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选择佛教
回鹘人使用和东突厥人一样的采纳域外宗教的标准。605年，中国隋朝军队帮助东突厥人征服吐鲁番后，他们首先选择了佛教作为官方宗教。显然，隋 朝在佛教护佑下统一中国的军事胜利给他们和东突厥人一样留下了深刻印象。隋朝开国者自称是佛教普天下之君主（转轮圣王），回鹘和东突厥首领都自称为“菩提王子”。然而，和东突厥人一样，回 鹘人最初信仰了一种中亚形式的、而非中原形式的佛教，以防汉文化之同化。和东突厥人一样，他们基本上信奉了在吐鲁番的吐火罗 – 于阗式的佛教形式，其中混合了突厥传统和一些中国北方的要素。
隋朝统治二十九年即为唐朝（618 – 906年）所取代。尽管早期的唐朝皇帝们恢复了政府选材的儒家考试并提倡道教，他们对佛教也以予支持。事实上，隋朝和早期唐朝是中国大多数佛教宗派发展传播的高峰时期。尽 管东突厥人视佛教为他们丧失第一帝国之原因，当前的回鹘人显然既没有将618年的隋朝降唐、也没有把自己在6世纪30年代将吐鲁番失给唐朝军队视为佛教之过。他们忠诚地与唐朝保持结盟并继续信仰佛教。
佛教在中国唐朝和土蕃发展所带来的困惑
自684至705年武则天篡位以来，唐朝军队尽管在诸多方面高奏凯歌，但玄宗皇帝征用僧侣为兵、向寺院抽税以供军事行动等行为已经不断削弱了军事实力。740年，玄宗限制了汉僧的数量，驱 逐了唐朝境内的所有域外僧人，取消了寺院的税收豁免地位。尽管施行了上述举措，751年，唐朝军队还是在西突厥斯坦的怛逻斯河战役中失利；755年，安禄山叛乱，玄宗被迫退位。
744年，回鹘首领牟羽可汗推翻东突厥人统治，承袭了突厥圣山乌都犍的保护者角色。他所处形式和前任回鹘诸首领们的形式截然不同。道义上讲，他为所有突厥部落负责。可 汗无疑清楚了解暾欲谷对佛教导致泛突厥尚武价值观丧失的批评。对佛教的这一批评由于玄宗在西突厥斯坦和长安令人赫颜的失败而变本加厉。从突厥一方看，唐朝皇帝显然对清除导致军力衰退的佛教的努力不够。
此外，安禄山叛乱不久前几个月，藏王墨阿聪因为支持佛教而遭到暗杀。土蕃 – 这一地区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此时正处于压制佛教的阶段。因此，要选择一种宗教以团结民众，牟 羽可汗可能不会因选择佛教而获得突厥人的效忠。另一方面，他也因受阻而无法选择腾格里崇拜和突厥萨满教的混合形式作为信仰，因为这是他打败并取而代之的东突厥人的信仰。很明显，传 统宗教并没有力量去维系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民族。
选择摩尼教的理由：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一个半世纪以来，回鹘人和中国唐朝或多或少保持着同盟关系。在唐朝无力平复安禄山叛乱之际，回鹘人通过做到这一点显示了其军事上相对唐朝的优势。不过在当时，回鹘可汗们仍然希望和中国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尽 管回鹘人掠夺了长安和洛阳，唐朝廷依然希望与之保持友睦关系。
713年，东突厥权臣暾欲谷引领了帝国复兴萨满教和腾格里崇拜之传统，他劝服默啜可汗（统治时期692 – 716年）将粟特社团逐出蒙古里亚。粟特社团包括佛教徒和摩尼教徒。唐 朝廷容许这些粟特人加入已经在中国长安和洛阳留居的粟特人当中。然而732年，玄宗禁止汉人信仰摩尼教并将其限制在域外社团中。八年后，他驱逐了所有域外佛教僧人，但仍然宽容信仰摩尼教的侨民。如 果回鹘人信仰了这一后起宗教，他们可能不会触及唐朝的宗教政策而继续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然而，做出这一选择还别有原因。
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
回鹘人试图扩张疆土，尤其想进入塔里木盆地以控制利益丰厚的丝绸之路贸易。中国唐朝仅在吐鲁番、别失八里、库车和喀什噶尔的丝绸之路北线有微弱的力量存在。藏人在丝绸之路南线的存在力量也比较薄弱。然 而粟特商人在这些绿洲城邦随处可见，在吐鲁番尤盛。
在唐朝皇帝仓皇逃窜之际，回鹘人平定了安禄山之乱，成为时势英雄。唐朝不仅颜面尽失，而且对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其余地区的有效控制也更加式微。尽管中国唐朝在712年给予粟特人政治庇护，但 在驱逐了其中的佛僧以后，朝廷无疑对粟特社团失去了信心。如果回鹘人采信粟特的主流宗教，他们会被欣然接纳为吐鲁番粟特人的保护者和领主。这将给他们在塔里木盆地得到立足点以便进一步扩张，同 时也增加了控制丝绸之路的可能性。
改宗摩尼教
无疑怀着这样的思想，牟羽可汗在762年宣布摩尼教为国教，因为佛教当时还不是一个可行的备选。此外，摩尼教强调通过光明力量战胜黑暗力量获取胜利，这可能给一个好战的民族会留下比佛教更合意的印象。牟 羽可汗吸取了第一、第二东突厥王朝的经验，借用粟特字母而不是粟特语言，修订应用于回鹘文书写。可汗将文字应用于行政和宗教，雇用粟特人将摩尼教典籍翻译成回鹘语。
粟特人已经有将佛教典籍译成古突厥语的经历，在第一、第二东突厥王朝间隙（630 – 682年）他们又开始将佛经翻译成母语。这正值蒙古里亚和吐鲁番，以及整个塔里木盆地被中国军队征服之际。粟 特译师们主要利用汉语资料，因为他们对汉式佛教传统和汉语最熟悉。中国唐朝在政治上处于主导地位，粟特佛教徒可能最终觉得他们的身份受到足够的威胁，应该采取措施与汉文化拉开距离以免被同化。因 为在回鹘人委托粟特译师们翻译回鹘语摩尼教典籍时佛教徒依然在进行翻译活动，而且粟特人已经使用过和回鹘语有关系的古突厥语，所以新的摩尼教的宗教经典翻译过程当中他们自然会借用为数可观的佛教术语。
对改宗摩尼教的普遍抵制
作为回鹘人从605年至630年代统治吐鲁番之后果，许多回鹘人、特别是军人和普通民众已经改宗了东突厥形式的佛教。但是，在回鹘人扑灭安禄山之乱后，牟 羽可汗在洗劫长安和洛阳时率众毁坏了上述两都城的所有佛教寺院。他还接着下令破坏在他统治范围之内所有佛教寺院，甚至包括远至西突厥斯坦北部的七河流域（现哈萨克斯坦境内）。牟 羽可汗这样做无疑试图重新肯定泛突厥的尚武传统，通过显示佛教的更加式微以证明他选择摩尼教的正确性。
然而毫无疑问，当时有大量回鹘士兵仍然信奉着一种佛教、腾格里崇拜和突厥萨满教的混合形式。牟羽可汗迫使其臣民接受摩尼教便说明了这一点。牟羽可汗将民众以十人为一单位组织，其中一人负责宗教事务。不过，这 一粟特人的主要宗教从来没有在回鹘人中广泛传播。这一信仰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贵族阶层为摩尼教所吸引是由于它突显了在道德上高于所谓“肮脏民众”的纯洁虔诚的宗教精英。回鹘人统治蒙古里亚时佛教无疑在这些“ 肮脏民众”中继续流传。
此外，回鹘贵族本身也并非毫无例外地完全投身摩尼教。在改宗这一国教二十年后，骨咄禄（统治时期780 – 790年）暗杀了在财力上过度支持新宗教的牟羽可汗。僭夺汗位后，骨咄禄请求大主教弟茂德（ 统治时期780 – 819年）将他统治区域作为聂斯托里教派的一个大主教教区。然而，这一基督教形式如同摩尼教，基本上也是粟特人的宗教。支持这一宗教自然符合回鹘人赢得和塔里木盆地民众之间联盟的基本策略，后 者在经济上由粟特商人主导。
中亚改宗模式总结
东突厥人和回鹘人的改宗例子对中亚突厥诸民族改变宗教信仰现象具有说明性质。 当这种改宗是统治者基于自愿而为时， 它们在绝大程度上是出于擢取权利或者经济利益而精心算计的政治策略， 而不是一种信仰抉择。
对于上述改宗，一个人不应该过于嘲讽，将之归于纯粹马基雅维里式的动机而毫无信仰考虑。在选择要改宗的宗教中必然有和土著文化中的思想相共鸣的因素；否则，无人会与之发生关系。不过，一 个人也不应该理想主义，把富有好战传统的中亚民族统治者们在这类事情上的决定看作是纯粹因为基于某一宗教在复杂错综的形而上学方面优于另一宗教。当一个宗教提供了赢得胜利的超自然力时，他们对此印象更为深刻，从 而改变民族宗教以为自己的扩张寻求类似支持。
东突厥人和回鹘人的改宗事例如此，藏王松赞干布6世纪中对佛教的兴趣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9世纪早期，当伊斯兰教可能帮助土蕃通过与阿拔斯人的联盟获取更多疆土时，年 轻的杜松芒波杰朝廷对伊斯兰教持开放心态。而当这种好处不会降临时，他们对穆斯林的信仰也就兴趣了然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