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末藏人的政治 – 宗教变化

756年，巴·尚喜使团随带佛经返回土蕃。由于当时反对佛教的气氛，巴·尚喜暂时将所带典籍藏匿了起来。但是，他鼓励年幼的赤松德赞依然崇佛。

761年，赤松德赞成年。藏王即位后正式宣布自己是一名佛教徒。接着，他派出使团到位于北印度开国不久的波罗印度（750 – 12世纪末）。他责成拔·塞囊率领使团邀请佛教大德、那烂陀寺主持寂护首次入藏。

这位那烂陀寺主持抵达不久土蕃爆发了天花。朝中的排外势力将此疫责难于寂护，并将其驱逐出土蕃。739年类似瘟疫发生后，他们也将汉地和于阗僧人逐出土蕃。

阻挠赞普加强宇内佛教地位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赤松德赞是一个强权而有雄心的藏王。在他统治期间，土蕃奉行侵略扩张政策。乘唐朝在安禄山之乱后势衰之际，他重新夺取了此前由唐朝占领的大部分土蕃东北地区。他甚至在回鹘牟羽可汗稍早皈依摩尼教的763年，一度占领唐朝首都长安。

接着，赤松德赞进兵甘肃走廊，阻断了中国唐朝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这一通道属于吐鲁番和库车的唐朝前哨基地之间的丝绸之路北支线。这迫使汉地贸易绕过藏人控制的疆土而往北途经内蒙古的回鹘人区域。于是，为了控制唐朝政府只是名义上占据的吐鲁番和别失八里，藏人和回鹘人、中国唐朝陷入了兵分三路的持久战。而汉地贸易虽然绕道内蒙古，但要到达丝绸之路北部干道，需要经由上述两座城市。

军事胜利鼓舞了赤松德赞的信心、也加强了他的权力，他再次派遣拔·塞囊邀请寂护入藏。这一次，这位印度主持随行带来莲花生（“宝贝佛爷”）以降伏土蕃境内有害佛教发展的恶灵。

数世纪以来，即便王政更迭，比哈尔的印度佛教寺院如寂护的母寺那烂陀享受着延绵不绝的政府支持。此前笈多王朝的哈法尔王供奉了一千名那烂陀僧人。他甚至行触足之礼以表示对中国僧人玄奘的尊敬。

当时的波罗王朝对佛教的支持较之更甚。王朝第一位皇帝瞿波罗（750 – 770年）敕造了欧丹多富梨寺，而第二位皇帝达磨波罗（770 – 810年）建造了超戒寺和苏摩普梨寺。尽管达磨波罗将疆域向西扩展到犍陀罗边界、向东扩展到了孟加拉边界，他从来没有将佛教寺院的发展和国家政治、军事的盛衰相联系，也没有试图整治佛教寺院。北印度的寺院享有完全自由的宗教教育。

766年，赤松德赞仿效波罗王朝的瞿波罗，以欧丹多富梨寺为原型敕造了桑耶寺。这是土蕃第一座藏人主要用于佛事的佛教寺院。建造过程中，首批七名藏人受戒出家。775年寺院落成时，已经有超过三百名藏人为僧。此前，土蕃只有为数不多的佛教庙宇和为域外僧人（例如720年的于阗和汉地的流亡僧侣）建造的小型寺院设施。

尽管土蕃僧人按照印度传统履行受戒，赤松德赞追求的是一种文化综合政策。然而，其政策的部分动机也可能出于政治权宜。他需要平衡朝中三股相互竞争的势力：藏人、亲印度派和亲中国派。因此，他将桑耶寺的主殿建成三层，分别为藏式、北印度式和汉式风格。这让人想起土蕃王朝的创立者松赞干布，他试图通过和象雄、尼泊尔和中国唐朝的政治联姻取得类似的平衡。

赤松德赞尽管为了控制丝绸之路的西端而向中国唐朝开战，但他并非对汉文化、尤其是佛教有所成见。他的军事目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

安禄山之乱平息、皇权恢复后，后继的唐朝皇帝们不仅取消了玄宗皇帝实行的限制佛教政策，而且予以赞助。但是，和波罗印度的境况不同，汉人佛教徒也反过来同样维护政府。至于这是源于佛教徒的主动抑或是国家利用佛教的普及来支持自身统治之政策则不得而知。考虑到前隋创建者自称为转轮圣王（佛教世界之王）和唐朝女皇武则天自称为弥勒佛的先例，后者似乎更有说服力。

766年，代宗皇帝（统治时期763 – 780年）在五台山新建了一座寺院，命名为“镇魔庇民金阁寺”（即金阁寺）。同时出现了流行的汉人佛教经典《仁王经》。在768、771年，为了维护佛教的“纯洁”、消除摩尼教有损前者的虚假模仿，唐朝皇帝对摩尼教再次实施了空前的迫害。

这种发展延循了六朝时期中国北方佛教的模式。当时中国北方非汉人统治者们严格控制着佛教寺院、供养这些寺院以为各自的军事胜利做法事。反过来，寻求官方保护以在艰难世事中得以苟存的僧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统治者是佛、并为其政府效力，甚至放弃纯洁的佛法教义以支持其苛政。

赤松德赞有强烈的兴趣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这些最新发展，以符合他追求综合土蕃、印度、中国文化的政策。因此，在760年代后期，他不仅派遣了巴·尚喜，而且派遣拔·塞囊再次出使中国唐朝。使团返回时，赤松德赞在红岩敕建了佛庙拉昂囊。庙宇地址靠近王宫、距离兴建中的桑耶寺不远，其样式仿照“镇魔庇民金阁寺”。庙宇暗示佛教像在汉地中国一样居于第二位，并为日益昌隆的王权利益服务。

775年桑耶寺建成。赤松德赞任命寂护为首任主持，而莲花生在寺院落成不久前已离开土蕃。因为莲花生觉得藏人还没有做好接受最深奥的佛教教义，特别是大圆满法的准备。因此，他将相关典籍藏匿在桑耶寺内的墙壁和柱子中以备将来时机成熟时再取而用之。

当时，北印度和汉地僧人都受邀到桑耶寺帮助翻译并教授佛经。然而，桑耶寺在最初并非完全专注于佛教。寺院活动围绕范围更广泛的文化层面展开。本地的泛土蕃传统宗教大师也身居桑耶寺。他们将像雄文的材料翻译成藏文。桑耶寺在这方面也反映出王室的文化综合政策。

779年，赤松德赞宣布佛教为土蕃国教。他豁免了部分富裕家庭的税收，而让他们供养增长迅速的佛教社团。其中两百多家庭向拉萨的主要寺庙提供给养，每三家供养一名僧人。

赤松德赞采取这一行动或许是受到尼泊尔李查维王朝希瓦·德瓦二世（704 – 750年）的启示。749年，这位尼泊尔国王尽管没有宣布佛为国教，但指令整个一村庄供养他的私人寺院希瓦·德瓦精舍。尽管苏拉什特拉的梅特腊卡王朝和罗湿陀库闼王朝诸王有供养瓦勒比各寺院的类似政策，赤松德赞知晓这一先例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赤松德赞仍然追求着文化的综合。781年，他请求唐朝新任皇帝德宗（780 – 805年）每隔一年派遣两名汉僧到桑耶寺教导藏人。两年后，经过在吐鲁番和别失八里的数十年交戈，中国唐朝和土蕃终于签署和约，唐朝军队控制了这两座东突厥斯坦城市。

783年，桑耶寺的印度主持寂护去世。寂护在去世前告诫赤松德赞，将来由于汉人的影响，佛教教义在土蕃将衰落。他还建议藏王从印度邀请他的学生莲花戒到时来解决这一问题。

赤松德赞委派拔·塞囊继任寂护作为桑耶寺的首位藏人主持。同年（783年），藏王建立了由桑耶寺主持领导的宗教公会以决策所有宗教事务。这是藏人政府模式中既有世俗官员也有神职人士之滥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解读这一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三十年后在喀布尔沙和那位藏人指挥官投降阿拔斯人后，伊斯兰教并没有在土蕃及其属国得以传播。

当时土蕃朝中有三股主要势力 – 亲印度派、亲中国派和排外派。各派都得到不同部族支持。拔·塞囊出自亲印度的一个部族。到波罗印度和中国唐朝的两个皇家使团都由拔·塞囊带领，他清楚，相比而言，佛教在前者比在中国更受垂爱。佛教寺院在波罗印度享受国家供奉，享有完全的自主而无任何对国家的义务。寺院和政府二者从不干涉对方事务。此外，自从拔·塞囊出使以来，历任波罗王均向土蕃朝廷纳贡，尽管这种描述很可能是波罗印度派遣贸易代表团之委婉言辞。不过，其中之玄机也可能是波罗政府也在资助土蕃的佛教机构。而在另一方面，佛教寺院在中国唐朝得到政府供奉是以接受政府控制为代价。

在中国，尤其在北方，佛教得到政府供奉、同时又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然而，由于王权频遭问鼎与更迭，佛教也常常根基难稳。例如拓拔氏北魏一朝设有专门政府机构管理宇内佛教寺院，其中僧人领袖由皇帝选任。这一机构有权力驱逐寺院内蔑视寺规、滥用僧人身份、品行败坏的僧人。通常，该机构依法行使自己的常规职能。然而，当对王室厚爱佛教有所嫉恨的大臣掌权时，这一机构被取缔了，接踵而至的是对佛教徒的全面迫害（例如446年）。

赤松德赞设立宗教公会可能沿袭了汉地中国的模式，但也糅合了一定的印度和土蕃要素。根据印度 – 尼泊尔先例，政府将通过豁免部分家庭的税收而令其向寺院及僧侣提供资粮以供奉寺院。诚如在中原，寺院也将为国运昌隆而做祈祷。这也与土蕃佛教前本土宗教通过祈祷为王廷服务的悠久传统相契合。如同中原，宗教公会将处理佛教内部事务；而如同印度，公会将享有不受政府约束的完全自主。

拔·塞囊作为朝廷中亲印度派部族成员、首任宗教公会领袖，自然倾向于和印度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而疏远中国唐朝。此外，他尤其关切要避免中原式的官方控制（寺院）和对佛教的迫害。然而在政治较量上，赤松德赞刚刚向中国唐朝俯首。这也加强了亲中国派在土蕃朝中的权势。该派推动藏王实行中原式的政府控制寺院政策的时机成熟了；朝中的排外派反对与中国唐朝保持密切关系、重新清除域外势力影响（包括佛教影响）的时机也成熟了。

拔·塞囊和宗教公会需要作出决断并迅速行动。其结果要加强公会地位，不仅要完全自决，而且能够有力影响政府。因此，拔·塞囊说服赤松德赞容许宗教公会所有成员参加所有大臣会议、并拥有高于大臣的权力。在这位藏人主持的首倡下，宗教公会很快比朝臣更具权力。

784年，作为第一步，宗教公会开始肃清保守的排外势力，将其领军人物放逐到吉尔吉特和南诏 – 现在的中国云南省。因为这一派在二十九年前暗杀了现任藏王的父亲、并发动了为期六年的灭佛运动，排外势力显然是最大的威胁。

12世纪的土蕃佛教编年史将上述事情描述成对反佛教的苯教僧侣的迫害。尽管后来在吉尔吉特和南诏出现组织化的苯教信徒表明遭到流放者大多信仰佛教之前的土蕃传统宗教，但次此肃清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并没有基于宗教教义差异。毕竟，在11世纪末，苯教并非一个组织化的宗教，“苯教”一词只是指这一反对势力 – 土蕃朝中的排外派。

直至当时，佛教大德和土蕃传统宗教大师仍在桑耶寺并肩工作，翻译各自典籍。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式极其不稳定，于是桑耶寺的土蕃传统宗教领袖占巴南木喀将其大多宗教典籍藏匿在寺内墙罅隙里以期保存。后来的藏人苯教史支持宗教迫害说，认为占巴南木喀假装接受佛教以便继续在桑耶寺保护这些典籍。然而，不管占巴南木喀的皈依处于什么动机，很明显，这位苯教大师仍然居住在桑耶寺。他在肃清政策之后教导了一种苯教和佛教混合的形式，受业者如著名的翻译大师遍照护（“大译师”）。

土蕃苯教和佛教史料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事项来记述事件。然而，没有藏文资料说占巴南木喀或追随者被迫放弃他们的传统信仰而皈依佛教。更为可能的是，至少在松赞干布时候，本土的藏人信仰和佛教已经互相交融。这位藏王曾经下令这两个宗教都举行祈祷，而占巴南木喀只是延续或者说推动了这一潮流。由于桑耶寺双方大师的共处，这两种宗教系统的相互影响无论如何也会自然发生发展。

如果不是全部、大部分被清除出朝廷的排外政治势力可能信奉藏人的传统宗教。然而，这并非必然意味着如那些宗教史欲使我们要相信的，所有这一宗教仪式的实践者和这一信仰系统的所有元素都在土蕃遭到禁止。821年，吐蕃和中国唐朝签署第二次和约时实行了完整的本土宗教仪式，其中包括祭牲。11世纪初，组织化的苯教创立者和折衷的苯教 – 佛教大师们发现了占巴南木喀藏匿的典籍。上述两件事实清楚表明土蕃的宗教公会并未实行强迫皈依佛教的政策。这也表明什至在784年的肃清之后，本土宗教仍然在土蕃受到宽待。

这就是藏人本土信仰和藏人之实情，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可靠结论：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土蕃的宗教公会没有向土蕃政权施压支持粟特的叛乱以迫害域外宗教 – 伊斯兰教，并使非藏人也皈依佛教。

784年的肃清之后，土蕃朝廷剩下两股敌对势力。部分来自有权势的土蕃东北地区的部族倾向于中国唐朝。摄政王太后墀玛伦就来自这一部族。另一势力是来自土蕃中部的敌对部族，拔·塞囊即属于此部族。该部族不信任唐朝并支持和后者进行持久战，而寻求和波罗印度以及强势的宗教公会有更亲密的联系。

786年，和唐朝三年的和平终止了。回鹘人援助了针对唐王室的朱泚叛乱（783 – 784年），而藏人帮助唐朝军队击败了前者。唐朝廷答应移交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作为藏人援助的回报。当唐朝皇帝对承诺熟视无睹而对藏人发动了进攻。

此后五年里，藏人从中国唐朝手中取得敦煌，在和回鹘人争夺吐鲁番和别失八里时又消灭了唐朝军队，再次证明了吐蕃对塔里木盆地南部各国、尤其是对于阗的牢固控制。回鹘人也利用这一形式将其名义上的附庸葛逻禄人逐出准噶尔和西突厥斯坦北部部分地区，并从中国唐朝手里取得库车。然而，唐朝军队并没有停止对藏人控制河西走廊的挑战。

就在此唐朝 – 土蕃关系期间，藏王赤松德赞召集了著名的桑耶寺辩论（792 – 794年间，由于佛教主要自汉地和天竺传入吐蕃，二地僧人分别坚持自己的观点：汉僧持“顿悟”之见，天竺僧则主张“渐悟”，彼此互不相容，迫使赤松德赞决心以辩论解决佛教内部不同见地的斗争。最后以汉地佛教失败宣告辩论结束，天竺佛教遂在吐蕃取得独占的合法地位。这一佛教内部的斗争，史称“顿渐之争”）。来自北印度的佛教代表在辩论中击败了汉地佛教僧人，一劳永逸地决定了在土蕃信仰的佛教形式是北印度而非中原的。医学体系的采纳上也发生了一场类似的辩论，其结果也相似。然而，这一发展恰如反对唐朝势力在政治观点上的胜利之于印度佛教哲学教条和医学对中国唐朝的胜利。宗教公会无疑支持亲印度一派而非亲中国一派。此外，拔·塞囊作为大多辩论的仲裁也表明他拥有影响结果的机会。

797年藏王赤松德赞退休和去世的下一年。，其子牟尼赞普统治时期797 – 800年）继位。继承牟尼赞普大统的是他的二儿子赤德松赞（统治时期800 – 815年），又称赛那累。赛那累统治时期，哈里发马蒙完全视土蕃为一强国，并对自己构成威胁，特别在土蕃及其盟友威胁到粟特并支持叛乱时。但是，哈里发对土蕃出兵动机的分析及随后将二者的冲突称为圣战是不正确的。

重新取得对东突厥斯坦的控制后，土蕃必然寻求将领土扩张到西突厥斯坦，因此也必将试图破坏对方的稳定。但是，土蕃无意破坏敌方的宗教。宗教公会的僧侣醉心于获取无可匹敌的土蕃内部权利以保证佛教在宇内的壮大。一旦清除了朝中反对或妄图控制政府的势力，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是编纂词典以使梵文 – 藏文翻译标准化、规范经典的翻译以使佛教被充分理解并保持纯洁。他们对其它宗教抑或佛教在土蕃内外的传播并不关心。

再者，在支持粟特的伊斯兰教穆萨勒米亚派和摩尼什叶派的反对阿拔斯人的叛乱中，土蕃也根本没有表现出对这两个宗教派别的热衷。藏王赤松德赞选择印度佛教作为土蕃主要宗教的诏书也明确了不接受摩尼教。土蕃重复着中国唐朝玄宗皇帝对摩尼教的批判，即摩尼教是基于谎言的对佛教的肤浅模仿。

815年藏王赤德松赞去世，这是拔斯人能够打败土蕃附庸喀布尔沙、随后又能进一步入侵藏人控制的吉尔吉特的一主要原因。赤德松赞的儿子、新任藏王热巴巾（统治时期815 – 836年）年幼登基，土蕃王廷权力脆弱。然而，不久热巴巾成年。他大权在握，进一步加强了佛教的地位。

819年，随着塔希尔政权建立，阿拔斯人撤出喀布尔和吉尔吉特。821年，土蕃和唐朝签署第二次和约，次年和回鹘人达成类似和约。藏人保留甘肃走廊、敦煌、吐鲁番和别失八里。后两座城市在此前的三十年里曾在藏人和回鹘人之间几度易手。

在胜利的驱使下，藏王热巴巾建造了很多佛教庙宇以庆祝和平，并将首都从雅砻河谷迁至拉萨 – 土蕃主要的佛教神殿所在地。根据藏人宗教史记载，热巴巾还设立了翻译机构以编纂一本梵文 – 藏文词典，以将佛经翻译从风格和术语上标准化。实际上，这一工程在他的父亲赤德松赞时代已经开始了。这种宗教史将此归功于热巴巾以支持他们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热巴巾作为当时佛教的三大主要保护者，继而视作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这也呼应了那些将这三位菩萨说成分别是土蕃、中国和满洲、蒙古里亚的佑护佛，而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1357 – 1419年）是这三者之体现的传统说法。

然而和威猛的金刚手菩萨一样，热巴巾的宗教热情也稍过狂热。他不仅将供养每名僧人的家庭由三家增至七家、从而使国家经济紧张，而且下令将任何敢指点谑笑僧人者的手指砍掉。看到佛教地位如此强大，阿拔斯人也就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喀布尔沙皈依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在土蕃及喀布尔和吉尔吉特属国的传播没有产生持续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