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早期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不和
阿拔斯人从西突厥斯坦成功驱逐了中国唐朝军队，而安禄山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对喀什噶尔、库车、吐鲁番和别失八里的控制。然而是葛逻禄人和藏人、而非阿拔斯人从这一权力真空中获益。葛逻禄人南下取得碎叶、费尔干纳，最终又取得喀什噶尔；而藏人重新加强了对塔里木盆地南部城邦的控制，尤其于790年收复于阗。藏人完全割断了于阗人对唐朝的效忠。但是，唐朝仍然在库车保留着一个小型前哨基地、并兵分三路就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与藏人和回鹘人进行持久战。
阿拔斯人从未能够扩张到此前由唐朝控制的任何一西突厥人地域，因为他们在粟特即刻陷入了伊斯兰教的内部纷争。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继位后就将阿卜·穆斯林 – – 帮助阿拔斯人建立哈里发王朝的大夏人、什叶派穆斯林处死。尽管前任哈里发阿卜·阿巴斯已经实践了对他辽阔疆土上的非阿拉伯臣民无所偏佑的诺言，哈里发曼苏尔恢复了在种族上偏爱阿拉伯人和在教派上偏袒逊尼派的倭马亚传统。结果，粟特反对阿拔斯统治的人们将阿卜·穆斯林追认为他们反对阿拉伯人主导的伊朗文化之捍卫者。他们利用阿卜·穆斯林的蒙难借机反叛以为复仇。后来，他们甚至将阿卜·穆斯林视作一位先知。
阿卜·穆斯林起初用他标志性的黑色旗帜象征阿里家族。阿拔斯人循此先例，亦以黑色作为旗帜和衣服的颜色。作为抗议，阿卜·穆斯林反叛者采用白色作为旗帜和衣服的颜色，而白色恰巧是摩尼教所崇尚的颜色，摩尼教徒的袍子即用此色。古叙利亚语中称摩尼教徒为“穿白袍者”。
摩尼教形式众多，和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或者佛教相混合以迎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摩尼教思想深奥，吸引了很多供职于阿拔斯朝廷的知识分子，他们由此发展了一个摩尼教和什叶派相结合的伊斯兰教派别。阿拔斯王朝作为正统派的守护者，最终将摩尼什叶派视作威胁。阿拔斯人冠之以异端，怀疑其追随者和粟特的阿卜·穆斯林反叛者同族、反阿拔斯人统治的同情者，因而加以迫害。尽管摩尼什叶派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派别幸存下来，但其众多追随者后来融入了以斯玛利甚叶派。后者最终又成为阿拔斯人残酷迫害的对象。
后继哈里发马赫迪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粟特人被阿卜·穆斯林的同伴、“蒙面先知”穆盖奈领导的白袍反叛者所控制。乌古斯突厥人也身着白袍，尽管他们从未皈依伊斯兰教，但给予叛乱者军事援助。此际，粟特的叛乱者们追随了另一伊斯兰教派别 – – 穆萨勒米亚派。该派的许多习俗去除了正统传统，例如一日的五次礼拜。因此，阿拔斯人平息粟特叛乱者和乌古斯突厥联盟者的行动也成为维护伊斯兰教纯洁性的运动。
780年，阿拔斯军队扑灭了布哈拉的一起叛乱，但更猛烈的暴动前仆后继。阿拔斯人于是专注于平叛和反对穆萨勒米亚派和摩尼什叶派以维护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可能是由于此前琐罗亚斯德教教士皈依伊斯兰教并建议政府在宗教事务上施以萨珊式的独裁主义，他们处理含有摩尼教因素异端时更急迫、更严苛。
阿拔斯人毁坏瓦勒比
780年代初期，信德的阿拔斯统治者攻打了苏拉什特拉，毁坏了瓦勒比规模巨大的佛教寺院群落。755年罗湿陀库闼王朝覆灭后，这些宗教机构失去了王室支持而变得异常脆弱。但是，对这场劫难的理解需要放在在粟特起义和对穆萨勒米亚派及摩尼什叶派运动的迫害背景中去理解。
瓦勒比不仅是佛学中心，也是耆那教白衣派圣地之一。瓦勒比耆那教庙宇众多，而非仅有佛教寺院，阿拔斯军队将二者都夷为平地。事实上，耆那教庙宇完全可能成了阿拔斯人的军事目标他们被称为“穿白衣者”是因为这一派别的耆那教僧人穿白色僧袍。无疑，信德的阿拉伯统治者将这一派别的耆那教徒和穿白衣的阿卜·穆斯林穆萨勒米亚派反叛者、其支持者乌古斯突厥人和摩尼什叶派相混淆，因此自然视之为威胁，觉得应该予以消灭。由于在瓦勒比他们没有将佛教寺院和耆那教庙宇区别看待，于是就全部予以毁灭。
一般的历史记载将毁灭瓦勒比作为伊斯兰教不容忍其他信仰的一个例子，为了对历史学家们的判断作出客观评估，让我们对阿拔斯人的宗教政策予以详察。
对摩尼教和其他非穆斯林宗教的不同政策
尽管对穆萨勒米亚派和摩尼什叶派发动了圣战，在苏拉什特拉很可能将耆那教徒和佛教徒错当成上述派别的支持者，早期的哈里发们依然延续着倭马亚人对非穆斯林的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广泛给予作为臣民的佛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犹太教徒迪米地位。在阿拔斯帝国境内唯一受到迫害的非穆斯林是摩尼教信仰者。
阿拉伯人在粟特正无意中延续着此前统治粟特的伊朗萨珊人和中国唐朝反对摩尼教的政策，但这次却原因不同。首先，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摩尼教徒无疑被视作摩尼什叶派教徒之同伙。其次，由于其强大的宣教活动、号召超越此世的黑暗与污龊，摩尼教无疑挑战了正统伊斯兰教对阿拔斯王朝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因此，任何探求摩尼教信仰者被控为摩尼什叶派，换句话说，被控为反对阿拔斯统治的叛乱者。
阿拔斯人对印度文化的强烈兴趣
阿拔斯人不仅给予境内非摩尼教的非穆斯林以受保护臣民地位，他们对域外文化、尤其是印度文化颇感兴趣。尽管在伊斯兰教出现前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已经有诸多经济文化接触，商人和留居者在对方土地上生息，倭马亚人的征服和随即占领信德激发了更多的交流。例如，762年，哈里发曼苏尔完成了阿拔斯帝国新首都巴格达城的建设。首都不仅由印度工匠和工程师设计，他们还以梵文（巴格达）命名这座城市，意思是“上帝的礼物”。
771年，信德的政治使团将有关印度天文学的典籍带到巴格达。这标志着阿拉伯人对这一学科兴趣的滥觞。处于宗教考虑，即为了准确确定麦加的方位和新月初出的时间，阿拔斯哈里发意识到在天文和地理上进行更加精确计算的重要性。哈里发也认识到，不仅在上述学科，在数学和医学上，印度文明在这一地区发展程度最高。这些科学是在非穆斯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并没有完全妨碍阿拉伯人对此的开放态度。
继任哈里发马赫迪 – – 他的军队破坏了瓦勒比 – – 建立了翻译机构，招纳不同地区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者开展了翻译活动，将典籍、特别是有关科学的典籍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很大一部分著作源自印度，而来自信德的翻译者也并非都是穆斯林。其中许多是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阿拔斯人非常务实，对知识富有兴趣。从根本上讲，他们不反对任何印度或者其他外国的非摩尼教宗教。帝国的哈里发似乎严格遵守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
这种心态开放、无宗派主义的求知政策不是一现昙花，继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时期786 – 809年）后继了这一政策并将其发扬光大。例如，他的穆斯林朝臣叶海雅伊本巴马克是纳缚僧伽蓝一位执事高僧的孙子。在巴马克影响下，哈里发将更多印度的学者大师邀请至巴格达，其中佛教徒数量尤多。在这里，这些佛教徒学者无疑了解到阿拔斯朝廷中知识阶层的摩尼什叶派倾向以及当朝政府视之为威胁的状况。
翻译机构此前专注于科技著作，后来也开始翻译宗教性质的典籍。例如，此后出现了一本阿拉伯语版本的有关佛陀早期生平的著作《佛传》。该书以两本梵文典籍为基础：《本生鬘论》和马鸣的《佛所行赞》。书中部分内容被巴格达诗人艾本尼·拉希吉（750 – 815年）编入他的史诗《佛陀传》中。尽管该史诗已经亡佚，但后来出现更多不同语言的类似作品。现存最早的阿拉伯语本是由库姆的伊本·巴布亚（？ – 991年）所著。该著作由伊斯兰底本传入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学，成为巴兰和约瑟法特的传奇，其中仍然保留了许多佛教教义。阿拔斯人开放心态的又一证明是这一时期着手的《群书类述》，这是一个涵盖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文化典籍的目录册，其中收录了一系列佛教著作。
伊斯兰教在西突厥斯坦非穆斯林人的发展
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王朝最伟大、也是最博学的哈里发。在他统治下，阿拉伯诗歌、文学、哲学、科学、医学以及所有艺术百花齐放。在此时期，高层次的阿拉伯文化对西突厥斯坦的非阿拉伯人、非穆斯林艺术家、地主及城市居民的吸引日益剧增。而这些文化思想和游牧草原武士的文化思想大相异趣。结果，这些人逐渐皈依了人数空前增长的穆斯林的信仰。受保护的非穆斯林的宗教如佛教在乡村贫困的绝大多数农民阶层仍然很强势。随着这些人在民族和宗教上都成为少数派，他们对自己宗教的信仰比以前更加严格。他们特地成群结队地去圣地进行祈祷活动。
对毁坏瓦勒比的评价
阿拔斯人毁坏瓦勒比的佛教寺院必须放到上述这一大背景中予以观察。当时在粟特和大夏，伊斯兰教正不断通过其高深的文化知识、而不是通过宝剑赢得皈依者。佛教在文化和学术的博大上必然不会有所欠缺。但是要领略佛教文化知识需要走进寺庙。纳缚僧伽蓝虽然在当时仍然运转，但其盛名已在衰退，寺院已经成为一所学院。该寺院佛教徒众多。而当时最大的佛学综合性学院如那烂陀寺距离北印度中部遥远。因此在中亚，高层次的伊斯兰教文化越强大、越容易接近，它就越能削弱上层的、教育良好的城市阶层的佛教信仰。这一行为首先是一种和平机制。
因此，瓦勒比的毁灭在当时宏观的宗教潮流和早期阿拔斯官方的宗教政策中只是一次例外。对此有两个合理的解释：这抑或是某一狂热的军事将领随心所欲的杰作，抑或是一个错误指令下的行动。由于阿拉伯人将当地“白衣”耆那教徒和阿卜·穆斯林的支持者相混淆、继而将当地的佛教徒和耆那教徒未加区别。这不是特地针对佛教的“圣战”。
阿拉伯词汇“圣战”本意是“奋斗”，即为安拉服务。这不是一种旨在通过武力使不信教者皈依伊斯兰教这一唯一纯真信仰的圣战，这是一种为了保护穆斯林因遵行纯洁的伊斯兰教信仰而遭到攻击、或者阻碍他们的宗教生活所采取的军事行为。瓦勒比的佛教徒并没有威胁到伊斯兰教，因此成为了正当的“圣战”的错误目标。
阿拔斯人入侵犍陀罗
751年，尽管葛逻禄人和阿拔斯人在怛逻斯河打败了唐朝军队，前者扩张到了碎叶、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不久便中断了和阿拉伯人的联盟，加入藏人及其附属盟友喀布尔的突厥沙希一方。支持阿卜·穆斯林起义的白衣乌古斯也加入该联盟，以合力夺取阿拔斯控制的粟特和大夏。因此，这一联盟更加大力支持反对阿拔斯人的阿卜·穆斯林式的反叛。例如拉非·本·莱思在撒马尔罕领导的806至808年的叛乱。联军甚至包围撒马尔罕城以援助叛乱者。
808年，哈里发拉希德死于去撒马尔罕的平叛途中。他死之后，帝国根据遗愿分封给两个儿子。然而，哈里发的两个儿子和藏人及其同盟达成了暂时的和平，以发动内战、夺取对其父全部遗产的控制。马蒙获胜成为继任哈里发。无疑，马蒙将其父之死责难于藏人 – 突厥沙希 – 葛逻禄人 – 乌古斯人联盟，将帝国的命运和粟特的阿卜·穆斯林反叛相联系，于是宣布了圣战，并派遣法德勒·本·赛赫勒将军对犍陀罗的突厥沙希发动了全面战争。
815年，阿拔斯人取得胜利，突厥沙希的统治者喀布尔沙被迫在木鹿向哈里发投诚并皈依纯洁的伊斯兰教。作为整个国家投诚的象征，喀布尔沙给麦加送去一尊金质佛像。该佛像在克尔白存放了两年，供民众参观，其旁附有安拉已经引领藏王皈依伊斯兰教的告示。当时的阿拉伯人将藏人与其同盟喀布尔的突厥沙希相混淆。817年，阿拉伯人将佛像熔化铸成金币。
取得对突厥沙希的胜利之后，阿拉伯人攻打了藏人控制的吉尔吉特地区并很快将之兼并。阿拉伯人将俘虏的一个藏人指挥官在凌辱中送回巴格达。尽管取得了对藏人的胜利、并从葛逻禄人手中夺取了费尔干纳，阿拉伯将领们并没有将胜利向东方或北方推进。这是因为地方军事领导们开始作为总督接手西突厥斯坦和东部伊朗、并以独立的伊斯兰教诸侯国的身份进行统治，而阿拔斯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正在迅速丧失。
大夏是第一个宣布自治的地区。塔希尔将军在大夏创建了塔希尔王朝（819 – 873年）。随着阿拔斯人退出喀布尔和吉尔吉特，将注意力转向更为紧迫的事情，藏人和突厥沙希重新获得了他们以前的疆土。阿拔斯人尽管强制这些地区的领导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们并没有迫害当地的佛教信仰。事实上整个这一阶段，阿拉伯人都保持着和藏人的贸易关系，主要是麝香进口。穆斯林和佛教徒间甚至建立了文化联系。例如，法兹尔·乌拉在这一时期将波斯语古典名著《蔷薇园》和《果园》译成了藏文。
阿拔斯人行动及其胜利的分析
哈里发马蒙将他对付藏人 – 突厥沙希 – 葛逻禄人 – 乌古斯人联盟称为“圣战。”他在捍卫他的伊斯兰教臣民免受狂热的异教徒以恐怖和叛乱的方式来妨碍他们的纯洁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在取得胜利后，马蒙不仅迫使喀布尔沙皈依正统的伊斯兰教，还将佛像送回巴格达在克尔白进行展览，作为伊斯兰的胜利明证。
回顾激发阿拉伯人摧毁瓦勒比的必然原因，马蒙可能将他所征服的敌人错当成穆萨勒米亚派和摩尼什叶派成员。他对这二者的“圣战”运动可能仅仅是其父此前在国内的运动之扩展。但是，尽管这一域外联盟者们支持阿卜·穆斯林起义，他们并没有追随后者或者摩尼什叶派的信仰。如果他们拥抱了后者的话，藏人和葛逻禄人在此时期同摩尼教世界的卫道者 – 回鹘的战争则毫无意义。
藏人无疑忽视了粟特人叛乱中的伊斯兰教因素。此外，和六十年前唐朝的努力类似，藏人试图破坏阿拔斯人在粟特的安定也并非是为了让当地人皈依佛教的宣教事业。这纯粹是政治和经济行动，目的是擢取权利、获取领土和控制丝绸之路贸易的税收。当时藏人的宗教领袖们正专注使佛教在自己的宇内扎稳脚跟、避免佛教内部的败坏和被俗界所控制。尽管这些领导人参与政府，他们的影响面并没有延及军务。他们对外事务纯粹专注于和波罗印度（8 – 12世纪）及中国唐朝的文化关系、以及佛教在土蕃的未来。
反之，阿拔斯人也无疑忽视了突厥沙希和藏人的宗教信仰。他们看到的只是外国势力在支持旨在混淆穆斯林信仰和夺取阿巴斯权利的一个极端教派。实际上，“圣战”针对的是突厥沙希和藏人的政治、而非他们的佛教信仰。
马蒙绝非眼界狭隘、宗教狂热。和其父哈伦·拉希德一样，马蒙在文化上心胸开阔，继续赞助着印度典籍的翻译工作。他在位期间不仅见证了阿拔斯王朝科学时代的又一高潮，而且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臣民中对印度文明的实用知识进行了空前的传播。例如，815年，哈里发打败突厥沙希的同一年，贾希兹（大约776年）在巴格达出版了《黑人之于白人的优越》一书，其中饱含着对印度文明成就的赞誉。当时的阿拔斯人对印度的情感是积极的，这种感情无疑延及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人，包括佛教徒。
如果马蒙的“圣战”是针对佛教本身，他不仅应该只对藏人 – 突厥沙希 – 葛逻禄人 – 乌古斯人联盟，也应该针对佛教更为昭彰、根深蒂固的印度次大陆。然而喀布尔胜利之后，哈里发的军队攻打了吉尔吉特和费尔干纳而非乌金。他们的目标不在佛教。
让我们对马蒙在犍陀罗和吉尔吉特取得胜利前的土蕃状况予以审视，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形势。这也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喀布尔沙和那位藏人指挥官的投诚对伊斯兰教在土蕃及其属国的传播无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