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处理烦恼

我的身份背景和所受的训练是翻译工作者。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从事佛教方面的翻译和讲座。我发现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对佛教的误解似乎在于翻译源语术语和理念时所选择的英文表达。英文译语中的很多词汇出自上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之手,因此其中一些色彩强烈的内涵却是原本亚洲的源语术语中没有的意思或内涵。例如,我们谈论的问题(problems)通常被译作“苦难(suffering)”。如果我们大谈苦难,那么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佛教是一个很悲观的宗教,因为它认为每个人的生活中充满了苦难。这似乎在说我们没有快乐的权利。如果我们对一个生活舒适、家道盈实的人说“你的生活中充满着苦难”,那个人就会为此辩护,可能会说:“你什么意思啊?我有摄像机、有好车、有快乐的家庭。我没有苦难。”

因为苦难(suffering)一词令人深感沉重,所以他的反应很合理。反之,如果我们将这同样一个佛教概念译作“问题”,然后我们对某人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么富裕,不管你有几个孩子,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一定的问题” ,这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因此,我想用与常见的术语略有不同的藏传佛教术语,谈一谈上面的问题。

轮回是无法控制、重复发生的问题。它是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对此无法控制,它持续往复地发生 – 例如,总是遭遇挫折、总是担心或焦虑。那么,它们的真正“因”是什么呢?佛陀探讨说我们不仅如何样会面临“真正的问题”,也探讨说这些问题有真正的原因,并存在断绝它们的可能。断绝它们的方法、达到对它们的“灭”就是走“正道”,即培养“正道心” – 对消除因的方法的理解。原因一旦被消灭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

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这些无法控制、重复发生的问题的真正的“因”是我们不认识现实。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到底是谁,他人到底是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世事到底是什么。我用了“不认识(unawareness,无明)”而不是“无知(ignorance)”。无知听起来好像有人说你愚蠢、不会理解。恰恰相反,我们只是不认识而已,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对它的体验处于心理层面上的不安全感。因为这种不安全感,我们想紧抓某种紧实的(自我)身份、某种“我”:“我不知道我是谁、我如何存在,因此我要紧抓一个要么真正的、要么虚幻的自我,说这就是我,这就是真正的我之为我。”

例如,我们能够紧抓父亲这一身份认同, “这就是我。我是父亲,在家里我一定要受到尊敬。孩子们对我一定要有一种尊敬和服从的态度。”如果我们一生的整个定位是为人之父,那么很显然这会给我们带来一定麻烦。因为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不尊重这一点,那么就有问题了。如果在办公室里,人们并不视我们为“人父”,或者另有人值得受到这种尊敬,这又会很让人烦恼。如果在家里我是一家之长,但是在办公室,别人瞧不起我,我低他人一等,而我又必须尊重他们,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对父亲这一身份认同紧抓的太紧要求别人尊重,那么在办公室里当别人并不那样对待我们时,我们就会很不愉快。

我们也可能认同自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我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我就是这样;我就应该这样。”然而,如果我们生意赔了或者生意萧条,我们就彻底完了。如果商场失意,有些人可能甚至自杀或作出各种可怕的事情来,因为失去了他们紧抓不放的这个强烈的身份,他们看不到生活如何继续。

或者,我们的身份认同基于强健:“这就是我;我是一个强健、英俊、富有魅力的男人。”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变老,失去了强健的体魄,这会使我们疯狂。如果这是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他就会完全被打垮。他不愿意看着生活中各种事物都在变化,而他的这一身份也并不永恒。

我们可能还会认为我们属于传统之人,因此一切都应该按照传统的办法去做。当社会变化,年轻人不再遵循我们的认同所依附的传统时,我们可能非常生气失望、感到很受伤害。我们可能真的无法想象,我们怎么可能生活在不遵循传统的中国习俗、不遵循我们得以成长的传统方式的这样一个世界。

另一方面,作为年轻人,我们可能将我们的身份认同基于一个现代人:“我是当今世界的现代人;我不需要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紧抓这个认同不放,那么我们的父母就会强烈坚持,要我们遵循传统价值观,以传统的方式对待他们;这样,我们自己作为现代人,就会感到充满敌意,感到非常恼怒。我们可能不会说什么,但内心会认为因为对自身作为现代人的认同,我们不需要在传统新年时节去探望父母;我们不需要做所有这些传统的事情,这样我们又会惹来很多麻烦。

我们还可能以工作为身份认同。因此,当工作不顺利时,我们只根据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来考虑自己,这样我们就无法灵活圆通了。当我们无法去做此前所从事的工作时,觉得我们完蛋了。我们看不到有进入另一行业的可能性,也看不出我们并非总是必须要从事某项专门工作。

我们紧抓上述各种身份认同,以之为使自身感到安全的方法。我们心怀这样一些想法,如我们是谁、我们遵循何种规则、我们生活中需要哪种东西。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恒常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真正的我。基于这种自我观念、这种自我意象,结果我们就会产生各种烦恼情绪来支撑这种身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仍然对这种身份认同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觉得必须得证明它、维护它。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在家里我是父亲”,那么仅仅觉得我在家里是父亲是还远远不够;我们还要维护这种权威。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在家里的这种权力,确保每个人都要向我尊服叩头,因为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仍然是父亲。对我们来说,只知道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个认同受到了威胁,我们可能充满防范意识,或者,为了有所证明,我们可能变得非常富有攻击性和侵略性。“我一定要证明我是谁。我一定要证明我还很强健、富有魅力”等等,这样我们可能会出去再找一个妻子,或者另觅新欢,以证明我是谁。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

欲(诱惑)和贪(贪婪)

烦恼情绪和态度是伴随我们努力证明或坚持某种切实的认同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这些烦恼情绪可以分为好几种,例如欲和贪。当我们为了确保某种认同而想得到某种东西时,就会产生贪婪。例如,如果以父亲或家长作为认同时,我们就可能会想,“我一定要得到尊重;我一定要让孩子们在新年时来看我,对我言听计从。”不知何故,我觉得如果得到了足够的尊重,就会使我感到很有安全感。显然,当我得不到那种尊重时,就感到受到了伤害,可能很恼怒。

同样,我还可以认为幸运儿是我的认同。“我应该总是有好运、有福气,打麻将时我一定要常赢牌。”如果这是我的认同,那么我认为如果打麻将时我总是赢牌、其它的赌博中我也总是赢,这样才能使我有安全感。或者,我可能要常去算命先生那里,或者在汉传佛教寺庙里抽签寻找最佳答案,这样不断重复肯定我是成功的、我还可以。我在自身的业务能力上太没有把握了,因此觉得自己不会成功。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得到预兆,不断地从神仙那里得到预兆,或者不断地从任何一个能使我有安全感的人那里得到预兆,于是,我总是被迫做这方面的尝试。

我还可能觉得“在我这一行当中我是权威。我受到权力的吸引,而权力会使我有安全感。”这种态度起源于几个不同的心理结构。可能基于“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这样一种感觉;也可能基于“我不是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但我需要这种权力来支持我” 这样一种感觉。这样,我们感到“如果我能够让办公室里的每个人服从我,照我说的去做,这就会使我有安全感。”或者,如果家里有仆人,为了证明我的主人地位,他们应该照我说的去做这种想法总是吸引着我,我甚至可能命令他们去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这都仅仅为了证明谁在负责。

一个人也可能沉迷于关注。作为年轻人,我们可能认为:“我穿着讲究、摩登,如果我能跟上最流行时装、最新的录像或CD、各种时尚杂志上风行的最新款的东西,这就能够保证我的认同。”

可能有不同的途径、众多的事物让我们关注,让我们觉得如果将这些据为己有、集聚的足够多 – 足够多的钱财、足够多的职业、足够多的权力、足够多的关注或足够多的爱,就会使我们有安全感。这些当然不会有什么作用。实际上,如果这些能起作用,我们就某一程度上感到足够了,因此能够完全满意。但是我们总是感觉不够,想要更多,得不到时就恼羞成怒。愤怒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产生途径。

排斥和敌意

我们努力试图使之成为似乎切实认同的另一种机制是排斥、敌意和愤怒 – “如果能够从我身边拿走我不喜欢的、威胁我的认同的那些东西,我就会有安全感。”因此,如果我以我的政治观点或我的种族或者我的文化为认同的基础 – “如果我让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肤色相异、信仰不同的人从我身边走开,就会使我有安全感。”或者,如果我的仆人所做的和我所要求的略有不同,或者我办公室的人办事方式和我所要求的略有差异,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够纠正他们,如果我能够改变这些,我就会有安全感。”我喜欢我的文档按照一定的方式摆放在桌子上,但是办公室的另一个人却用另一种方式在整理我的文档。不知何故,我们感觉到这是在威胁 – “如果我能让他们按我的方式行事,我就会有安全感。”这有什么区别吗?这样,为了从身边拿走任何威胁我的事物,我们对他人敌意相向。

或者,如果我们以“某人永远是对的” 为认同的基础,那么如果有人不赞同或批评我们时,我们就会非常戒备、充满敌意和愤怒。而不是心怀感激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样我们能够变得更加成熟、有所进步;或者即便他们的批评不公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自我检点以确定我们没有松懈或有失误 – 我们给对方恶语相向,或者我们的行为中充满敌意、消极地对这个人视而不见、不睹不问。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觉得不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认为那个人在抵制“我”,而我总是对的,因此为了保护这个切实的“我”,我们排斥对方。

极度保守的愚昧(昧)

另一种机制是极度保守的愚昧。从根本上讲,这就是砌墙自困 – “如果有什么威胁我、威胁我的认同,我就装作它根本不存在。”和家里人有麻烦了、或者在工作中有麻烦了,我们回到家里,满脸冷漠,好像什么麻烦也没有发生。我们不想谈论它;我们只是打开电视,装作根本就没有什么麻烦。这就是一种极度保守的态度。孩子们想谈论他们的麻烦事时,我们只是推开他。“我认为我们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家庭是完美的;我家遵循所有的传统。我们怎么能够以为家里有问题,破坏这种平衡、破坏这种和谐呢?”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这种态度就是极度保守的愚昧。

当我们有了上述这些不同类型的烦恼情绪,接下来就是心中出现各种冲动。这就是业力所指。“业力”的意思并不是运气或命运。不快乐的是,很多人似乎认为“业力”就是指运气或命运。如果一个人生意惨淡或者某个人被车撞了,我们可能会说,“唉,真倒霉,这就是他们的业呀。”这几乎和说“上帝意欲”是一样的。

在讨论业力的时候,我们不谈上帝的意志、也不谈命运。我们要谈的是冲动,出现在我们心中想做事的各种冲动。例如,由于我们心中出现了生意上做出某种决定的冲动,结果成了一个糟糕的决策;或者要求孩子尊重我们的冲动;或者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嚷大叫、要求他们不能自行其事而要按我说的去做的冲动。出现在我们心中的还有一种冲动,就是板着脸打开电视,对别人的话甚至寸耳不闻。上述各种冲动、即业力出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它表现出来,从而产生了不可控制的反复生发的问题。这就是它的运行机制。

我们可能总是有感觉焦虑、担心工作中的地位、担心家里的事情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紧抓“我一定要成功,通过成功使双亲高兴、使社会满意”这样一种紧实的身份,我们努力通过否认使我焦虑的问题来维护这种身份。我们变得极端保守、极端心胸狭隘。因此,尽管家里或者工作中我们各种麻烦不断,但它们只停留在表面之下,每个人只是佯装笑脸。然而,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各种担忧和紧张,这些以后可能会在冲动中爆发,导致暴力,而这种暴力常常针对家里或者工作中与此无关的某一个人。接着又引发更多的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造成无法控制、反复发生的问题的各种机制。我们可以看出,这和我们的各种情绪有关。问题自然就出现了,这些情绪都是麻烦制造者吗?这些情绪都给我们带来问题了吗?

我们必须区分出非常正性(积极)的、建设性的情绪如慈爱、温和、友爱、宽容、耐心和善良,以及负性的、破坏性的情绪如贪婪、敌意、心胸狭窄、骄傲、自大、嫉妒等。巴利文、梵文和藏文中没有“情绪”一词。我们可以谈论正性的或负性的,但是没有一个像英语中这样能够涵盖二者的普通词汇。

当我们谈到某种产生后使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的情绪或态度时,它们就是一些烦恼情绪或令人烦恼的态度。例如,我们可能对某一事物产生一种迷恋或着迷,从而使我们感觉心神不定。我们可能急于想受到尊敬,或者紧紧抓住某人给予的爱、关注、赞同,因为我们依恋这个人,想紧抓他或她的赞同不放,从而使我们感到有安全感、感到自身有价值 – 这些都是因为贪婪而起的烦恼情绪或态度带来的问题。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心怀敌意时就会感觉到心烦气躁;或者,如果我们心态极端保守,这也是一种不安感。这些态度都是麻烦制造者。因此,我们一定要将正性的情绪和负性的情绪区分开来,例如慈爱。

在佛教文化中,慈爱被定义为一种正性情绪,它让我们祝愿别人得到快乐,种下快乐之因。慈爱自身基于这样一种推理:我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同样想得到快乐,没有人想要麻烦缠身。每个人同样都有得到快乐的权利。像对待自身一样关爱、珍惜别人就是慈爱。这是一种希望别人快乐的关怀,而不管他做了什么。就像母爱一样,即便孩子弄脏了她的衣服、甚至吐到她身上了,妈妈仍然爱他。这没什么,妈妈不会因为孩子病了或呕吐到她的衣服上了而不爱孩子了。妈妈的关爱会一如既往,妈妈仍然希望孩子快乐。然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爱是一种依存性或需求性表达。“我爱你”意味着“我需要你,别离开我,没有你我无法生活,你最好这样或那样做,做一个好妻子或一个好丈夫,情人节的时候常要给我送鲜花,只做让我开心的事。如若不然,那么我就恨你,因为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

这种态度是一种烦恼情绪,不是佛教观念中的慈爱。慈爱是一种关切,不管他们是否给我们送了鲜花、不管他们是否听我们的话、不管他们对我们亲切友善还是对我们行为粗鄙甚至排斥我们。爱是希望他们快乐的一种关爱。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我们谈及爱和与此类似的情绪时,正性的和烦恼的情绪可能同时存在。

现在,我们终于谈到愤怒了。愤怒是什么?愤怒总是让你情绪混乱。发怒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更快乐。愤怒不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好,不会让我们的食物吃起来更美味。当我们生气苦恼时,我们感到不舒服,难以入眠。我们不一定得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对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发生的事很生气,这可能使我们消化不良或导致胃溃疡,或者晚上失眠。我们可能因为压抑怒火而要体验随之而来的很多麻烦,如果我们将愤怒发泄出来,满脸敌意或者冲别人大发雷霆,就是猫狗也不会和我们待在一起。它们会偷偷溜走,因为我们的在场、我们的愤怒使它们倍感不自在。

愤怒是一个根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饶益之物。如果愤怒使我们如此气盛或如此失意,我们必须得发泄它,我们会爆发,诅咒对方,对他施以邪法,那么这些真的能使我们感觉好一些吗?看着别人受伤害、情绪低落就能使我们感觉好一些吗?或者我们太气恼了,觉得一定要撞墙发泄。难道撞墙真的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吗?不,显然不是这样,撞墙伤害我们自己。确实,愤怒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如果塞车时我们恼羞成怒地不断按喇叭、咒骂别人、大喊大叫,这有什么好处呢?那能让我们感觉舒服一些吗?那能让车辆走得更快一些吗?不,这只能让我们在众人面前丢脸,因为他们会说,“那个不停打喇叭的白痴是谁呀?”显然,这于事无补。

如果建立在对别人大喊大叫、恶意地冲别人大声叫嚷、排斥别人的基础上的像愤怒这样的烦恼情绪和冲动性的行为是我们的问题的原因,那么我们是否总和它们有冲突呢?这是我们必须要体验的东西吗?不,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烦恼的情绪并不是心性的一部分。如果是,那么我们的心总是紊乱不平的。即便在那些最严重的事例中,也有不受愤怒情绪干扰的时候。例如,当我们最终安然入睡时,就不再体验愤怒。

因此,在一定的时段内没有如愤怒、敌意、怨恨等烦恼情绪是可能的。这表明这些破坏性情绪并不是恒常的;它们并不属于我们心性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是可以被去除之物。如果我们能够终止愤怒的原因 – 不是肤浅地、而是是从最深层次上 – 克服怨恨、获得内心的平静是完全可能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去除所有的情绪和情感,成为《星际迷航》中的史波克博士那样的人,成为一个机器人或一台电脑一样没感情的人。我们所要去除的是因为困惑(昧)、缺乏对我们到底是谁这一真实的正见而产生的烦恼情绪和不安态度。在如何去除它们方面,佛教教义里有着极其丰富的方便法门。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动机(起信)或基础促使自身去努力去除我们的愤怒以及各种烦恼情绪和不安态度。如果没有去这样做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因此,动机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做出如下考虑来培养动机 – “我想要快乐,不想有麻烦。我想改善生活质量。我的生活并不是很快乐,因为我总觉得心中有怨恨、有敌意。我常生气。或许我并没有表现出来,但它确实存在,一直使我深感不快乐、非常沮丧,我的生活质量不是很高。除此之外,这让我消化不良,感到不舒服。即便是我喜欢的食物,我也无法享用了。”

毕竟,生活的质量并不是我们自身可以把握之物。佛陀给我们的最伟大的言教之一就是对于生活质量,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我们并没有被注定要一直不快乐地生活着。我们可以对它有所作为。

那么,我们会想,“我不但想现在或者当前这样一个短时间内提高我的生活质量,我也有这方面的长期打算。我不想让事情这么糟糕、甚至更糟糕。因为,举个例子,假如我现在不能消除我的敌意和怨恨,而把它埋在心里,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糟,我可能患上胃溃疡。我可以发泄愤怒,做出些可怕的事来,例如诅咒别人或给他施以邪法,一定想着要摧毁他们。这样,就导致别人来复仇,诅咒我和家人。转眼之间,我们就有了一个很不错的电影或电视剧本。”

如果我们预先就不想让这些事它发生,我们会为此行动,努力消除愤怒,这样麻烦就不会升级。进一步说,我们可能希望不仅要把问题缩小,而且更好的做法是除掉所有麻烦,因为即便有一丁点的敌意和怨恨都不令人开心。因此,“我一定要培养坚固的决心,摆脱所有麻烦。”

通常,我所说的“成就解脫的決心(determination to be free)”被翻译成“出离心(离,renunciation)”,这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翻译。这常常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应当放弃一切,去住在山洞里。这根本不是我在这里所宣扬的。我们所讨论的是真诚、勇敢地直面问题,认识到这些麻烦缠身是多么地荒谬,因此决心“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已经受够了。我厌倦它们了;我烦透了。我一定要从中脱身。”

这里所培养的就是成就解脫的決心,有了这种决心就能培养放弃我们陈腐的、扰乱人心的思维方式以及言行的决心。这至为紧要。除非我们下了坚不可摧的决心,否则我们不会对此全力以赴。除非全力以赴,否则我们寻求解脱的努力只能是三心二意,我们也将永远无法达到目的。我们想得到快乐,但什么都不想放弃,例如我们的不良习气和负性情绪。这将永无成功之日。因此,一个人拥有这一强大的出离心,下决心断灭麻烦,发愿弃绝麻烦及其原因,这至为紧要。

在接下来更高一级的层次上,我们需要思考,“我一定要消除愤怒,不仅仅为了我个人的快乐,也为了我身边的所有人。为了我的家人、朋友、同事和整个社会,我一定要消除愤怒。出于对他人的考虑,我一定要克服它。我不想让他们有麻烦,让他们感觉不快乐。如果我想着要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这不仅会让我丢脸,也会让我的整个家庭蒙羞。这也会给我所有的同事抹黑。因此,出于对他们的考虑,我一定要学着控制、应对坏脾气,消除它。”

反思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动机。“我一定要消除愤怒,因为这有碍于我帮助他人。如果别人需要我的帮忙,例如我的孩子们、同事或者父母,如果我非常烦闷,或者因为愤怒或仇视而烦躁不安,我怎么能出手相助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因此,个人积极努力,踏踏实实地培养各级层次的动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不管出离愤怒的方法会有多么复杂,如果担心没有强大的实践的动机,我们就不会去做的。如果我们不去实践所学到的方法,那有什么意义呢?因此,第一步就是要考虑动机的问题。

我们能够用于克服愤怒的实用方法有哪些呢?愤怒被定义为一种念想对某一生命物或非生命物施以暴力的激动的思想状态。

如果我们关注一个人、一只动物、一种形势或某一物体但并不喜欢他(它),因此我们想针对它表现出某种暴力或焦躁,想通过一种粗暴的方式改变它,这就是愤怒。因此,愤怒是一种不宽容、缺乏耐心的状态,同时还伴有伤害任何我们无法容忍之物的意愿。一方面,愤怒与耐心相对,耐心与不宽容相对;另一方面,他又与慈爱相对。因为慈爱是希望别人快乐的意愿,慈爱与希望别人受伤害的意愿相对。

在某事的发生与我们的愿望相违的情况下,我们常常产生愤怒。人们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行事。例如,他们没有向我们表达敬重,工作中不听话,或者对工作中的承诺自食其言。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就非常生他们的气。另一类例子是,可能有人踩着我的脚了,我们对他很生气,因为我们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还有各种办法来应对这些情形而不需要诉诸愤怒。

八世纪伟大的印度佛教大师寂天给提供了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思路。请容许我把他的著述口译出来,他说,“如果我们在某种困境下,能够有所作为加以改变,那么何必要担心和生气呢?去改变就行了。如果我们无能为力,那么何必要担心和生气呢?如果无法改变,愤怒与事无补。”

假设我们要乘飞机从槟城去新加坡,但当我们到达机场时发现机票已经超额预定了,已经订完了。这时候生气毫无意义。恼怒并不能帮助我们乘上飞机。但是,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情来改变这一形势 – 我们可以乘坐下一趟班机。为什么要生气呢?订下一班机票,给新加坡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晚一点到达,这不就了结了吗。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如果电视坏了,我们为什么要生气地拍打电视、诅咒电视呢?修理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形势,不必发脾气,去改变它。

如果我们无能为力去改变形势,例如像遇到塞车,那么我们只能接受现实。我们的车前面并没有安装激光枪可以摧毁挡在前面的所有车辆,或者能够像有些日本卡通片中那样可以飞越其他车辆。因此,我们只能温和地接受现实,这样去想,“好吧,我在车里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录音机听一些佛法教义,或者欣赏音乐。”在大多情况下,我们如果知道碰上塞车,我们可以通过收听录音机来等候。如果我们了解必须要在这种交通状况下开车,我们可以好好地利用塞车时间。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办公室或家里的事等等,努力给它们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对于改变困境我们无可作为,那么努力尽量利用好它。如果黑暗中碰伤了脚趾头,或者跳下来时摔倒了,我们就尖叫大嚷,这能使我更好受一些吗?美国谚语中称之为“疼得跳舞”。疼得让你上蹿下跳、蹦跳不已;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我们对此做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痛苦并不恒常,它会消失。痛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蹦跳不已尖叫大嚷也不能使我们更好受一些。我们想要什么呢?我们想要的是让人人都来这样说吗?“哦,你真可怜,你的脚趾头受伤了。”如果一个婴儿或小孩伤着自己了,那么母亲会走过来亲一亲他,让他感觉好受一些。那么,我们也期待着人们也那样对待我们吗,就像对待婴儿那样?

排队或等候公交车时,如果我们想着无常 – 我并不会永远就是队里的第三十二号或第九号,终究会轮到我,这会有助于我们忍受这种情形,我们就能够以别样的方法利用这一段时间。印度有一句谚语,“等待自有其乐”。的确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必须要排队等候或等候公交车,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关注队列中或站台上的其他人、关注办公室里的事,等等。这有助于我们培养对他人的关心和悲悯之心。如果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可以建设性地利用等待的时间而不是花上半个小时去骂骂咧咧。

寂天的另一条建议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拿棍子打我们,我们生谁的气呢?我们是生拿棍子的人的气呢?还是生棍子的气呢?”如果我们做逻辑性的推导,我们应该生气的是棍子,因为是棍子打疼我了!但这是荒谬的。没有人会生棍子的气;我们生那个人的气。我们为什么生那个人的气呢?这是因为是那个人操纵着棍子。同样,如果我们想得更远一些,那个人受了他(她)的烦恼情绪的操纵。因此,如果我们要生气,我们应当生那个人的烦恼情绪的气,是它让那个人用棍子打我们的。

于是,我们会思考,“那个烦恼情绪是哪里来的呢?它不会是无中生有的。一定是我做了什么事激发了它。我一定做了什么事让那个人生气了,因此他拿棍子打了我。同样,我可能曾请求某人帮忙,遭到拒绝时我就生气了。我因此受到了伤害。唉,如果我想一想这件事,实际上是我自己的错。我太懒,不想自己去做。我要别人帮我去做。他(她)拒绝时我就生气了。如果我自己没有那么懒,我就永远也不会请求那个人做什么,也就不会有这所有麻烦了。如果我要生气,我应当生我自己既懒又笨、要人家帮忙的气。”

即便并非全部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也需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存在操纵了别人的那种烦恼情绪。例如像自私,“他拒绝给我帮忙。那么,我一直帮别人吗?我是那种总是乐于助人的人吗?帮忙及时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为什么要盼着别人尽全力来帮我呢?”这是处理愤怒的另一种方法。

我前面提到过,愤怒并不总是要通过大嚷大叫或打骂别人表现出来。根据定义,愤怒是一种烦恼情绪,产生以后会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因此,即便我们把愤怒压制在内心,从不表现出来,它仍然在内心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使我们非常不安。此后,它会以一种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对此,我们需要运用我刚才所说的对付我们心中深藏未露的愤怒的同样方法。我们必须转变态度。我们必须培养耐心。

目标型耐心

耐心有很多种类型。首先是目标型耐心。它的理念就是没有人会无的放矢。在美国,小孩子们玩一种小游戏。他们给小伙伴裤子的屁股上别上或者粘上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踢我吧”。他们称这个纸条为“踢我”招牌。这样,不管谁看到那个小孩儿身后的“踢我”字样,就会给他一脚。与此类似,对目标型耐心,我们应当这么考虑,我们是如何通过自身过去负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在自己的屁股后面别上了一个“踢我”招牌。这正是我们身上发生各种麻烦的原因。

例如,假设我们在大街上遭抢了。我们应该去这样想,“如果我不是因为过去或前世负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而成为目标,我就不会产生在那么黑咕隆咚的大街上正好有一名劫匪等着抢劫的时候上街的冲动。我通常不去那里,偏偏在那个晚上我想去那条黑咕隆咚的大街。通常我很早就回家,偏偏那个晚上我却有了和朋友多待一会的念头。而且,恰巧在劫匪等着抢劫时我来到那条街上。我脑子里怎么会产生那种冲动呢?这一定是我以前做过伤害这个人的事,根据因果报应这个业缘现在成熟了。”

冲动以业力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想,“我在消减过去的不善业。我应当为能够这么轻松地摆脱它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本来可能会更严重。这个人只是抢劫我了,他也可以朝我开枪。因此,我现在应当感到很轻松,这个不善业这么轻巧地瓜熟蒂落了,我和它之间完全结束了。不管怎么样,它并没有糟糕透顶,很不错,它被除掉了,从我身上除去了。我再也不背负这份业债了。”

这种想法很有饶益。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到海边度周末。我们要开车走好几个小时。从城市到那里有很长一段路。大概上路一个半小时,我们听到车上传出奇怪的噪音。我们把车开到路边一家车站。修车工检查了车,说我们的车轴裂了,我们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必须得找一辆拖车,把我们拉回到市里去。我和我的朋友本可以为此很生气、很沮丧,因为我们本想去那片可爱的海滩度周末。但是我们心态不同,我们对此看法也截然不同。“哇,这真是不可思议!发生了这档子事真是大幸。如果我们一直走下去,车轴就坏了。可能会发生一场可怕的车祸,我们两个也就完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一业缘就这样圆满结束了。我们这么容易就消除它了。”因此,我们心平气和地找了拖车回到城里。到城里后,我们借了另一辆车,开始了另一个周末计划。

你可以看出,我们有多种体验上述情形的方式。为此生气、沮丧根本于事无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这是在消减我过去的不善业。现在,这个业债成熟了。真不错,它现在结束了。它本可以更糟糕呢。”这是一种更明智的处理方法。

慈爱与悲悯型的耐心

还有一种类型的耐心称为“慈爱与悲悯型的耐心”。心怀这种耐心,我们视任何向我们发怒、冲我们大嚷大叫的人是狂人、一个精神障碍者。这种耐心还可以用在这些人身上 – 他们在别人面前使我们尴尬或批评我们,他们使我们丢面子、感到恼火。例如,如果一只鹦鹉在别人跟前叫我们的名字不会让我们感觉丢脸,是吗?我们没有理由对一只小鸟生气。否则,那将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同样,如果一个疯子开始冲我们大喊大叫,实际上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丢脸。大家都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会耍脾气。同样,心理分析师不会在病人发怒时跟着发怒,而是对病人更加同情。

同样,我们也要怜悯那些让我们心烦、愤怒或尴尬的人。实际上,我们需要认识到他才是真正丢脸的人,不是吗?我们并没有丢脸。每个人都看得出那个人正在把自己表现得像个白痴。我们应该怜悯他,而不是生他的气。

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人要打我们,我们可以去阻止他。如果我们的孩子大喊大叫,我们一定会努力让她(他)平静下来。我们会阻止他去伤害我们和其他人、或者伤害他自己。关键在于这样做不是出于愤怒。如果我们的孩子调皮捣蛋,我们不会出于愤怒而教育他(她),而是为了孩子自己好。我们想帮助孩子,不要让他丢脸,不要让别人认为他不好。我们教育孩子是出于关心而不是愤怒。

上师培养型的耐心

还有一种“上师培养型的耐心”。它建立在没有上师弟子就无法学习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因此,如果没有人来考验,我们就无法培养耐心。十世纪伟大的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受邀到西藏帮助振兴佛教。这位印度大师随身带了一名印度厨师。这名印度厨师从来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也从来没做过一件让人尊敬的事;他极其让人反感、令人不快。藏人非常尊敬阿底峡,于是就问他,“上师啊,您为什么从印度带上这么一个让人反感的厨师呢?您为什么不把他打发回去呢?我们可以给您做饭呀,我们会做的非常好。” 阿底峡给他们回答说,“哦,他可不仅仅是我的厨师啊。我随身带他来,是因为他是我的耐心的老师!”

同样,如果我们办公室里有人极其让人反感,总是说一些让我们讨厌的事情,我们可以视这个人为我们耐心的老师。有些人有很让人厌恶的恶习,例如老爱打响指。如果没有人考验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提高自身呢?如果我们在车站或飞机场碰到长时段的晚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训练耐心的绝佳良机。“啊,我在磨练呢。我在训练培养耐心呢。现在正是看我是否真的能够做到的时候了。”或者,如果我们从办事的地方很难拿到某些表格,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种挑战。“这就像我练了一段时间的武术,现在终于到了一显身手的时候了。我很高兴。”同样,如果我们正在训练自己的耐心和宽容心,如果碰到了类似的让人反感的情景,那么我们可以满心欢喜地这样去看待,“哈,挑战来了。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对付它,不发脾气、不动怒,甚至内心不会产生什么不快。”

不要失去耐心可要比练武当中碰到的挑战大得多了。这是因为我们必须用心智、用感情,而不是仅仅用我们的肢体或身体的控制力去迎接挑战。如果别人批评我们,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看做是审视我们进步到那一阶段的机会,而不是因此而愤怒。“这个人批评我,或许指出了我身上的某些问题,或许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容许批评,通过改变态度学会如何处理它。如果我们为此而非常心烦意乱,这就会让我们更加丢脸,远远胜过一个疯子冲我们乱嚷嚷带来的羞辱。

对事情本质的耐心

处理愤怒、培养耐心的另一种方法是“对事情本质的耐心”。孩子气的人的行为糟糕粗鲁是本性使然。如果有火,燃烧和热就是它的本性。如果我们把手伸进火里去烧,我想要怎么样呢?火是炽热的,这就是火为什么会燃烧。如果午饭时分我们开车穿过闹市,会怎么样呢?正值午饭时间,就会很拥挤 – 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如果我们让一个小孩子端上一杯热茶,他却把茶溅倒了,我们会怎么样呢?他只是一个小孩子,我们不能期望小孩子不溅到东西。同样,如果我们请求别人帮忙或者在业务上帮点什么,我们达成一致了,但他们又失信了,那么,我们想怎么样呢?人是孩子一样善变的,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伟大的印度佛教大师寂天说,“你如果想做什么积极地、建设性的事情,自己去做吧。不要依靠别人。因为如果你依靠别人,你无法确定他(她)是否会食言、或者让你失望。”我们应该这样去审视这种状况:“那么,我们想怎么样呢?如果失信属于人的本性,我就没有理由再生气了。”

现实范围中的耐心

对付愤怒的最后一种方法是“现实范围中的耐心”,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倾向于给自身、给别人或别的物体贴上切实的认同性标签。这就像想象中根据我们自身的某一方面粗粗地画出一条实线,将这一方面投射成为我们的切实认同。“这就是我;这一定就是我平时的样子。”例如,认为“我是上帝赐予这个世界的礼物。”或者说“我是个失败者,一个失意者。”我们把别人用一条实线勾画出来,说 “他让人厌恶。他一无是处,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然而,如果这就是这个人真实确切的认同,那么他就会一直以这种方式存在。他也必然自孩提时就以这种方式存在。他也必然让人人厌恶,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狗和猫、他的父母亲,因为他是个十足的让人厌恶的人。

如果我们认识到,人们并没有通过一条实线描绘出自己真实确凿的认同或本性来存在,这会再次让我们轻松起来,不会那样生气。我们认识到,那个人的厌恶行径只是一时之事 – 即便时常发生,也不属于他一直必然的表现。

在有困难的情况下,要实践所有这些并非易事。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推理都可称为“预防性措施”。我就是这样翻译“佛法”(Dharma,达摩)的。佛法是我们为了防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我们想通过努力将各种耐心培养成饶益性的习惯来防止我们生气。这正是“观想”的内容。藏文中的观想一词来自“使某事成为一种习惯”,即让我们习惯于饶益性的事。

首先,我们要听一听对不同类型的耐心的解释。接着,我们应该对它们做出思考,从而理解它们,看它们是否有意义。如果它们有意义,我们也理解它们,我们也有想实践它们的动机,那么我们就通过训练和实践把它培养成饶益性的习惯。

这一点通过回顾上述内容就完成了。回顾上述内容后,我们一定要以上述方法去认识事物、感受事物。我们一定要运用我们的想象力设想场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常常让我们生气或烦恼的场景。例如,我们办公室的一名职员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首先,按照本身的样子看待他(她),他(她)也是一个希望快乐、不愿意有不快乐的人。尽管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仍然像个小孩子一样,对自己在做什么并不十分清楚。静静地坐在家里时,如果我们努力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看待他、感受他,在脑海里我们这样排演,那么,我们这样排演的越多,当在办公室里那个人开始令人反感地做事时,我们就能够更容易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做出回应。不是出现向他发怒的冲动,我们的心中可能升起另一种冲动 – 一种更耐心、更宽容的念想。

实践了把对方看做一个顽童,培养了对他的顽劣行为的耐心之后,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了。我们能够看出,当他以这种令人厌恶的方式行事时,丢脸的正是他自己。因此,我们要培养对他的怜悯(悲悯)。我们可以通过观想培养这样去认识、去感受的习惯。耐心地去认识、去感受形成一种饶益性的习惯之后,它会越来越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对那些我们必须得面对的形势,它会成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回应方式。当我们心里出现生气的冲动时,就会有容忍它的空间。我们就不会立马做出反应,会产生一种更积极的念想,让我们以更饶益的方式去行事。

在有关佛教的讲座上,我们通常关注呼吸的感受,每次开讲时计数呼吸二十一次。当我们开始发觉自己生气时,这种办法也非常有效。这也创造了一个空间,我们因此不会表现出负性的冲动而说出伤人之类的话。这会创造出一定的空间,让我们去仔细考虑是否想生气、想为此烦恼。我们想“难道我真的想大闹一场?还是有一种更好地处理办法呢?”观想和培养更多饶益性习惯的结果是,我们会更有耐心地去认识形势,会对他们更富有宽容心。我们的大脑中会产生更富积极性的方法,我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些方法,因为我们想快乐,而这些方法会带来这一结果。

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专注。这就是为什么佛教中有如此众多的培养专注的观修方法。这些方法并不只是作为学习的空洞的练习;修习它们是为了使用和实践。我们什么时候使用呢?我们在有困难的情况下去使用,在我们和讨人嫌的人打交道时、或者在令人生厌的环境下使用这些方法。它们有助于我们专心致志地保持耐心。

然而,我们并不只是通过自我控制或自律来克制不做负性的、破坏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自我控制或自律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愤怒依然深埋在我们内心。我们只是貌似肃厉,内心却备受愤怒煎熬,结果让我们得了胃溃疡。但是,与之相反,当我们正确地运用了这些方法,愤怒甚至不会产生。这不是一个压住怒火、把它窝在心里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取代我们头脑里出现的冲动的问题。我们必须产生积极的念想,而不是让那些必须窝在心里的负性冲动升起。

一旦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仰仗我们的动机,现在我们自己就能够消除我们的麻烦,将来事情就不会恶化。或者,我们不会有任何麻烦之事,有了最高尚、最强大的动机,我们就不会给家里人、给朋友、给我们身边的人造成麻烦,我们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去饶益他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受烦恼情绪和麻烦的困扰。这样,我们就能够开发出自身所有的潜能。

仅通过自制和自律是无法约束自身的负面破坏行为。如果只是单纯地进行自制和自律的话，那愤怒仍会存留心中。我们只是在外表戴上一副坚强面孔，但内在却是愤怒正在燃烧着，而造成我们身心溃疡。但是相反地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些方法，愤怒甚至不会出现。这其实无关控制愤怒并压抑其中;而是关于怒气冲脑的取代方案。与其于内在压抑着我们需要处理升起的负面冲动，还不如让积极动力释放出来。一旦我们能够做到这点，那么基于发心动机，便能摆脱现在的自身问题，并且未来的事情发展也不会变得更糟。或是我们将不会有任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抱持着强烈进展的发心动机，我们将不会对身边周围的家庭、朋友和他人制造麻烦，并且能够尽力助人。我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不再受到烦乱情绪和问题的限制。所以我们将会实现自身的全部潜能。