大多专注于政治说教。

北京的佛教居士有两位年已七旬的汉传佛教导师，他们信奉并传授藏传佛教传统。这一协会大概有一千二百名成员。他们环境狭小、设施简陋。尽管他们已经募捐到足够的资金在原址上建起一座体面的建筑，但 是政府不予准建。

华人在尼泊尔的蓝毗尼 – 佛陀诞生地也建造了一座寺庙。今年，中国政府首次容许佛教徒到尼泊尔和印度朝香、为此寺庙开光。朝香者人数限定为八十人，都是僧人。他们当中有十人来自藏族 – 蒙古族佛教传统，其 余来自汉传佛教。来自藏族 – 蒙古族佛传统的十人禁止去印度朝香，以免和达赖喇嘛尊者接触。费用为两周三千美元 – 远远超过所需。

伊斯兰教的状况截然不同。尽管包括回族和维吾尔族的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有二千多万。这些穆斯林共有九所较大规模的学院，每所学院学员超过百名。北 京不仅有其中一所伊斯兰教学院，而 且它也是中国穆斯林协会总部所在地。和佛教的建筑设施形成强烈对照的是，这一由伊斯兰教学院和中国穆斯林协会总部所在地共享的建筑高大气派、设备精良。该 建筑建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近又得以重建。最 初建筑和新建资金都部分由国家出资。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的伊斯兰教学院规模最大。该学院由沙特阿拉伯捐资兴建，气势宏伟。和佛教徒相比，每 年有超过五十名穆斯林学生出国到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利 比亚和马来西亚去求学。

在中国，清真寺有四十二千多座，和佛教寺庙不同，所有清真寺开放以供礼拜，没有一座仅做博物馆用。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位伊麻目为普通信众讲解伊斯兰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教育的穆斯林比佛教徒活下来的更多。今 年，有六千名穆斯林要去麦加朝觐。这一政策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了。花费为四十天计二千五百美元。

中国政府将达赖喇嘛尊者视为第一号政治敌人，将他视作所有分裂运动的幕后人。在打击支持达赖喇嘛尊者的情况下，必须了解藏传佛教的打击力度。此外，官方对佛教也总体上有所担心。在中国，穆 斯林不会主动使他人皈依伊斯兰教，因此他们也不会对汉人构成威胁，后者占中国总人口的92%。然而，由于许多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佛教，佛教成为共产主义和国家赢得人民团结忠诚的直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