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鶻人建立佛教國家

隨著帝國被柯爾克孜人佔領，大部分鄂爾渾回鶻人南遷。絕大多數前往吐魯番（高昌）、別失八里和庫車。這些居住著大批粟特人和少數漢人的城邦都毗鄰塔里木盆地北緣，其文化為吐火羅文化，就成了他們的自然歸宿。

回鶻人至少自4世紀起就在吐魯番少量存在，並於605年至630年代短暫統治該地。690年代至821年間，他們還時斷時續地控制了吐魯番和別失八里。現在，他們和統治著這兩座城邦的藏人達成和解。此外，自7世紀90年代，他們從中國唐朝取得庫車後就一直保持存在。

庫車也遭到來自喀什噶爾的葛邏祿人和來自吐魯番的藏人的爭奪，不清楚當前哪一方最終取得了控制權。但是，縱使葛邏祿人獲勝，它仍然是回鶻人名義上的附庸，儘管雙方戰火不息達一個多世紀。回鶻人可能既沒有遭葛邏祿人驅逐也沒有停止進一步深入腹地。由於長期和這些綠洲地區城市定居文化接觸親密，逃亡的回鶻人移居那裡並毫不費力地從游牧的草原生活方式轉變過來。

鄂爾渾回鶻人中還有三個較小的部群未能在上述塔里木北部的城邦殖民。當中最大的一支移民到藏人控制的甘肅走廊諸城邦，他們後來被稱為黃頭回鶻。另外兩支，其中一支西遷至西突厥斯坦北部回鶻人控制的東部地區，定居在吉爾吉斯斯坦北部楚河河谷的葛邏祿人中間；另一支和喀什噶爾的葛邏祿人一起生活。還有一小支東遷到滿洲地區，他們很快就被同化，再也沒有見諸歷史。

遷徙後的四支回鶻人都信奉了佛教。遷徙到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回鶻人信奉了吐魯番和庫車的吐火羅 – 粟特 – 漢地混合式的佛教形式；遷徙到甘肅走廊的回鶻人信奉了漢 – 藏混合式的佛教形式；遷徙到楚河河谷的回鶻人信奉了西突厥斯坦 – 粟特式的佛教形式。除了黃頭回鶻，其餘回鶻人數世紀後都最終皈依伊斯蘭教。為了更好的了解突厥諸民族皈依的動因，讓我們再次從摩尼教和佛教入手，就回鶻人的信仰改弦予以詳察。我們將專門探討兩個最大的群體：高昌回鶻和黃頭回鶻。

鄂爾渾回鶻貴族皈依摩尼教前，回鶻人在7世紀初統治吐魯番時已經信奉佛教。在整個鄂爾渾汗國期間，回鶻士兵及普通民眾對佛教保持著一定程度的虔誠。後來有些回鶻可汗們關於反對佛教的言辭即是明證。不過，由於粟特翻譯者的緣故，這一時期的回鶻人摩尼教典籍包含濃郁的佛教因素。此外，回鶻貴族階層也並非全是摩尼教徒。其中也有很多信仰聶斯托里教。甚至還有一些信仰佛教，其證據是821年和平條約簽署後不久，熱巴巾曾下令將數部藏文佛教經典翻譯成回鶻文。但是，回鶻人改變宗教信仰無疑有其它原因，而非熟悉佛教之故。

836年，即柯爾克孜人佔領鄂爾渾汗國四年前，熱巴巾被其兄朗達瑪暗殺。新藏王僭位後在土蕃全境對佛教實施了嚴厲打擊。目的是結束宗教公會對政治的干預，取消熱巴巾法定的更多民眾對寺院近於鋪張的供奉造成的國家經濟消耗。朗達瑪關閉了所有寺院、強迫僧人還俗。但是，他並沒有從實物上毀滅對佛教的感情或者毀滅寺院的藏經樓。雖然禁止宗教書籍，但佛教在普通信眾中仍然繼續存在。

842年，被免職的宗教公會領袖、桑耶寺的前主持刺殺了朗達瑪。一場關於王位之爭的內戰爆發了，結果是帝國分裂。在隨後的二十年裡，土蕃漸次撤出甘肅走廊和東突厥斯坦。其中有些地方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首先是敦煌，成為由當地漢人管理的歸義軍（848 – 890年代）政府；接著于闐（851 – 1006年）也由土著王室統治。其它地方如吐魯番，當地漢人從851年起就開始取得控制權，但沒有建立強力統治。然而到了866年，遷徙到這些此前由藏人控制的據點的回鶻人社團壯大並建立了自己的統治。

高昌回鶻王國（866 – 1209年）起初包括吐魯番和別失八里之間的地區，最終擴展至塔里木盆地北緣的庫車。塔里木盆地南緣的東部地區直到于闐邊境成為無人區，其後只有少數幾個藏人部落。經由此地的中原和于闐兩地間以及到西方的貿易在此停止。喀什噶爾仍然在葛邏祿人手中。

黃頭回鶻王國（866 – 1028年）佔據著甘肅走廊。歸義軍通過軍事援助驅逐了殘餘的藏人統治者，幫助這些遷移的回鶻人建立了政權。許多藏人南逃青海湖地區，在那裡最終建立宗喀國（唃廝羅政權）。黃頭回鶻不久對盟友歸義軍實施突擊，並於8世紀90年代佔領後者。

另一民族 – 唐古特人也居住該地並很快成為歷史進程中的一股主要力量。他們和藏人毗鄰；其甘肅東部領土將黃頭回鶻和長安的漢人分割開來。7世紀中葉，唐古特人迫於中部土蕃的不斷攻擊而逃離母土青海湖地區，到甘肅東部地區尋求唐朝庇護。在那裡，唐古特人首次接觸佛教。一個世紀後的安祿山之亂後，隨著逃避藏人的軍事行動而流亡到這一地區的唐古特人漸多，他們的地位也得到很大提高。

藏文化得到傳播的甘肅及東突厥斯坦所有地區都倖免於朗達瑪的滅佛行動。實際上，眾多藏人佛教徒在這些地區求得庇護，因此當鄂爾渾回鶻人到達這些地區時佛教也正在逐步興盛。但是，佛教的主要形式是漢式的，其中混雜了藏人的影響，在吐魯番的佛教形式中還有大量粟特和吐火羅成分。

與此同時，佛教在中國遭遇比在土蕃更為嚴峻的迫害。唐朝皇帝玄宗限制了佛教徒權利之後的一個世紀，漢人佛教寺院又享受了免稅。這些寺院對國家財富的佔有可謂比例失調，特別是對用於寺廟中各種神像的貴重金屬的佔有；而且，寺院在他們所屬的領地上僱傭了數量龐大的百姓。皇室后宮的嬪妃及太監對僧尼言聽計從，前者也影響著皇帝們對這些過分行為的放任態度。

唐武宗（統治時期841 – 847年）登基後，信奉道教的大臣勸諫他廢棄前任皇帝對佛教寺院的政策。這些好妒大臣對后宮干政的憂慮、對國家經濟的擔心都促使武宗採取行動。841年，武宗詔令有妻室和寄生在百姓身上的僧人還俗，並沒收寺院所有餘錢及領地。通過這一行動，他發揮了中國北方帝王傳統的佛教教義純潔性之保護者的角色。

然而，信奉道教的大臣們對皇帝的這一舉措並不滿意。他們呼籲去除所有在中國的域外影響，回歸傳統價值和道德倫理。摩尼教、聶斯托里教、佛教，都被認為是域外宗教。由於前兩個宗教在中國影響範圍有限，他們首先取消了這兩者。843年，武宗在他們影響下責令在帝國境內全面禁止摩尼教和聶斯托里教、驅逐其神職人員。這不僅影響了粟特的商人社團，也波及可能向中國唐朝尋求庇護的回鶻貴族。845年，信奉道教的大臣又勸說皇帝拆除大量佛教寺廟，沒收並熔化其他所有寺廟的金屬神像，下令所有僧尼還俗，遣散所有在寺院領地勞作的百姓，沒收所有寺院財產。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禁廢域外宗教從未禍及伊斯蘭教。穆斯林商團局限在東南沿海一帶。直到數世紀後，他們才往返於絲綢之路。當時只有粟特人、漢人和藏人在絲綢之路上進行貿易，回鶻人急於分得一杯羹。競爭可謂激烈。實際上，信奉道教大臣們的嚴苛不僅針對佛教徒，也針對摩尼教徒和聶斯托里教徒。這表明驅使他們行動的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

土蕃正陷於內戰當中，顯然會喪失對甘肅和東突厥斯坦的控制。藏人退出後在絲綢之路上填補權力真空的是回鶻人和粟特人。實際上，遭到迫害的宗教俱為粟特人、漢人、藏人和回鶻人所信奉、而非阿拉伯人或者波斯人，這就表明了唐朝大臣們的政策目標在於絲綢之路和中亞，而非南海地區。中亞的宗教迫害假如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就是出於經濟考慮，而很難說是基於信仰抑或宗教教義之故。

847年，武宗死，新皇帝宣宗處決了道教領袖，不久同意恢復佛教。然而絕大多數漢人佛教派別未能逃過次此劫難而得以存留，只有禪宗和淨土宗得到恢復。前者因為地處中國西部偏遠山區、無需倚賴佛學著述；後者因為信眾繁多而缺乏經院根基。

隨著907年末唐朝衰微滅亡，中國分裂割據，進入五代時期（907 – 960年），漢人對中亞的有效影響已經蕩然無存。中國唐朝信奉道教大臣們消滅絲綢之路上的競爭對手以獲得經濟利益的策略以失敗告終。

以上就是鄂爾渾回鶻人從摩尼教皈依佛教的政治和經濟背景。正如東突厥人的信仰從薩滿教轉奉佛教又復歸薩滿教，回鶻人此前從薩滿教轉信佛教又皈依了摩尼教。宗教的改弦和選擇主要受到三個因素影響。首先需要一種團結力量以將民族統一於新王朝之下；其次為新興的統治尋求神力支持，這是基於對不同宗教支持域外政權的成功程度的評估；再次為優先控製絲綢之路貿易取得經濟利益。

高昌回鶻和黃頭回鶻不僅開創了新王朝，而且開創了定居綠洲地帶的新型生活方式。在能夠提供神力以維護此前的鄂爾渾汗國方面，摩尼教作為一種國教已經證明破產。他們需要一種新宗教，以它為中心，團結民眾、為民眾提供所需要的世俗支持，從而使這種改弦成功完成。

土蕃帝國剛剛分崩，而中國唐朝正值離析前夕。回鶻人此前和二者均有交戈，深諳其盛衰。從游牧民族薩滿教的視角審視，二者的衰滅只能歸因於不久前對佛教的迫害。藏人和中國唐朝均已觸怒佛教神靈而失其支持。佛教之神力顯然已經被證明。在一個世紀前，回鶻人就認為唐朝被阿拔斯人擊敗以及安祿山之亂是由於佛教軟弱，因而他們拋棄佛教，轉而尊崇摩尼教。然而，系列事件的進程表明他們的估量是錯誤的。

此外，此時的土蕃和中國唐朝與絲綢之路均已斷絕聯繫，雙方都勢力衰微、不能控制仍然由粟特人掌握的利益豐厚的貿易。許多土蕃中部的藏人和漢人佛教徒流亡者逃離宗教迫害的故土後蜂擁至絲綢之路經由的東部地區，即吐魯番、歸義軍控制地區、甘肅走廊、土蕃東北青海湖地區、以及唐古特地區。這是因為佛教在這些地區仍然興盛，不受政府乾預。因此，佛教在絲綢之路東部地區無疑比摩尼教或聶斯托里教強盛。另外，由於土蕃和中國唐朝的滅佛運動剛好結束，絲綢之路沿線的佛教徒沒有強大的王室保護。僧俗兩眾均樂意於有統治者能擔當此任。

因此在甘肅和東突厥斯坦，不僅粟特人當中、而且在其他中亞民族當中佛教既已經根基穩固，既然眾多回鶻人、特別是已經在這些地區生活的回鶻人已經熟知佛教，佛教就成了高昌回鶻和黃頭回鶻君主們合乎邏輯的宗教選擇。成為佛教的擁護者，這將置他們於最強力的地位，被視為主人、絲綢之路的衛護者。因此，恰如一個半世紀前的回鶻統治者統治了吐魯番後所做的那樣，這兩個王國的統治者都號稱“菩薩王子”。

在通曉多語的粟特人幫助下，回鶻人開始將佛經翻譯成本民族文字。原文不是粟特版本，而是漢文和吐火羅文版本，也藉用了以前古突厥語譯本成分。粟特人並沒有從自己母語本譯起，或許是因為他們想維護自己獨特的文化標示而不至迷失在回鶻佛教文化之中。在該文化中，人人都因循於統一的經典譯本。

9世紀中葉，阿拔斯哈里發開始失去對中亞的直接控制，伊斯蘭教在粟特極其有限。伊斯蘭教只存在於阿拉伯人後裔和接受這一信仰的當地民眾中。後者並非武力使然，而是出於高層次伊斯蘭教文化的吸引之故。當阿拔斯人領導了針對蘇拉什特拉和喀布爾的“聖戰”時，儘管對手是佛教徒，但聖戰並非針對佛教本身。在上述兩例事件中，穆斯林領導者們混淆了佛教擁護者和反對阿拔斯人的穆薩勒米亞派和摩尼什葉派叛亂者。在很大程度上，阿拔斯人對佛教寬容，並和佛教國家保持貿易和文化往來。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隨著各突厥民族統治中亞，發生了一次重大改變。幾個突厥國家皈依伊斯蘭教，因為這些國家的領導均為阿拔斯旗下通過皈依伊斯蘭教獲得自由的奴隸兵首領。而其中一支 – 喀喇汗國，基於和東突厥人、回鶻人在更早時期就改變信仰而信奉了佛教、薩滿教或者摩尼教的同樣原因，也自願接受了伊斯蘭教。這些突厥首領主要考慮的是得到神力以維護政權的問題和如何獲得對絲綢之路貿易控制的政治地緣方略。在此背景下，伊斯蘭教進一步向中亞和印度的傳播以及和這兩個地區佛教間的關係就更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